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热生活中的蓬勃烟火气（评论）

温雄珍，小学五年级辍学，15岁时就到广东打工，至今已有34年，现为东莞市某烧烤摊服务员。读到她的诗歌我大为吃惊，后来即马转为平静，因为在东莞，这种从底层和边缘走向写作，成为作家，改变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随便都可以举出一大摞的名字，如王十月、郑小琼、塞壬、阿微木依萝、柳冬妩、莫华杰、周齐林等等。

作家朱辉说，在他江苏老家兴化，人文传统敦厚，每天晚上有上千个文学写作者。我说，以我的发现和判断，在千万人口的城市东莞，每晚至少都匍匐着上万个写作者，包括温雄珍这样名不见经传的隐性写作者。

温雄珍的诗歌无疑具有天然的底层生活的质感。她驾轻就熟地选择草根视角和平民立场，依凭感同身受的底层经历表达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她与她关注的对象构成一种伦理关系，她诗歌中的意象像她经历的生活一样鲜活，她对她笔下那些游走于生活边缘的底层人群，如乞讨的老女人、扫地的阿姨、住我隔壁的妓女、守护茶园的老张等[《他们，也是我们》（组诗）]，字里行间表达出相互理解的可能，理解他们处在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同时指呈他们精神也被边缘化中陷入孤独的困境。诗人的心绪紧随日常工作生活的脚步，走向凡尘俗世，打量光怪陆离的世俗人情，她笔下的底层故事，情感冲破技巧的束缚，往往能直击人性的深幽之处。诗歌《一张纸的命运》里失去一条腿的维权民工，她以旁观者的沉静心态，悲天悯人的观世情怀，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平与不公。“我喜欢看她拧开水瓶盖的动作/那里有悲伤，她总是拧得太紧”（《扫地的阿姨》）。“她就要老了，但她的儿子/还在叛逆期”。人世浮尘终成往事，只有通过独特生命体验的表现叙述，才能让这些底层人群非常态的生存、煎熬的内心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凭借记忆的书写浮现出来。历史辩证地看，这种生存状态同样意味着改变和新生，这些城市底层人群就在命运的折腾碰撞中变得越来越清醒、沉着和包容。若从打工的个案意义上讲，在一定程度上，广东是中国的缩影，东莞则是广东的样本，东莞诗人对城市精神生活的关注其实也是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侧面的关注。

当漂泊变成安定，从当事人变成旁观者，随着对一个城市的认知由浅入深，肉身和所在场域的相互观照和融合，温雄珍作为一个打工者，抑或在诗歌中找到了归属，写作让其在诗歌的表达中安身立命，找到慰藉。她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里，依然温情地写着她的乡土和故地，清晰而平静，成为依靠文字记忆的回望者与守望者。发现与呈现意象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而意象的组合方式反映诗人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温雄珍擅长运用多种类型的意象，通过意象的创造性铺排与组构，表现一种独特的诗境。山道、大旱柳、炊烟、水井、村庄，她紧紧扎根于乡村的诗性土壤，面对天空大地抒情，把对大自然的感恩与对故土的眷恋融为一体，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表达乡村独特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有着鲜明的生态美学特质，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写作方式。她揭示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嬗变中带来的问题，“一只蜻蜓是完整的部分，也是残缺的部分/它停在塑料袋上，和停在一株荷上/同样静默”（《我们身后，炊烟慢慢变淡（外二首）》），乡土经验构成她诗歌地域表现的重要维度，形成时代现实与地域融合的诗歌观照空间。“就差一点/他们就成为了他们”“勇士，就死在孕妇的轻挽中”。她思考现代社会多种生存境遇和多样性的人生图景，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域和穿透力，对“存在”展开深刻的铭记与思辨。她的不少诗歌不失为摆脱世俗平庸的力量之作，展现个体的精神自我和生命体认。她将破碎的大地伦理和后现代性的乡愁进行整合和重塑，文字朴拙而特立独行，多向度展现当下城乡的矛盾、尴尬、焦虑及思考。

