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的公知者（散文）

在旧体制时代，皇帝听取不同的政见被誉为美德，颂辞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事实上，专制之下的“兼听”，基本上是皇帝个人的雅量，因为并没有与“兼听”相应的政治路径。另外，“兼听”也是帝王术的一种手腕。在中国古代，即使一手能遮住天的皇帝，也是需要平衡术制约局面的。中国的大历史里有两条政治线，主线是皇帝线，辅线是宰相线。皇帝线是抛物线，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皇帝的水平忽高忽低，起伏落差大。宰相线是平行线，中国的宰相整体上水平比较高，业务素质过硬。好皇帝与差皇帝的区别在能力上，好宰相与差宰相的分野在心地和心术上。宰相是皇帝的战友，是距离最近的手下，但也是潜在的对手。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受控于宰相，支流漫过主流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旦这样的情景出现，则兆示一轮激烈的政治旋涡，甚至惨痛的生灵涂炭。皇帝制约宰相的常规手段，就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皇帝中极特殊的个例，他的政治格局，以及政治视野的基础，产生于“兼听”。或者换一种表述，刘彻是“兼听”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的苍劲之树。刘彻的政治情操，是和民间的“知识领袖”共建的。他是一位罕见的倾听者，广泛倾听，择善落地，进而再使之制度化。刘彻是宫廷政治的改革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确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独尊儒术”。一位皇帝，不以自己的“圣言”为重，而以一种“系统学说”为大，是很了不起的，最起码是知道天高地厚。此外，他与知识领袖们探索并开创出了一种中国古代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模式——“察举制”，到隋唐之后逐步完善为“科举制”。这项制度一直适用至清朝末年，被多个朝代沿用，基本贯穿大一统状态下的中国古代史。给政府的权力中融入中国智慧，以智慧治国，是这一项制度的重要标识。

汉武帝的霹雳手段和低姿态

中国古代皇帝以年号纪元，由汉武帝刘彻开始，从公元前140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山崩，用过十一个年号，分别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每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年号每四年一纪元，最后的“后元”为两年，共计在位五十四年。

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承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之中，任用过十三位丞相，但只有六位善终，另外七位或处死，或自尽。仅即位后的前三年，就更换过三位，具体是田蚡、窦婴和许昌，均是树大根深的老臣。其中窦婴被斩首示众，“（建元）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汉书·武帝纪》）。皇帝与丞相之间既密切又紧张的矛盾程度，在中国政治史中，汉武帝刘彻是拔得头筹的。

刘彻是西汉第六位国家领导人，之前分别是高祖刘邦（前206-前195年）、惠帝刘盈（前194-前188年）、高后吕稚（前187-180年）、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年）。刘彻于公元前140年就位，此时建国已经六十余年，他对西汉前期政治生态中的痼疾深恶痛绝，甫一即位，则从意识形态领域下硬手段，进行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创新与改革。

即位元年，面向全国征召选拔一百多位以儒学为主体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并在诏书中明确认定黄老之学、法家、纵横家为“乱国政”之学，不在征选之列。虽然认定为“乱国政”之学，但并不禁止民间的学用，只是申明不适用于国家治理。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为郡省级官员，汉代官职带‘中’字者，均为中央朝廷官员）、诸侯相（汉代下辖的诸侯国，由中央朝廷委派丞相，后称为相，以区别朝廷的丞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战国思想家，兼融黄老之学与法家）、商、韩非（商鞅、韩非为法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为纵横家代表人物）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一道征召令是“建元元年冬十月”颁布的。西汉建国后，在历法上“承秦制”，沿袭秦朝的“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一直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改革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一年中的岁首正月与今天相一致，定为农历一月。也就是说，这道征召天下儒学贤良的皇令，是汉武帝即位元年的正月发出的，相当于“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汉武帝变革朝政的锐意和急迫。

汉代的博士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学术资质的国家级认定。比院士稍特殊的是，博士官还兼任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参知政事。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表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道征召令，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指导思想的肇始。汉武帝首批遴选的一百多位“博士官”中，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知识领袖”在列。汉武帝刘彻心仪儒家学说在先，之后才有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宏大作为。今天的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董仲舒和公孙弘启发了汉武帝刘彻的向儒心，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汉武帝改革朝政的决心已定，但改变什么，怎么样去改变，心中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他开始做功课。即位第六年五月，向全体博士官下达资询政见谏言诏书：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昚，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付，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书·武帝纪》

刘彻向博士官们请教“王天下”的策略，态度端正，谦虚诚恳。“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这一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诸位先生众所周知，我天资迟滞，脑子笨，水平和能力有限”。唯我独尊的皇帝，能够自省，能够以低姿态示众，是难得的品德，也是襟怀坦荡的自信。

如何在宽松的社会生态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诏书中策问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中得以大治的时代，社会生态都是宽松的，自然而然是“天治”，“天治”才能久安。紧张的社会生态，会导致人心局促，会不安。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是“天问”级的。他要的是“天治”而不是“人治”。

