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灶”之薪（散文）

记得是2014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与东亚系合用的大楼里，出席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办的一个讲座活动。我的发言刚完，听众席里忽然站起一位中年男子，指着我，声音抖颤着喊道：“我认得他！认得他和他爸妈，他们全家！” 他马上却又哽咽起来，抽泣着语音断续，“他们家，他爸妈，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说罢，竟然当场呜呜哭了起来！

举座皆惊。

我整个人愣怔在那里。

人生阅历虽不少，什么血火惊奇都见过，但在哈佛会场发生这样戏剧化的场面，还是让我有点手足无措，脱口问：“你？……请问您是谁？我怎么不认得您？”

“你不会认得我，可我们全家都知道你！认得你的爸妈——五叔五婶！我……我……我……我是二姐的大仔 （长子） 啊！……”他又一次哽咽起来。

“二姐！五叔五婶！”我心头被猛地一撞。

父亲排行老五，“五叔”“五婶”是日常亲友对我父母的称谓。

观众这时鼓起掌来，七嘴八舌怂恿着，要求他细说其中的因由故事。我却摇摇手平息了会场的骚动，笑道：“这个故事一定很长，我不要惊扰了会议的程序。我在会后，会把这位兄长请到我们的小型晚宴上，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细说从头吧……”

……多少年过去，每回念想到父母，这个哈佛会场的惊奇画面，总会一次次浮现在眼前。天上的爸妈——“五叔”“五婶”！你们知道吗，逝水流年，天上人间，儿女细水长流地念着你们，多少远近亲友也这样涓涓滴滴地念着你们啊！

我的父亲母亲——苏翰彦、吴德琬，说平凡，确是很平常而平凡、没建立过什么惊世功业的一对坊间常见的老夫老妻。说普通呢，却又不算是市井里弄、菜头草根的平头百姓。父亲有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曾担任民盟广东省委负责人和省政协副秘书长），见识过各种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却又经历过各种生生死死的大劫大难。母亲出生在香港富商家庭（祖父、伯父曾参与过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甫上大学便逃离家庭投身抗战洪流，在粤北战火中结识刚刚在战乱中丧妻的父亲而最终结为伉俪。贯穿父母亲整个人生背景的艰险、献身、冤狱、秘行、奇迹等故事，说起来并不“普通”，写下来更要耗费绵长的笔墨。每年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念起天上的双亲，读到别人回忆父母亲的文字，便觉得自己双亲的故事也不乏精彩，有很多话可以说，却又枝枝蔓蔓、头绪纷繁，感到无从说起。因有哈佛讲堂的这一幕，我忽然想到许许多多父母双亲为他人“烧冷灶”的故事。

“烧冷灶”之“其来有自”

有“冷灶”，自然就有“热灶”。先说明，从我的儿时记忆起，父母双亲就并非“热灶”中人，他们的人生，几十年间一直处在“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但每当“热灶”有温有热（无论正面负面），父母都会立刻想到他人的“冷灶”，并默默倾身，为“冷灶”添薪加柴。—— 追溯起来，父母亲的这种“人溺己溺”之心，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今天的语言称为“同理心”或“共情能力”），倒是“其来有自”的。

其实，早在我出生的1953年，父亲便因某些别有用心人物的诬告，第一次深陷冤狱中，被一个牵连数百人的“中山事件”打入大牢。因为父亲早年入党又脱党、长期被中共地下党派遣到对立阵营中去“潜伏”的特殊经历，而那被构陷的系统又牵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这个案子当年惊动了中南海，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当年都具体负责中共地下党包括南方党的工作）亲自出面成立项目组，最后审批结案，父亲无罪释放。父亲系狱逾年，一大家子顿时陷入困顿之中。父亲的老友、当时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黄榕增，默默拿出自己的薪资资助苏家生活费，每月悄悄托人把钱交给一位叔叔，这位叔叔再补足成齐头数，以邮政方式汇寄给我母亲（此人是谢炎叔叔，他晚年为父亲写的传记里详细记录了此事）。父亲出狱后为此感念终生，多少年来，“黄榕增伯伯”的名字及其危难时为苏家“烧冷灶”的义举，是父亲时常向家人念叨的话题。

