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塔纳（散文）

1. 一个流民的奢望

1769年的一个初秋之夜。

乾隆帝在养心殿西暖阁里正在揣摩晋人的法帖，太监跪奏说吉林将军刚进贡来一批东珠，其中有一颗径达寸余。这些年，连五分的珠子都百里挑一，这颗巨珠的出现简直难以置信。

锦盒打开，赭黑麂皮上，这颗巨大的珠子发着皎如月华般的光。总管怯怯地说，或许是上面的熊油没擦拭干净，毫光没全发出来……乾隆轻轻抬起手，让他住嘴，然后让人把屋里的灯掩暗。

昏暗里，乾隆帝看着这颗珠子很久。他似乎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珠子，即便他爷爷康熙帝也未曾拥有过，对于每况愈下的满洲采珠，难道这是一个时来运转的祥瑞？

他问总管，吉林将军那边有没有说这颗珠子是哪个珠轩采获的。总管似乎早有准备，掏出吉林将军的一封信呈上来。乾隆帝这才知道了被他流放到满洲的江南人吴鹿宾，为了采到这颗珠子都经历了什么。

当然这一段紫禁城内的故事，是我的演绎。

不过，江南才子吴鹿宾那怅然若失的面容却从很早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少年时我因为去海林探亲，在亲戚居住的镇子，竟然发现还有一处名人故居。尽管这个叫吴鏖（字鹿宾）的名人我孤陋寡闻，完全没听说，但扫了一眼文字介绍、家谱以及那厚厚的一大本线装文集之后，不由得心生敬意。后来知道，他是乾隆年间的江南秀才，因罪被流放到东北这个苦寒之地。据方拱乾、方式济的宁古塔记述，关内流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文化的火种、奏响启蒙的先声。吴鹿宾之前，已经有张缙彦、吴兆骞、陈敬尹等人做了文化开拓的前驱。吴鹿宾也开馆讲学，他对此也颇为欣喜，茹毛饮血之地也开始“彬彬弦诵，文教日兴”。民国之时，东北的文化振兴、名人辈出，并非从北大荒之地突然冒出来，其上层精英的文化基础大概离不开这些流人先前的培土润育。

当时记得绕到展馆的后面，看见靠着墙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石碑，覆盖着一头雪，有一角被砸掉了，碑身也有几条裂缝，有人大概怕碑碎了，用几道铁丝箍着。上面的字是繁体，字迹又漶漫，加上我当时的古文阅读能力非常弱，基本没搞懂这碑上写的是什么，大概读出碑题是《悼次子犀照探珠碑》。

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二十多年了。

因为读到一篇美国历史学者的论文，引用了很多东北流民的文字，我蓦地想起了多年前的这段经历，尤其是那一方茕立于塞外荒寒里的石碑，何其落寞。它或许一直在等待有人将它身上的这篇墓志从历史的沉积层中挖掘出来。

据吴鹿宾《磁心集》的“牡丹草堂主人小传”说，他是三十多岁时因为嘉兴的科闱舞弊案受了牵连，流放到宁古塔。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始终念念不忘要回到江南的故乡，从其文集的名称就能联想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但对于这种“政治犯”，要想得到皇帝的特赦是极不容易的。直到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觅得了一个契机。吴鹿宾多次从珠轩的珠丁那里听说，这些年东珠的采获每况愈下，不但数量逐年减少，而且尺寸、光泽、形状俱佳的上等珠，也是越来越难找。满洲的上百个珠轩，从领催到骁骑，再到总管，很多都挨了鞭子、罚了俸禄，甚至降了品秩。吴鹿宾萌生了一个想法：皇上的仁孝，举国皆知，如果他能找到一颗世间罕见的大珠，献给乾隆帝作为其母后八十大寿的寿礼，同时再以故土的双亲年即期颐而无子伺药于膝下为情由恳求圣恩，那常以孝亲示天下的乾隆是很有可能特赦他的。

2. 乌拉的宿命

读《磁心集》里的一些段落，我大受感动，甚至可以说是震撼。于是就想去找原书看看，可惜二十几年前那个名人故居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当初那本厚厚的线装书也已不知去向。但极幸运的是，一次在读另一本东北流民文集的时候，发现后勒口上的丛书目录里赫然有这本《磁心集》。如渔人泛尽武陵溪，本以为山穷水绝，却猛地豁然开朗。通过丛书主编得知，由于当时这套丛书出版经费用尽，出版单位终止合作，导致有几本计划中的文集没能出版，《磁心集》不幸就是其中之一。但幸好文稿他那里还有，于是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本复印稿。

