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坊五号：上升（散文）

1

一座小楼、三棵香樟树构成的这一院落，安定坊五号，位于江苏路、愚园路交叉处。

附近是地铁二号线江苏路站、静安寺、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医院……院落大门敞开，可开进并容纳几辆轿车，目前空落落。一地黄叶，说明冬至后的寒意达到极端，但暗自酝酿新一轮的生发与蓬勃。静悄悄。没碰到一个人。

小楼建于一九三六年，德式风格。砖木结构，三层，水泥拉毛外立面。若干大小不一的铁框磨砂玻璃窗，紧闭，像嘴巴，坚守室内的幽暗和秘密。三条黑色排水管道，有锈迹，并列着紧贴墙壁、贯天彻地，隐隐有哗哗啦啦水流声。两个崭新的空调外机，很突兀。小楼顶端高耸的烟囱及紧密联系的室内壁炉，大约已废弃功能。红瓦铺陈于阁楼倾斜的尖顶。一群鸟飞过。若鸟瞰小楼，大约近似于“L”形格局，像一个人张开双臂，试图抱住一切出入于内心的事物。楼道入口，那心脏般的位置，位于“L”的直角转折处、连接点，斜放一辆自行车。墙壁镶嵌标牌，镌刻文字：“傅雷旧居。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六年居住于此。”

一只白猫盯着我，嗖一声，窜进小楼东侧拐角处，像向导，指出南侧那一个后花园的存在——

站在后花园里，我一眼就看见傅雷与妻子朱梅馥某张黑白合影中的背景：客厅外封闭阳台旁的后门，三级台阶。那一天，傅雷站这台阶下，穿衬衫，结领带，平静对待镜头；朱梅馥站台阶上，穿旗袍，低头笑着。傅雷心情应该比较好，朱梅馥乃至全家的心情也就比较好，像轻雷隐隐的春日天气。拍照者，应是傅雷小儿子傅敏。时间，大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儿子傅聪已被国家公派波兰留学。我此时或许就站在傅敏拍照的位置？后门紧闭，三级台阶依旧。透过阳台窗户，可以看出室内的吧台、沙发，似乎是一个倒闭或歇业的俱乐部、咖啡馆。当下，庚子年末，因新冠肺炎侵袭，傅聪的身体也在巴黎停止运作，终年八十六岁。

花园已被水泥硬化，一把可以折叠的巨大红伞下，有一张玻璃圆桌、三把藤椅。靠近围墙的地面，用一块太湖石装饰出小规模的沙滩，暗示着湖水、舟、隐逸、消失？傅雷没见过这些景象。他和朱梅馥喜欢种花，曾在这里种大片月季，深夜里也会点着灯来观察，研究开花、嫁接的规律。举动异常，引发其他小楼邻居的猜忌、举报，招来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后花园挖地三尺……

我回到前院，从楼道入口走进去，绝对不能像那些学生一样狂热，大概像傅雷那样沉重？

木质楼梯旋转着，上升，从一楼到二楼、三楼。我放轻脚步，屏紧呼吸。楼梯陈旧，咯吱咯吱作响，像一个老人的脊骨与肝肠，充满骨裂肠断的危险。傅雷喜怒不定，走在这楼梯上的响动应该比我大，像雷鸣，随时带来春雨或暴风。在底楼客厅中练钢琴的长子傅聪，做针线活的朱梅馥，读连环画的小儿子傅敏，对于从三楼书房走下来的脚步声或者说雷声的意义，很敏感。它沉重或轻快，决定一个家庭半天的阴晴晦明。

当黄宾虹、刘海粟、钱锺书、杨绛、柯灵、施蛰存、楼适夷、宋淇等友人来访，甚至过夜，就是傅家最愉快的时光。作为主人，傅雷微笑着，显得腼腆、羞涩，双手抱着烟斗与客人聊天，轻声细语。话题冷门、有趣，比如“普希金的枪伤有无可能治愈”“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意象”“作家体质与小说品质之间的关系”等等，笑声时时响起。多年后，傅聪回忆，钱先生幽幽缓缓的话最有趣，机锋暗藏。当客人邀请傅聪弹奏一曲肖邦，琴声响起，傅雷表情更愉快。朱梅馥会脚步轻盈端来点心、续茶。更多时候，傅雷与客人闭门深谈沉重的话题，比如内战、民主、中国的未来。被排斥在话题外的傅聪和傅敏，坐在门外楼梯上偷听、沉思。门突然打开，傅雷在逆光里咆哮，一把尺子随即飞过来。两个孩子噔噔噔噔地跑上楼去。朱梅馥一边骂他们，一边用手安抚丈夫胸口……

