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多人

1

隔一个月父亲会把母亲的生活费交给萧庆红，再由她转交给母亲。本来应该是每个月都送，父亲嫌麻烦，自作主张二选一，两个月送一次。他说，迟早都一样，拖一个月又有啥关系。钱是从他的工资里扣下的，当然由他说了算。

父亲说话的口气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爷，而母亲是那个伸手弯腰的乞讨者。给多给少、给迟给早还不敢计较。男人果真是没良心的，对一个给自己生儿育女陪伴了自己半辈子的女人，连最后这么点耐心都没有。他们现在的联系也就剩下送生活费这点事，但父亲还是自作主张减去一半机会。

十五年前他们离婚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多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又上了年纪，离婚时法院判下来父亲每个月给她五百元的生活费。那一年母亲五十五岁，正好探到《婚姻法》规定的五十五岁线。钱虽然不多，但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因此母亲还算是幸运的。母亲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沾了法律沾了政策的光，用她的话说，感谢政府，感谢国家。她故意这么说，说给庆红听，也是说给前夫听。她要通过庆红的嘴把话捎过去。虽然钱是从那个男人口袋里掏出来的，但她一点也不念他的好，一副吃孙子喝孙子不领孙子情的嘴脸。庆红当然明白她话里话外的意思，便从不搭腔，如果开口辩驳，一定又是一堂血泪控诉史课。

也是服了自己父母，明着争斗了大半辈子，离婚了还暗斗。别人都是好聚好散，甚至还要有始有终地吃个分手饭，他们却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为了避免见面的尴尬，母亲毫不犹豫地把庆红扯进了这场是非中，提议由她把生活费转给自己，她反正是不想再见前夫的面。他们的这种烂事，庆红本不想掺和，可当孩子的为爹妈办事，天经地义，庆红不可能说出反对的话。她便当起了他们的义务交通员，这一当就是十五年。

这期间庆红多次提议他们办张银行卡，钱往卡上一打万事大吉。现在连银行卡都不用，都是微信支付宝转账了，谁还兜里揣着一摞现金跑来跑去的！但母亲不同意，万一萧某人没有按时打钱呢？（母亲现在不叫前夫名字称他为某人）。银行的机器又不会说话，眼见为实，母亲不相信银行的那张小卡片，不相信手机，她只相信拿在手上红彤彤的现金。

母亲这么做还有别的一层意思，庆红是他们的女儿，一举两得既是证人又是中间人。通过她的手，父亲也不好意思在里头做手脚。善于算计的母亲连自己的亲闺女也不放过，不过是想利用庆红顺利拿到自己的生活费。一想到这些，庆红心里就不舒服，闹心！主要算计她的人是自己的亲妈，她还不能说出来，吃哑巴亏，一讲就显得她没情分了。的确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摊上这样重大的人生变故，已经够倒霉的，做女儿的可不能再给她心上捅刀子。

有几次母亲无奈地搓开手里那几张钞票说，要上法院去告父亲，让他增加生活费。五百块是十多年前的消费水平，现在物价涨了，生活成本这么高，抚养费也应该涨。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真正操作起来太麻烦。萧庆红不支持也不反对，反正她不会出面张罗这个事。

萧庆红知道一定是庆军在暗中支持母亲，不过如果母亲的生活费涨了，他们姐弟的负担就轻些。父亲给的那点生活费早不够花了，每个月他们都要往里面贴些。既然父亲已经和别的女人组成新家庭，就是两家人，那他们和那个女人又有什么情分可讲！本来也是母亲应该拿的钱，不告岂不白白便宜了那个小女人。

2

放下电话，庆红继续忙手头上的工作，今天该她编版，报眼早上开会时已经发下来。大老板下基层单位视察工作，本报记者跟会，估计头条的稿子会晚些回来。他们从不直呼领导的官衔职位，习惯了把董事长叫作“大老板”，只要一说大老板大家心领神会。头条开天窗，把二三条稿子灌进版去，也不用仔细修改，这些稿子随时有可能被替换掉。排完版，上午基本就没有啥事了。

同城雕塑馆举办个人作品展，记者部人手不够，她临时被派出采访。不是什么有名气的雕塑家，庆红也就没压力。这种没有重要人物出席参加的展会，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代清楚就行，大约一二百字也就打发了。就是这一百多字写出来见不见报也不一定，塞在犄角旮旯里，随时会被有来路有背景的稿子挤下去。报纸的版面，寸金寸土的，没有哪家报纸会去傻乎乎地宣传一个没什么来路的新人。

