一次成功的“故事新编”
作者: 周晓坤王幸逸发表于《作品》杂志的《异闻》,是一篇改编自《聊斋志异·长清僧》的“故事新编”体小说。我认为,《异闻》重塑传统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青年作家王幸逸对于“多层次”的传统,有得心应手、浑然天成的化用,也有酣畅淋漓、不留情面的解剖。我一直认为,古典题材不是一个倾泻知识,逞才使气的舞台,而是一面托古思今,重铸精神的镜子,《异闻》使我眼前一亮,并进而思考着一个问题——在当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书写传统?
关于“故事新编”体,我曾看过许多解构历史、戏说历史的小说。老实说,我不大喜欢,因为戏谑的解构似乎只是作者的个人语言游戏,拆解过后,只有令人乏味的、重复而失却先锋性的狂欢与不羁。然而,让我们看看王幸逸是怎么做的?
首先,对于传统,《异闻》保留和借用了什么?
我认为,是基本的故事框架,是语言层面的古典唯美意蕴,还有《聊斋志异》的神秘朦胧意境。基本故事框架的保留,也留下了对古典的尊重。另外,无论是开篇“一榻枕席、一盏鹤灯、一件桌椅、一套茶具、一鼎香炉而已”,这种仿《口技》的古雅场景布局,还是在身体描写中“鹿”“梅”“泉”“月”的意象借用,都极具古味。通过作者的空间塑造,我看到一个檀香袅袅的黛色宅院,月下雾中梅竹杳然。这些物象中寄托着人物的情志、作者的文心,所以才会如此浑然天成、生动真切。
其次,对于传统,《异闻》修改了什么?
一是对传统中习焉不察的恶、劣根性进行毫不犹豫的讽刺、拆解。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提出过“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芽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作者对封建宅院中的一些小传统进行了揭露讽刺:家庭礼教的禁锢、对女性的凝视和流言,忌讳谈性又变态地搬弄与窥探。
二是对原著的故事情节略有调整,相伴主题与古典人格原型也随之改变。在《长清僧》原本中,僧人坚定于信仰,死后转世也要坚持回到寺院,这种主旨是很明晰的。但是,读完《异闻》,我们无法分辨,主人公究竟是真的早已臻于无所执的、菩提本无树的境界,还是因渴望求生而伪饰;小沙弥究竟真是少爷魂魄的暂时寄身,还是与少奶奶“淫奔”而走;除妖老僧究竟是正义的全知者,还是陷于执念不可脱身的执迷者?作者似乎也不想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下人们的众声喧哗,始终是作为一个嘈杂的低音伴随着小说情节发展的,这些窥探的眼睛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窃笑,时而被震慑暂时安静。最后,真相在说书人、下人、官府与老宅主人各怀鬼胎的修改误读中已经不可知了。我认为,王幸逸写出了时代的一种状态,一种在各种媒介下,“真”反而难以确认的状态。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再怎样“油滑”地解构,我们也应该能体会到,鲁迅重写古典是有大严肃、大建构于背后的。我觉得王幸逸的“故事新编”,也做到了再进一步的建构。其中我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体现出了现代情感的复杂性、揭示了真实的欲望冲突、反思了恒久以来的人性弱点、展现了现代哲学与思想力的魅力,还有就是上文已提到的,展现出了当下时代的人的生存状态。
作为一位青年作家,王幸逸除了观照自己的小宇宙,还能思接千载、思索驰骋,直击时代的命题。在他的一番操作下,历史不需要剑拔弩张地去解构,传统僵化的一面不攻自破,而它亘古而来的典雅和威严被保留了下来。
在王幸逸其他的小说中,大团圆的结局也不多见,迷惘的青年尚未找到出口,而未完成、不可知也是一种暂时的结尾,也许那种状态才更为真实和坦诚。最后我还想说,王幸逸写小说绝对不是不假思索的,在他的《登仙》里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妈妈只有在工作中是有自己名字的,依附于家庭与男性时,妈妈是无名状态。这让我想起蒲松龄《促织》里那只有名字的蟹壳青,以及无名的,孩子变的促织。不要看有名与无名仅仅只是三个字的增减而已,这其中有着很重要的设计和象征,体现出作者叙事的简洁与准确性。
王幸逸的小说刊在《作品》杂志,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它已经相当成熟了。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他已经进行了如此多元的尝试,这真让人充满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