傅雷租居的这座小楼，主人是宋淇，其父宋春舫，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家，一九三八年病故，家族殷实。安定坊内共计十六座小楼，都是宋春舫投资建起的家业。除傅雷外，其他著名房客还有科学家钱学森、钢琴家顾圣婴、电影演员祝希娟，等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宋家提前收取的房租急剧缩水，陷入困顿，移居香港后，成为张爱玲著作版权的代理人、持有者。每推出一部张爱玲小说，就引发文学界、读书界的一次轰动、一番猜想。那些真实或虚拟的旧事前情，让上海保持梅雨季一般的恍惚、江潮一般的冲动。

宋春舫曾留学欧洲，通五国语言，痴迷于巴黎、伦敦、日内瓦各个剧院的声腔灯火，是将西方小剧场艺术样式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安定坊五号亦如戏台，装台工、布景工宋春舫退场，演员卸妆，旧剧落幕。我像迟到的场记、戏剧评论员？在现场徘徊，看一个时代作为编剧、导演所创造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遗迹余音。

门槛以及与其相邻的楼梯、穿堂、走廊等时空体，还有相继而来的大街和广场时空体，是情节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危机、堕落、复活、更新、彻悟、左右人整个一生的决定等事件发生的场所。

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一文中，巴赫金如是说。傅雷一生，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在这座小楼里完成高潮和深渊。现在，小楼的新主人紧闭几扇门扉。“福”“吉祥如意”“喜来运旺”等对联、门心旧了，大约对新一轮春天的到来充满期盼。借助楼梯的转折、穿堂的过渡、走廊的长驱直入，以及愚园路、江苏路、外滩这些周边大街与外景的推动，门内的人，书写个人史，暗自希望比一九六六年消失于此地的那个文人，写得好一点。二楼楼梯拐角处墙壁，并列三个长方体电表，分别有黑色水笔潦草写下的名字“顾浩培”“王淑兰”“包美芳”，像傅雷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那样，这也是以人名为书名的三部长篇小说封面？电流隐蔽，充满光明的动机和黑暗的伏笔。

我上楼下楼，又上楼下楼，试图能碰到一个人开门。聊聊傅雷？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居住在傅雷的阴影中，多么不安和庆幸。

透过楼梯拐角处的窗子，可眺望隔壁另一院落。那同样风格的红色屋顶下，有着怎样的隐痛？我试图体会傅雷与傅聪多年前的立场和心境。

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原一座小城谋生。长发散乱，焦虑，抽烟，写诗。与周遭格格不入。逆反期、青春期似乎过于漫长。渴望远方，却不知道远方的经纬度是什么。父亲，小镇公务员、酒徒、象棋爱好者、业余书法家，给我写信，洒脱的行书竖排在稿纸上，像充满忧虑的秋日细雨：“儿子，你要适应环境，要安心、开心，找一个女孩早日成家。”“我的教训很多，你不要像我这样直肠子、急脾气。古话说得好，贵人语迟。”“能不能先别写诗，会不会伤脑子？”如此等等。一九九七年冬，父亲六十岁，脑溢血突发，去世。一个人的晚年刚刚开始，就草草落幕，像一部无力完成尾声的戏剧。

如今，我头发已剪短、灰白，逐渐接近父亲去世的年龄，不再抽烟，诗写得少了。在散文中散怀，对精神的伤害强度会降低一些？与周围人物客客气气、保持距离。庚子年，疫情绵延未了，脸上的口罩像掩体、山顶积雪、面具，似乎在揭示生活真相。不知道我现在的样子，符合父亲期愿否？完全可能被他质疑：“你早年的孩子气弄丢到哪里去了？”父亲们面对子女一辈都是矛盾的、纠结的。诗与现实之间，这古老的敌意，由李白、杜甫、苏东坡们次第遗传下来，也是全人类面对、求解的广阔敌意。

大学时代，我读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庚子年，疫情断续未了，带来空前焦灼和危机感。我用三个月时间，戴耳机听完上世纪初期问世、四十年代由傅雷翻译进入中国的这部小说，重新走完主人公从德国到法国、意大利的一生。每每听罢一节，结尾处，就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片段响起，雷鸣雨泻一般，贯彻身心。我与一部小说长久相处，从青年到逐渐进入晚年，是因为时代的疑难始终伴随。在一个深夜，终于听完整部小说，泪流满面，好在无人知晓而不至于难堪。像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样，在绝境中重生勇气，去爱着，去追求美与真理吧。