命运与环境的互动轨迹进入温雄珍创作的视野，她以“迷宫”的视角探寻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她把聚焦点放在并不波澜壮阔的普通人身上，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投去有力的一瞥，这使得她的诗歌更具概括力和代表性。诗歌《迷宫》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化地记录了时代社会的精神蜕变过程，构成一个时代的集体性记忆。普通人是扎根城乡数量最多、类型最驳杂的群体，普通人的日常行动构成了最丰富、最生动的城乡生活，他们的精神面貌就是城乡中国的整体精神风貌。《迷宫》关注大地上平凡的芸芸众生，以充满生活质地的人物切片、直抵人心的民间语言，聚焦社会小市民的生存境遇，描写他们的窘迫纠结、无力挣扎与苦心孤诣，以及被生活倒腾的无辜与无奈，直面涌动丰沛生命力的人间世相。既有传统与现代的时空碰撞，也有城乡错位带来的代际或族群鸿沟，也有当代人的某种成规陋习与偏见，指出这种碰撞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也可看出诗人对社会生活接触掌控的全面性。“手握经书/推倒墙壁”，诗人往往会聚焦“冲突”或曰“困境”这种普遍的人生和社会处境，描写剧变时代人的感情和思想波动，对人的生存境遇表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拒绝一切虚假的悼词”，诗人不仅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精神谱系图，并且给出了自己关于超越或者驾驭“困境”的生存哲思，以正面展示或侧面暗示的形式指出了“存在”的“救赎之路”。“恶作剧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真相越埋越深”。诗人经验与精神世界融为一体，情感的表达才有在场感，记忆也才能彰显回声，时间的回声传达着文本的自由。她的诗歌有意考察关注纵向上的历史时代演变轨迹，既努力抓取主流弄潮的时代精英，又念念不忘时代角落的凡夫俗子，关心无人代言的市井百姓；不仅关注身边社会的芜杂，也关注国际社会的复杂。大处着眼，细处落笔，既描绘时代的波光霞影，又穿插着小人物的生活本相，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变迁轨迹及其辩证关系。这种可贵的“低姿态”其实也是广东打工文学的优良传统，力图揭示个体与环境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

温雄珍的作品指出了当前诗歌叙事的两个路径或底层写作的两种视角：身边人与记忆中的事。这种交互凝思的对比视角，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她诗歌创作的思考空间。不同时代的诗人对特定年代所激起的感觉和所赋予的诗歌想象是不同的。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提出“感觉结构”，认为情感结构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后人通过对这一时代的文本的阅读，可以发掘其感觉结构。温雄珍的诗歌是当下社会生活的观察见证之一。她的诗歌给人的印象，是文本中的事物与表象拥有着独特时代的属性，她通过书写单调而又繁多的“玻璃”和“玻璃厂”“影像”等意象，“玻璃”成为诗人温雄珍的诗歌中反复言说的符号，反复言说的镜像，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更能象征今天的人们在困难境地的自处方式。“底层”“边缘”“迷宫”成为破解她诗歌的密码，她的诗歌冷静而低调，试图远离某些“标签”与“定位”，将写诗作为一种生活状态，朴素地探寻着属于记忆中的城乡叙事，由此可见她的诗歌创作似乎进入了相对成熟期。在诗人笔下，那些广播台、小说家、戴袖章的人、喇叭裤、邓丽君的甜蜜蜜、二八杠的自行车、补铁锅的人、泥土墙、陈旧的门环、发电站等特定年代的符号表象，既是人文生态，是文化符号，也是日常生活的表征，可以说诗人使用一种社会现象的多重话语叙事，来推进一种日常生活变迁的开阔诗歌叙事。她诗歌中经常出现如水田、养蜂人、紫云英、蒲公英、牵牛花、枣树、苦楝树等物象，不仅在一些微观的事物中挖掘着特定地域的地理特性，也在更广阔的时空参照中描述着诗歌意象。诗人这种文化地理意义的书写不是封闭的和单义的，它向广阔地域、文化及其历史现实敞开自身。促使她的诗歌如茂盛田野阳光般绽放的花朵，仿佛都隐匿着她经历过的事物身影。诚然，每一个写作者，内心都有各种念头，关于乡土的一切从来没有消失，乡土作为一种生命就存在诗篇里。尽管写作的题材和思考的向度增多，乡土情结只会得到拓展与转移，却从来不会消失。