资询政见诏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朕知道在尧舜（唐虞）时代，以罪衣（囚服）替代刑罚，而百姓们奉公守法，日月烛照之地，莫不宾服。周朝的成康时代，刑罚完备，但置而不用，以宽德及物，教化四海。并礼仪海外，东北疆域的肃慎、北疆的渠搜、西疆的氐羌纷纷来归。天行守常，日月不蚀（古人认为日食月食为不祥），没有地震，没有洪灾，祥瑞现于郊野，八卦神图出于河洛，这是何等政德才能达到的境界！朕自继大位以来，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涉深渊，不知何以达到彼岸？既彰显先帝的鸿德伟业，又能够上参尧舜，下继三王（夏、商、周三代）。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在这次“受策察问”中，董仲舒，公孙弘分别以见解独到的“策对”，得到汉武帝的重视和重用，进而脱颖而出。“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

在中国为官，需要具备的职业素质

公孙弘是菑川国（汉代诸侯国，治所在山东寿光）人，年轻时做过狱吏，因罪免职。由于家境贫苦，在海边以养猪为生。四十岁开始发愤读书，主修《春秋》流派研究，渐成饱学之士。六十岁这一年，汉武帝即位，在全国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被菑川国推荐，“以贤良征为博士”。拜为博士之后奉诏出使匈奴，归京复命时被汉武帝认为年老无能，罢免还乡。

汉代的“复命”制度，指奉皇命执行完公务，先以书面形式述职奏报，“天命曰复”，皇帝阅览之后再决定是否诏见。汉武帝刘彻见到公孙弘的“复命”，“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再次下诏征召贤良，并广泛资询政见谏言，菑川国仍然力荐公孙弘。这一次不负众望，六十六岁的公孙弘以“策对”赢得刘彻的特别器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代的金马门，相当于后世的翰林院，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仪景仰之地。（《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记载此事为“元光五年”，笔者查对多种史料，以为应为“元光元年”之刊误。）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生动的细节故事。公孙弘的“策对”呈上之后，主持事务的太常因为公孙弘曾被辞退，把他排在百余册“策对”末等。汉武帝亲览时，擢拔为第一。“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不仅学养出众，见识卓然，还是一位“容貌甚丽”的老帅哥。

赢得汉武帝器重的是“策对”中的“公孙八条”：

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刘彻继承大位之后，最为困扰他的正是吏治的痼疾。他敏锐捕捉到了当时政治生态中的最大隐患——“官二代”和“贵族圈子政治”。当时的官员选拔，基本出自功臣名门之后，或官宦门生故吏，“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则来非一朝”（左思《咏史》）。“公孙八条”触到了他的疼痛处和兴奋点，因此破例把六十六岁的老人擢拔为第一，推举到台前。

公孙弘获封“待诏金马门”之后，就吏治问题再度上疏，而且措词用字均是火辣辣的：

“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

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

臣闻周公且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这一年，公孙弘再度晋升，被任命为“左内史”，“上说（悦）之，一岁中至左内史”。左内史，是首都最高行政长官，“掌京师”。元朔三年（前126年）迁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列，两年后出任丞相，时年七十七岁。由“待诏金马门”，到出任丞相，仅十年时间。

公孙弘出任丞相后，封平津侯，主导推动官员选拔的一种全新模式——“察举制”，国民不论出身贵贱，均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这项制度有四个方面的闪光之处：其一，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治理融为一炉，给政府权力中注入中国智慧，形成政治学的中国方法。其二，汉代治国的指导思想是“独尊儒术”，因而把儒家五部经典著作“五经”，确定为察举考试的必读书，这种读书取士的方法构成入仕的国家标准：在中国为官，需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行家里手。其三，打破了贵族政治的壁垒，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苦读书改变命运，既给国家政权注入生机，也给底层人以希望之光。给底层人带来希望的亮光，是这项制度的品质底色，称之为伟大也不过分。其四，“察举制”，以及之后的“科举制”，推动形成了全社会重视读书，尊重知识的文化生态，乃至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民间解读。

公元前121年，公孙弘病逝于丞相任上，“元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享年八十岁。关于公孙弘，时人及后人有褒有贬，但他主导的吏治改革是烛照青史，而无异议的。

“文治政府”的最初制度设计

汉武帝革新吏治，从建立一种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开始，这项制度称为“察举制”，顶层设计者是丞相公孙弘。

一个人年满十八岁，以读书出众，再符合四条“政审”标准，“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政审条件是人性化的，具备孝心，行政心，乡里公议好评，无犯罪记录。发现这样的人才，则由县推荐到郡（省），郡守经过严格审察，推举至京城太学注册学习。一年之后届满考试，考试内容是“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通一经以上即可毕业，“补文学掌故缺”。汉代的郡和县，均设置“文学”和“掌故”职位，“文学”是政府文职岗，“掌故”是地方志岗。通三经以上者视为优秀学员，授“郎中”职位，“太常籍奏”，由太常记录名籍，作为国家梯队人才奏报皇帝。五经皆通的“秀才异等”，相当于状元，由皇帝亲自撰写学业鉴定，委派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宣示，彰显功名，“辄以名闻”。中国的皇帝高度重视“国考”中的学霸，从汉武帝刘彻开始，此举措被后世效行，乃至有下嫁女儿，招为驸马的特殊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