傅雷历时二十年，三度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第二个译本，分别在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由商务印书馆、骆驼书店分别出版。当时，傅雷刚从巴黎回上海不久，住在贝当路即今衡山路上的巴黎新村。这两个出版年份，怵目惊心，恰恰是上海孤岛期、沦陷期的两个开端。书甫一出版即畅销风行。小说扉页题记，在中国南北传诵：“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沉浮于迷茫和苦难中的知识分子乃至一个民族，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身上，辨认并复活自己。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传播背景，可以解释法国文学界的一个困惑：为何这部在法国没有太高评价的小说，在中国却拥有如此重要、广泛、恒久的影响力？

解释这一困惑，另一重要答案在于翻译者是傅雷。他用雅正美好的汉语，重新书写了一部异域小说。

我曾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傅雷手稿与文物展”上，目睹傅雷用毛笔书写，竖排，再用钢笔小字密密麻麻修改的各种文本。他常常半夜爬起来，打开台灯，改掉一句话，躺下，又爬起来，打开台灯，再改掉一句话，躺下。就这样一日日、一夜夜斟酌推敲，让罗曼·罗兰、丹纳、巴尔扎克等作家抵达汉语，获得亲切动人的面孔和身影。对文字，对生活，一概追求完美和准确，以至于苛刻、不近人情，傅雷的魅力在于此，他乃至周围人的痛苦也在于此。家中的茶瓶、茶杯摆放顺序乱了，日历撕去不及时，这类小事也会令他雷霆大作，更何况，“文章千古事”。正是在安定坊五号，傅雷完成《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三度重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持续出版至今，印数惊人。前两个版本，傅雷屡屡向朋友讨回、道歉、销毁，再奉上最新版本并致歉：“旧版献丑了，这一版还算满意。”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清晨，几辆卡车从上海市虎丘路某地下室内，运出一批尘封多年的旧书，奔向上海火车站。《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雾都孤儿》《基督山伯爵》《简·爱》《红与黑》《唐璜》《悲惨世界》《德伯家的苔丝》《双城记》《静静的顿河》……像一群流亡者，在数天后，抵达内蒙古一个偏远小城——集宁。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上海这一批被抄家而来、没有主人记录的文学经典，被调拨给边疆地区图书馆。集宁文化局干部、文学青年李尧，赶来上海迎接并与这些“流亡者”踏上长路。在仓库中整理这批来到草原上的书，他发现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扉页上，有一列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字：“译者自存，一九五二年”。李尧周身涌起热浪：“天啊！傅雷自存的书！是傅雷字迹！”细细寻找其他各卷，无果。四顾无人，李尧将这一卷孤零零、纸张泛黄、散发霉味的书，小心翼翼塞进胸前衣服内，回家，像拥抱着一个前辈脆弱的身体。反复打开书，像反复打开前辈内心。在一些句子、一些词上，傅雷用红笔修改的痕迹犹在。“他还在修订，寻找更好表达……”李尧体会着、感动着。他不懂法文，就找出英文版《约翰·克里斯朵夫》来对比傅雷译本，发现两者神似魂通。因傅雷，因这本流亡到草原上的书，多年后，李尧也走上翻译之路。其译著，有我喜爱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每有新译著出版，样书扉页上，李尧也像傅雷那样写下“译者自存”字样，这是一种致敬和自勉的仪式。一九七八年，通过给上海翻译家任溶溶、作家柯灵写信，辗转获得定居北京的傅敏地址。李尧把这本傅雷自存的书，包裹得严严实实，走进邮局。一个父亲残存的手迹手温，终于回到儿子身边。

“傅雷手稿与文物展”，出现了这本“译者自存”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旁边，是六十年代零散四方后重聚一堂的《论语》《孟子》《庄子》《红楼梦》《骆驼祥子》……这些傅雷生前读物，揭示一个翻译家汉语美感的秘密源头。正是在反复揣摩曹雪芹、老舍等人文字的过程中，他顿悟，如何将西语的长句连绵，与古汉语的省净、简劲，两相融汇，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现代汉语，从而有能力叙述一个全新的、剧变中的世界。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新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

这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史诗般的开篇，傅雷在三度重译时定稿，不再更动，随即震撼数代读书人的心灵。健笔陡起，像韩愈、苏东坡那样鹰视周遭，又蓦然落回绵密细节构成的烟火人间：窗玻璃上的雨流，婴儿摇篮的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