真所谓“祸兮福所系”。经过狱中一年多的严格审查，不光完全廓清了父亲的历史谜团，项目组的负责人与父亲成为莫逆之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如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张泊泉、副部长谭天度及陈景文、江帆等多位叔伯），而父亲也由此一下子获得了超常的信任和提升，从出狱后任广州中国新闻社编辑，转调到省参事室当副主任，随后再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了解体制运作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统战系统的“副”职一般都是虚职，也可说是“热灶”中的“冷灶”。而性格爽朗温热的父亲，很快就把这个“冷灶”烧热了起来，以一己之力把“热灶”的温热抒放出去。父亲当时在“副秘书长”的职务上，同时兼任了一个过渡性的机构职位——政协“第三办公室”主任。这个“第三办公室”，全称是“社会知识分子登记办公室”。其职责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政权更迭、社会巨变的大环境中，如何将社会上闲散的知识分子，寻找、聚拢回来，为新时代、新政权服务。只要能找到一位在职干部或民主人士为他们做介绍人，他们就可以重新进行登记，再参加学习和审查，最后量才量德地给予重新安排工作。

风雨苍黄中，这确实是一个关涉国家新政权及其社会稳定的巨大的“冷灶”。父亲有“热灶”的温热在身，便利用自己“第三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之便，通过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个性热情诚恳的感召力，为当时众多陷于新旧政权交替困境中的人（比如律师、私人医生、旧政府职员等）排忧解难。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虽然父亲很少向我们提及他这一段“第三办公室”的皇皇业绩（据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后来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日后对父亲的赏识重用，就源于此），但当时许多生活无着，或蹲在海珠桥下摆小摊甚至靠捡破烂为生的“旧人物”，后来经过父亲的积极寻找、重新登记而安排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日后都成为我们家庭里常来常往的好友，如名律师潘兆良叔叔、民盟机关的孔庆珍阿姨，等等，都曾向我们讲述过当年父亲如何出手相助，帮助他们渡过艰困，一下子解决了全家生计问题的“烧冷灶”故事。

我们家人最熟悉的，则是罗广庭医生的故事（他曾把我的妹妹认作干女儿）。这位医术高超的留法博士，因个性和思想特异（比如公开反对“进化论”和唯物论，主张“生物自然之发生”，并坚持自设为“进化论”证伪的实验室），当时他的私人诊所被停办，生活三餐难继，就是父亲通过“第三办公室”出面，把他安排到自己的老友、从前危难时曾义助过他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名医、副院长黄榕增的医院工作，使他的惊世奇才得以发挥（罗广庭医生专治各种奇难杂症的高超医术，据说如黄永胜、陈郁等高官都曾风闻而至，找他看病诊疗）。其中，据谢炎叔叔撰写的父亲传记《落红护花》（收入北京群言出版社“民盟历史人物丛书”）一书的记载，原来著名书法家、诗人秦萼生、朱庸斋等人，当年也曾闲散沦落，正是通过父亲负责的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登记办公室”的登记，后来被安排到广东省文史馆任职，而成为日后一代名家的。

自身难保仍旧“雪中送炭”

上面说到了为众多“冷灶”添薪的父亲，就不能不说说我母亲——德琬“五婶”了。至今，我还常常听到熟悉的亲友们这么说：那些年，你妈妈——五婶，真是太难做，又太难得了！

我出生成长于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家里除了祖母、外婆和伯娘三位老人、“哆来咪发索拉西多”——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之外，父母还收养了大伯父的两个孩子，以及堂哥堂姐的几个孙子辈的孩子。按说我家——“广州东山启明二马路1号”并不算狭小（四房两厅的洋房一楼），家里却永远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几乎每个孩子睡的都是双架床或大通铺，真是“喝一碗粥也要开两大桌”。以父母当年说来也算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工资，其实仍旧是捉襟见肘、困窘不已的。可是以父亲豪爽不拘的个性，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向有需求的远近亲友敞开的。宅所里的西式洗浴间被改造为一间小客房，在我的记忆中，这间大约五平方米的小房间，几乎永远是专门用来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或者是故乡北海与中山古镇进城来求医治病的乡亲，或者是父母亲早年结识的外省远地友人，而需要出面操持诸般家事的女主人——我的个子矮小却性格温婉粗放的母亲，却对此从来毫无怨言，并且毫不见外地照应周到，总是会让来客宾至如归。至今，我常会忆念起这样的尴尬场面：每当父亲在客厅与来访客人侃侃而谈，一到饭点时刻，父亲总会大大咧咧地发出邀请：别走了，就在我家吃个便饭吧！——这前厅的留人“吃个便饭”一言既出，后面厨房里早已经乱作一团、鸡飞狗跳了。老人还在的时候（主厨的是伯娘和外婆）就会抱怨：他……他……他……你爸爸“下巴轻轻”就要留人吃饭，家里可是什么待客的准备都没有啊！这时候，不动声色的母亲就会把我拉过来，匆匆往我或妹妹手里塞个三五毛钱，低声叮嘱道：快快快，跑到上面的龟岗市场，赶紧看能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于是，我们便“如箭疾飞而去”。都知道那时候的供应短缺，任何食品都几乎要凭票凭证。这样的“应急”场面在我的孩童时代经常发生，以至后来都学会起码的应急套路了（今天读者或问：三五毛钱，能怎么应急呢？当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毛五分可以买一斤小河蛤肉，配上姜葱就可炒出一碟“荤菜”了；若更“奢侈”一点，加上七毛五分左右一玻璃罐的红烧肉，也可以将就着对付待客）。