历史就是如此，不同的个体、族群、语言在同一个城市相遇。温雄珍追踪着城市历史留下的表象并探询其内在的意义。她的诗歌充满复杂的语义与隐喻特性，并非仅仅使用符号化的事物表象表述这个世界，用单义的地理表象和文化象征遮掩现实世界，她笔下的现实意象会刺破完美的宣传符号遮掩下的生活表象，使文本现实与社会现象相互映照。她的《迷宫》诗歌系列，通过主题渲染、曲折隐喻为特征的回忆式对话，以及隐秘而深入的历史文化影响，使厚重的主题和坚硬的现实变得更富有人文关怀气息。她的诗歌《沙漠之花，向死而生》，不厌其烦地罗列武义、宣平城、上坦村、潘漠华、红船、南湖等词，通过寻求历史题材和日常生活叙事间的多重张力，以有意味的主题、结构、语言开拓诗歌境界，突破追寻失落历史、反思文化困境、突破史书记载的限阈，展开想象与遐想的翅膀。她的诗句如“万万滴雨/同时砸向暗黑的时代”，以宏大气魄将历史嬗变和个人体验入诗，有革命叙事化红色主题痕迹，将开阔的诗歌风格与颇具观察力的现实描述结合起来，将个人体验与感知认知美妙地融为一体。温雄珍的诗歌有如她所书写的事物，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生活片段与隐秘的现实之痛融合在一起。

战争题材、时代热点与重大事件的书写并非易事。重大题材的生活经验如何转换为文学经验，今天的诗人应当如何书写时代，这是一个既老又新的命题。温雄珍的组诗《加沙，今晚你是谁》所触及的则是这一坚硬的选题。她关注战争中人民的不幸不屈与自我重建，表达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表达对战争灾难的伦理关怀，也实现了诗歌对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探询，小切口中大气象，写出了深度和气势。她把浓郁深厚的情感和反思压缩在精当克制的文字、简约从容的情节之中，叙事节奏举重若轻、饱含张力，表现出对这一题材扎实的驾驭能力。我们走过开裂的战争，我们更是脚踩坚实的大地，是什么让我们保持着对异域他者的同情之心、体恤之念？文本力求在社会问题中寻找答案，诠释了战争中的道义伦理在本义上是一种生存规则，说明伦理既是社会性的，也是自然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以清醒、冷静的方式来探讨诗歌书写的问题、经验与未来。她把诗性的目光由日常生活转向广阔的外部世界，纾解时代焦虑困惑。她以个性化的表达讲述诗人立场经验，传递时代温情。