庆红看了一眼手机里的通知，展会取名“受伤的人”。名儿取得挺文艺，就是不知是啥路子。路上堵车，庆红迟到了十几分钟，进去时简短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不过没关系，并不耽误她写稿子，她也算是老手了，不参加现场会看看展会通知也能捏几百字的新闻出来。没有了采访任务，心情放松下来，愉快地跟着参观的人一起进入展厅。展品是各种雕成人形的木头，没有细腻的五官，没有四肢，只是一个人形的轮廓，你可以根据影子想象出人物的各种样子表情。

这种单纯的木雕展会也算是小众吧，参观的人并不多，展厅有点冷清。庆红拍了几张自认为好看的照片，这些照片估计报纸也用不上，只是自己喜欢罢了。她最后在一件中间有黑洞的作品前停下来，那是木头本身长出的一个节疤，作者把那个洞放大了。作品简介上面写着：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伤痛，

有一些不会愈合，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带着它一直前行。

一个瘦瘦的，一脸严肃的年轻人坐在桌子前，他手里握着刻刀，低着头，眯着眼，把一块木头一刀一刀削成一个简单形状，或者是一个影子。一条长长的过道，晃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人影，一个孩子蹲坐在远处，她在等，等身体的血流成一条河，她变成鱼沿着河逃遁而去。

那天庆红和弟弟放学回家，门上挂着冰冷的锁头，母亲不在。他们没有钥匙，只能坐到家门口的石阶上等爸爸。天慢慢黑下来，邻居们看到他们总是问一声，你妈哪去了？先到我家吃饭吧。庆红撒谎，说妈妈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其时庆红心里害怕得厉害，但她不愿意被人同情可怜。早上吃饭时爸妈又吵架了，妈说要和爸离婚。吵到最激烈时，妈把碗扔到对面的镜子上，地上立刻跳出很多小的爸妈，他们飞虫一样钻进她的耳朵里继续大声地争吵着。

庆红清扫地面时，被玻璃碴划破了手，她没有包扎，安静地蹲在那里等血流出来，流成一条大河……人的血流干了，就会死了。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如果她死了，他们就不会离婚了吧！后来她无数次梦到自己光着身子游荡在一条红色的河里。

男人说，木头和人一样也会受伤，它们的伤口就是那些节疤，各种形状的疤，里面暗示着各种的伤害，还储藏各种的故事。一个黑洞，就是一个隐藏在身体里的伤口。

庆红觉得他们似乎在那里见过。做记者这一行的，交际广，认识的人多。她急忙又看了一下作者的简介，李玮：南京人，木刻师，三十七岁，已经举办过多次个展，大部分作品被日本雕刻大师收藏。很陌生的职业，应该是不认识的。可是在他的展品中她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那个受伤的身体千疮百孔，她以前只知道疼，看不到伤口的位置。现在他把伤口一一呈现在她的面前。那些黑色的伤口很温和，没有狰狞的不舒服感，反倒有一种老朋友相见的欢喜。

本来是一个简讯，被她写成了一个三千多字的人物访谈。

这一天，她总是走神，脑子里不时浮现出那个握着刻刀的男人。白色的圆领背心，外面是一件豆绿色的休闲衬衣，清清爽爽的。小眼睛，单眼皮，话不多，你问到什么都是简单地说一两句话，说话时手里的刀一直没有停下来，木屑雪一样飘落在工作台。

跟会记者的稿子果然在晚上八点多时才发过来，庆红编辑完已经九点，再经过责编、主编、社长一层层地审核，最后定稿下厂是十二点了。庆红一个人开车回家，平时拥挤的南环西路一辆车也没有，她在听莫文蔚版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光阴的长廊

脚步声叫嚷

灯一亮

无人的空荡

……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记得刚来报社时，她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跟着老记者跑新闻时，认识了刘泽，他总是喊她小实习生。刘泽在电视台工作，历来报社电视台不分家，他们两个单位经常在一起合作做节目。刘泽的文笔没有庆红的好，她常帮他润色修改，一来二去，两个人好上了。有一天晚上暴雨，他们困在办公室里走不了，刘泽摸一摸她的耳垂，低头俯在她的耳边悄声说，要一辈子对她好。