说话间，就来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忧患岁月了。

我以前的回忆文字里曾提及：著名散文家秦牧叔叔，曾是我们家关系亲密的邻居，也是我个人走上文学道路的最早的精神教父之一（父亲则是另一位）。1966年初夏，我正在远地上住宿中学，平地一声惊雷：秦牧叔叔在广东的大报小报被“揪出来”，他年前出版的《艺海拾贝》，被当作与北京“三家村”的《燕山夜话》遥相呼应的“大毒草”，开展“炮轰”“油炸”式的大批判。一时天地失色。高音喇叭和大字报标语顿时封满紧邻的秦牧叔叔家，批斗“大黑帮秦牧”的人群常常簇拥着挂黑牌的秦牧，推搡到各种批斗会上，甚至连我们熟悉的秦牧叔叔的亲属，都要逼着上台去对他揭发批判，划清界限。恰在这时，多病又受到惊吓的秦牧叔叔的岳母——紫风姨和江平姨的母亲（我们叫她“伯婆”），却在急病中骤然过世了。那个年代，“黑帮家属”可是连医院、殡仪馆都要遭受歧视冷眼的。性情温婉的紫风、江平姐妹（我们叫“大吴姨”和“细吴姨”）所承受的超常惊吓和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妈妈也姓吴。在此乌云压顶的时刻，妈妈不动声色地出面相助，冒称是吴家的亲戚，奔走于医院和殡仪馆之间，帮助大细吴姨一起处理“伯婆”的后事。与此同时，已经朝不保夕的父亲忧心着秦牧叔叔一家的现状，借看病之由，悄悄约紫风姨到中山医学院的高干病房见面，以自己的过来人经历，面授紫风姨几条应对世情突变的方略：比如要求立刻搬家，避开目前被批斗包围的局面；你们姐妹俩要自重珍重，设法与被关押的秦牧多见面，增加他的信心，让时间解决问题，千万不能寻短见，等等（后来获知，秦牧叔叔当时确曾有过自杀之念）。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父母亲对秦牧一家的临危相助，甚至被秦家一名亲戚在单位以大字报揭发，“与反党分子秦牧勾结”曾成为父亲身陷黑狱的罪名之一。

父亲随即就被关进了警司监狱，甚至一度被安上吓人的名头打入死牢，从1968年到1974年，关押在冤狱和牛棚长达七八年之久。然而，整个“文革”岁月间，无论多少的打打杀杀、风声鹤唳，母亲与紫风、江平两姐妹一直相互照应扶持，真是有一口热汤热饭，都要想着彼此分享。母亲临危不乱又大而化之的个性，成为个性温婉的两姐妹于艰危时的一点依傍。我在“少年反叛”时期曾对“肚子墨水不多”的母亲不够尊重，受到大细吴姨多次的严词批评：“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那一年，母亲因晚期癌症扩散骤逝，听闻紫风姨在接完电话后竟然就惊吓哀痛得晕眩过去，需要紧急送医住院，可见她们老姐妹间非同一般的感情深笃。以至多年来，外界也一直以为我们一家与秦牧家是近亲，我们两家人，也总是含笑默然相认。

为父亲“代笔”——我的“文字生涯”

始端的大工程

1974年春天，我尚在海南岛当知青，获知父亲在经历多年黑狱与牛棚的磨难后被释放回家，但随即就住进了医院。我慌忙请假赶到海口，竟然买不到渡海返城的船票，情急之下，只好花“巨款”（记得是人民币15元，当时我的“农工”工资只是二三十元），买了一张机票飞返广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那种只能坐十几人而震耳欲聋的苏式双翼小飞机，我在抵达广州好几天后，耳朵还残留着嗡嗡隆隆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