大约也是到了乡愁泛起的年纪，读了吴鹿宾先生两百年前的文字，方感到我儿时成长的那片白山黑水并非如清水般一见到底，而是也有层层历史的面纱，婀娜的故事。

比方说，所谓宁古塔，这个明清两代君主专制体系下的“古拉格群岛”，实际上并没有塔，“宁古”是满语里的六，“塔”是量词“个”，所以宁古塔并无塔。而“牡丹江”也并无牡丹，“牡丹”实际是满语里“转弯”的意思，因为有条大河在一个村落那里转了个大弯，而那条河就被命名为“牡丹江”。

牡丹江对于吴鹿宾、对于上百个珠轩几千名珠丁、对于负责管理所有珠轩的打牲乌拉、对于大清皇室，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条有着华丽名称的河流，它是从吉林将军的驻地通往松花江流域的重要航道，清廷抗击俄军的水师基地，它还是贡给北京皇帝的东珠的重要产地。

为了满足皇室和贵族对东珠的需求，清政府在满洲地区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机构，即打牲乌拉。打牲乌拉的最高领导是乌拉总管，康熙时品秩是正三品。打牲乌拉下面专门负责采珠、采蜜、捕鱼等贡事的队伍叫珠轩，其中自然以采珠者为大宗。每个珠轩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不等，这些人叫珠丁。珠轩的数量也随着时间不断变化，1701年有33个，至1799年（嘉庆四年）为94个。

吴鹿宾父子是在1767年加入了巴彦琳秀的珠轩。吴鹿宾赌他这三年里，会找到一颗打动乾隆的完美东珠。

本来像吴鹿宾这样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流人，是大可不必参与珠丁这种苦役的。与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待遇不同，他们在流放地有时候会得到更友善的对待、更宽松的管理，甚至会被当地的官府或富人聘用。吴鹿宾就非常幸运，和宁古塔副都统的关系甚好，曾经给都统的儿子做过塾师。他在官衙里认识了乌拉的两位领催都尔甲、木刚朵，在和这些人的交谈中，了解了很多关于采珠的事情。起初吴鹿宾只是出于博物多识的兴趣，想将这些听闻写进自己的文集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历来的志怪搜奇的传统。有一日听都尔甲说去依兰哈拉的一队珠轩采到了一颗一寸的珠子，却在回程翻了船，淹死了几个珠丁倒不要紧，要命的是这颗大珠连同一百多颗珠子也落入江中。如果这颗珠子送到京城皇帝面前，圣上一定龙颜大悦，领催至少官升一级，其他赏赐更不必说，毕竟这样大的珠子已经多年未见了。

当时吴鹿宾灵机一动，想到自己能否通过这条途径获得乾隆帝的宽赦呢。虽然能否采到大珠也是看命，但毕竟有一线希望，总强过在官衙里充任幕僚余生也归乡无望。

而且吴鹿宾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让他对自己的选择多了一些信心。那就是他的次子吴澄（字犀照）天赋异禀，不仅能在水中“闭气甚久”，而且天生一双神目，不但暗夜里“视物如白昼”，在水里、雾里也能穿透隔障，“视浊如清”。吴鹿宾对儿子“特异功能”的描述到底是如实记录，还是属于志怪之谈，并不清楚，但之后，吴澄的确在寻找大珠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鹿宾和两个儿子就这样加入了巴彦琳秀的珠轩。不过和其他珠丁不一样，父子三人属于编外人员，没有基本的年俸，采珠所需花费基本自筹，包括父子三人的小船。不过，他们也没有其他珠丁的定额，无论有无收获，他们也不会受到惩罚。

随着父子三人近三年的采珠生涯，我们不仅看见了清代一名珠丁的真实生活，更重要的是透过很多细节，我们还窥见了清朝对东北地区多元化的治理方式，以及这种治理方式背后的观念及其后果。

东北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文化区域之外，产生了乌桓、鲜卑、柔然、女真这些所谓的东胡民族，而实际上，东北的民族远比中国史籍上这些常见的民族多得多。这些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不一样，大多是渔猎民族，生活于山地森林草地江河海岸之间。由于这种差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并没有将关内的州府县村这种统治方式移植到关外。在东北，清朝实行了多种并行的统治体系。除了满洲八旗制度，还有其他民族的八旗建制。除了八旗制度，还有像打牲乌拉这样专司进贡的机构，以及会盟、“女婿”等各种方式，管理着很多原来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部族。

这些统治机构中，打牲乌拉的作用非常独特。“打牲乌拉”是满语汉语的合璧，满语里的原文直译是“布特哈乌拉”，布特哈是狩猎的意思，乌拉是江，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江边的猎人”。汉语将“狩猎”转译为“打牲”，而乌拉用的是音译。打牲乌拉的总管衙门设在今吉林省吉林市乌拉镇境内，这是一个专门为清朝皇室和上层贵族寻获贡品的机构，直接管理的各类牲丁有几千人，加上这些牲丁的眷口，约有五万之众。