车子开上同城快线，有一会儿她开到了一百二十迈，速度与死亡，她常常会闪过这样的念头，好在只是一闪而过。

3

说起来父母当年离婚，庆红也是有责任的。她第一个发现父亲背后有别的女人的。那天她和朋友去同盛吃饭，在洗手间意外遇到父亲，他的表情怪怪的。问他话也支支吾吾的，一会儿说是和同事一起来的，一会儿又说是朋友。女人的第六感，让她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庆红假装回房间，却悄悄跟到他们的包间，看到父亲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吃饭。女人高挽着一个松松散散的美人髻，下面露出一段雪白颀长的脖子，淡妆，穿一件香云纱裙子，仙气飘飘。有的女人就是这样，长得并不是多么精致好看，可是让人过目难忘。

女人在她们家楼下开一家净果店，服务周到，店面干净，干活又麻利，人送外号水果西施。她把水果洗干净用保鲜膜包好，放在保鲜柜里。买她家的水果直接开吃就行了。大个头的水果像西瓜哈密瓜榴莲都分成小份卖，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有什锦果盘，把几样不同的水果放在一起卖。一个苹果，一个香梨，两根香蕉，几颗草莓，一把樱桃，半个石榴。季节不同拼的种类也不同。买一个果盘同时吃到了五六种新鲜水果。十多年前，小城里还没有这种售卖方式，所以特别受小区里的年轻人喜欢。庆红喜欢她店里的味道，各种水果的天然香气交杂在一起，有一种迷幻的感觉，还有那些颜色，光苹果就有十几种色，红色、黄色、绿色，青绿黄绿……小女人在这香味和颜色的浸染中，夜里会变成一个果子精吧。

更有意思的是庆红每次进店里买水果，都听到复读机在播放着英语，庆红以为是她家孩子学，后来才知道是女人自己在学英语。同城是小地方，能见到外国人的机会很少，也就是说把水果卖给外国人的机会是零。也许是她要去美国卖水果吧。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正是因为坚持自学英语这个举动让顾客对她另眼相看。来她店里买水果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家长还带着孩子。

有一次庆红买了叶橘，母亲也买了叶橘，叶橘水分大皮薄存放不住，八块多一斤，不能浪费了，母亲便要把她买的那份水果退掉。父亲反常地关心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出面拦了下来，不就是多买了一份，明天我带到单位去吃。

撞破父亲的好事后，她并没有告诉母亲，她不想把事情闹糟。老萧好歹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要脸，这种丑事不能张扬。全家人都知道了，那还不是把他往外面推。父亲也说，他肯定不会和母亲离婚的，性格不合也不离，都一把年纪了不愿意走那步路，将就将就也就是一辈子。怎么活还不是个活？转眼间就老了，就死了，一了百了。父亲这么说时，一脸视死如归的悲戚。

他和女人好归好，人家有家庭，他也有老婆孩子。他不会做拆散别人家庭的缺德事。两个人在一起也就是互相看着顺眼，说说话，吃吃饭。水果西施的男人好赌，常常偷了她的进货钱去赌，输了钱还打她。她是个可怜的女人。父亲说这些话时，庆红一直注视着他衣服上一个油点，大概是刚才吃饭时不小心掉在上面的。白衣服的油点很难清洗。庆红有点同情他，父亲是想体会一下什么是英雄救美吧！有个诗人说过，一个人一生中总要为爱情活一次。

父亲和母亲完全是两类人，如果说父亲是天空中的一片云，那母亲则是地上的一团棉花。

父亲刚分配到钢厂，按照惯例先下车间锻炼两年，同在钢厂工作的姥爷一眼喜欢上这个徒弟，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想着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而父亲那时有喜欢的人，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他们在借书时，眉来眼去已经有了意思，再进一步发展就可能是恋人关系。姥爷根本不管徒弟有没有喜欢的人，他大包大揽把两个人撮合在一起。除了丰厚的嫁妆，另加了一间公家分配给的婚房。虽然只是一间单身宿舍，但在当年可是香饽饽，是姥爷走后门为女儿挖来的。房子有了，男朋友有了，就剩下结婚了。师傅很高兴，动用手里的权力终于把徒弟变成一名家庭成员。

庆红曾问过父亲，你既然不情愿，怎么会一直顺着姥爷的意思走？老萧也承认那时看上师傅手里的权，姥爷是车间主任，在厂里还是有点地位的，是他安排父亲脱产深造读了大学，让他离开车间成为一名老师。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他从小没有父亲，而姥爷像父亲一样照顾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