于坚和韩东都要求以一种还原主义的方式对待语言和生活，因而他们的诗其实都沾染了浓重的叙述色彩。我比较欣赏温雄珍早期的诗歌，其主要特征就是还原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也就是她诗歌叙事的口语化和平民化，以语言、事物、生命感觉与体验推进文本叙事。而“回到事物本身”是其思想基础，践行以“生命在场”或“此在”为本质的过程主义哲学。诗歌写作中事物的视觉行程、生命感觉描述、日常生活或欲望叙事、行为过程描写等等，都是当下诗歌创作实验探索的表现形态，当然我们渴望的生命体验和日常叙事应该是陌生的、新鲜有活力的，是一种惊奇和敞开，而不是平庸和倦怠。日常体验应该向存在敞开尽可能多的丰富性、复杂性。温雄珍诗歌的贡献在于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对叙事能力的开掘，我们周遭发生过的日常现实，经过她的叙事呈现，是那样的习焉不察又不可思议。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语言，诗人的职责是实现对诗歌语言的突围与外延拓展，它解除老生常谈的约束，离开流水账，跳出公共言语的窠臼。但它不可能拒绝日常，一如温雄珍卖烧烤，到了时间就出摊，街头就有了烟火味。任何诗歌语言都不可避免地指向自己的经验记忆。正是如此，温雄珍注重底层经验的挖掘，通过诗歌现实叙事传统，呈现诗人特有的含蓄委婉的情感体验。一旦诗人自我言说的意旨强烈，语言就有思想，自然找到张力。她的诗歌语言，善于运用跳跃句式，呈现丰富而复杂的客观物象，表达多重意味。诗句内敛克制，想象力丰沛，通过生活经验的自然流溢，对历史的理解和参悟，透露出纯净、真切、蓬勃的生命力。意象是诗歌的核心与本质。温雄珍的诗歌并没有高深的技艺与技巧，似乎更强调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意境与造境，注重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情景交融的继承与抒情传统，通过借用和选取意象，如“狮吼又起，那是风过狭谷/黑山，木兰城，祁连山咬住一道雪线/讨赖河，八千里归来的勇士”（《向西向西》之二）营造出一种古典、纯粹、透明的审美意境。诗人以女性独特的视角俯视西部大地，以温柔细腻的笔触感知西部的风土人情。值得注意的是，她诗歌的时间哲学里，也包含着现实与未来混杂的时空叠加关系。在她看来，诗歌中的时间是多向度多维的时空结构，形成一种复合的时间秩序，透露出进一步拓宽自己诗歌表现域的迹象。

米兰·昆德拉说，现代小说“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诗歌也一样。底层是人生的未完成状态，生存压力无时不在，而一个摆脱了社会角色、闲居无为的人一样会有意外的烦恼。温雄珍以诗歌的方式凝视、谛视、审视广阔的大地和身边的人群，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开阔的时空视野，构建了多彩的人物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开放的美学追求，微光照亮了一片多维多层的底层世界。既有大情怀，能够跳出自身观照时代历史；又有小悲悯，能够关注个别化存在的小人物的小人生，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大潮下的静水微澜。她通常截取的是生活的横断面，在较大的时间跨度里展现命运对个体生命的拨弄、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制约、底层关系对于人性的证明，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独特发现，作品由此显得尖锐而厚重。在艺术处理方式上，文学经验并不就是生活经验，却根植于生活经验。只有在生活经验沉入潜意识的底层，浮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的暗示力的文学经验。温雄珍让诗歌的现实表达向人文化叙事转变，赋予了诗歌新的内涵。如“荷叶连连，溪水儿清，九十年代/工业嘭嘭地生长”（《澄明在消失》）的表达，语言细腻而利落，密集的短句营造出一种生动的讲述感和现场感。又如“住我隔壁的邻居，一个善解人意的可怜人/聊天时从不提男人，和/被割去的半个子宫”（《妓女》），具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叙事特色，文字情绪含量高，虽有一种过滤了的雅化，但整体气氛却偏于压抑、烦躁，有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影子。又如“窗外树着八十年代末的一场影像/那时年轻，年轻真好”“广播台在发放上世纪的回稿/戴袖章的人走岀发黄的小卖部”（《迷宫》），着眼更为广阔，有明显的时代叙事、城乡叙事倾向。“当他骑着二八杠的自行车/从市中心到南山寺”（《迷宫》），语言和故事一样朴素寻常，情感平和节制，叙述节奏舒缓自然，古朴冲淡。“他想到夜宿网吧的儿子忍不住悲哀/想到多年前曾目睹一道闪电在彩虹的光圈中把天空撕成两半”，叙事节奏明快，故事性强，情感纠葛复杂而充满戏剧性，体现出轻快刺激的批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