但这几万人为什么会被朝廷指定采捕这些贡品呢？

吴鹿宾在和牲丁的相处中得知，打牲乌拉人早在满洲人崛起之前，就生活在此地。吴鹿宾知道明代有人写东北有所谓“江夷”，擅捞蚌采珠，说的应该就是这些乌拉人的祖先了。乌拉人曾经垄断了与明代中原地区的东珠贸易，但随着满洲人的崛起，乌拉人的东珠贸易被切断，而且东珠还要进献给满洲人。所以当满洲人开始在松花江流域扩张时，乌拉人成为最先的抗击力量。努尔哈赤最初想用联姻的方法来安抚，但没有奏效，于是他亲自率兵征服了乌拉人，然后将其变成包衣，规定进贡东珠、蜂蜜和人参是其义务。

毫无疑问，牲丁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就以吴氏父子三人充任的珠丁为例，每年农历四月出发，其时“山之阴处，积雪尚白，谷中之溪，薄冰犹在”，一路上风餐露宿自不必说，江河辗转，跋涉千里，到八月九月方可收工。

而具体采珠的过程也是相当辛苦且危险：“采珠者以木或竹插河中，腰缠长绳入水，挨次拾蚌于袋中。毕则振绳，舟中人则挽绳而升之。”吴氏父子第一次随队采珠就碰上了人命事故。一个珠丁顺着竿子下去后，不久就浮上来，是在水底中了风，当场溺毙了。第三年是一个珠丁被所谓“草爬子”叮咬了之后，得了热痹死了。而珠丁的死在同伴和领催看来，都是极平常的，给死者家眷几两银子几袋米粮就算抚恤了。珠丁由于常年涉水，“湿寒侵体，痛生綮节，手足未有尽其常形者……（珠丁）入水前常豪饮，或以酒摩其腹背，久之，多有成癖者，其醺醉入水，不辨上下东西而死者甚夥”。

实际上不仅珠丁如此，其他种类的牲丁同样也非常悲惨。吴鹿宾记录他所听闻的有的蜜丁被野蜂蜇盲，有的从悬崖上失足摔死;有采松子的松丁被熊撕碎的;有鱼丁被“龙”（或许是体型巨大的鲟鳇鱼之类）撞翻了船溺死或被吃掉的;有参丁被虎豹咬死或伤残的，甚至可能被蚊子咬死。

但凡此种种，与专司进贡毛皮的部落相比，就算不得真正的危险了。进贡毛皮的猎人冻死、饿死或突遇暴风雪迷路而死并不罕见，而在上交虎皮、狼皮、熊皮这些贡品时，他们毫无疑问要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野兽，虽然猎人有很多避免危险的手段，但在深山密林之中，猎人并不总是占尽优势，毕竟虎和狼也是自然界最为出色的猎手。吴鹿宾曾经记载了一个叫唐儿黑的地方有虎极其狡黠凶猛，伤了十几条人命，且都是寻找贡貂的猎人。吴鹿宾叹息道：“虎狼之皮，非草木禾莠，不可复生，以此为役，虎狼皆不堪其苦，况猎虎狼者乎。”隐隐有柳氏苛政之刺。

几年的珠丁生涯让吴氏父子充分体会了乌拉人残酷的生存境况。吴鹿宾甚至私下里和那些沮丧、消极、常有怨言的珠丁有过交流，试探着问他们，为什么要忍受这种没有尽头的苦役，而且不仅自己如此，子子孙孙也都要如此。他们会捕鱼，也会狩猎，完全可以躲避到更遥远的地方生活，毕竟从关外到黑龙江畔，甚至翻过外兴安岭，直到大海之滨，森林江河无穷无尽，不用担心找不到乐土。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是书生之谈。打牲乌拉的上层贵族和头领们已经习惯了在清朝的统治机构中生存，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民族意识相比于阶级意识是次要的，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清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维持乌拉人的社会生活，这或许比他们以前要独自频繁处理族内部落争端、反叛更为方便、有力，只要清王朝继续依靠他们来统治乌拉人，不危及他们的地位，他们更愿意在清朝的统治体系里生存，而不是带领乌拉人逃出清朝的版图，获得“民族自由”。

同时，吴鹿宾还发现，乌拉人在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被称为“食粮人”，也就是依靠清政府发放的粮食和饷银来生存，那种靠渔猎获得的食物日趋减少。虽然从朝廷领取的饷银只有每月一两，且还常有罚款、克扣和拖欠，但却是购买关内来的物品所必需的。来自中原的生活方式对乌拉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茶、盐、糖、酒、丝绸、棉布等成为乌拉人生活的必需品，随着关内商业网络的不断渗透，宁古塔、乌拉等地区“居然有华夏风景”了。可见一旦脱离打牲乌拉的体系，他们获得这些物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