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这辈子，最下功夫的是作家这个角色

在贾平凹身上，不同时期有着各个不同的社会角色：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协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美文》杂志主编、西北大学教授、书法家、画家、神秘文化研究者……在众多角色中，他说自己最下功夫的是作家这个角色。

在中国文坛，贾平凹始终代表一种坚实的存在。在多年的写作里，他跟随时代变革的脚步，一直将目光投向农村和耕作在黄土地上的农民。

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家庭一样，生于1952年的贾平凹，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务农，共生养了三个孩子。贾平凹原名贾平娃，是家里的老大。弟弟贾再娃，妹妹贾红霞。按理说，这样的家庭不应该吃不饱饭。

但当时的传统是大家庭过日子，吃大锅饭。贾家是大户人家，家里共二十多口人，上有祖母和父母外，还有三个伯父、伯母，再下面是十多个孩子。这么多人，一起过日子，做饭用的是又深又大的桶子锅，能盛两桶水。贾平凹父亲的工资，也是交给母亲统筹公用。

“每天吃饭，按照传统的规矩，先给平凹的奶奶盛一碗，然后按照辈分长次排队。经常是先盛饭的人吃完了，后面的还没盛上饭。但凡好吃好喝的，各自霸占，抢勺夺铲，吃在碗里盯着锅里，添两桶水熬成的稀饭，放了一碗黄豆，黄豆在第一遍盛饭中就被捞得一颗不剩。”

“贫困年代，大家庭，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都为吃。山多、水多，地少，人口多，吃的是玉米仔稀饭，要么是红薯、土豆，填不饱肚子。村里食堂只有稀饭，母亲拿回家还要加上三大碗开水，全家人再一起喝。我很瘦，有个稀饭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细的脖子似乎老承负不起那颗大脑袋，我读书中的‘小萝卜头’，老觉得那是我自己。”

日子过不下去了。大家庭分家，各自单过。贾平凹回忆：“和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一样，日子贫穷又苦，维持这样多弊病的家庭，只能使人变作狗、狼，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

“棣花镇人多地少，日子极度贫困。那个春天，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被捋光了，泉池里是一筐一筐，石头压着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压，碾成面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着裤腿流。”

贾平凹回忆，当时“全村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在那困难的年月，纯白面条用来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糁面，母亲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糁和菜了”。

“穷人的孩子早懂事。每天放学回家，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多给家里搞些可吃的东西。在外回家，手里没有空过，有一把柴火捡起来夹在胳膊下，有一棵菜拔下来装在口袋。我在草窝里捡过一颗鸡蛋，如获至宝一样拿回家高兴了半天。”

不上学的周末，或者是放暑假寒假，贾平凹还要帮家里砍柴。农村做饭烧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冬天土炕取暖也要用柴烧。柴要到对面山里去砍，分成两捆，每次80斤或100斤，挑回家要走上好几里。

饥饿是难熬的，贾平凹反复提及：“我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后来，弟弟、妹妹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经济状况好一些了，弟弟和妹妹的个子都比贾平凹高。

“文化大革命”开始，贾平凹结束中学的学习，回到了村子。“我不是个好农民，因为个子瘦小，没有力气，干不了农活。回家后，贾平凹在农村种地。种地全是体力活，犁地、挖地，修渠沟，搬石头，背沙子，都是苦活。”

“干一天农活，男人挣十分工，妇女可以挣七八分工，我只能拿三分工。一个大人劳动一天，可以挣到两毛钱，我只能挣到六七分钱，后来慢慢才给你涨到四分工、六分工。老农们不喜欢我做他们帮手，大声叱骂。队长分配我到妇女组去干农活，让那些气量小是非多，庸俗不堪诸多缺点集于一身的婆娘们来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

“我很伤心，默默地干着，心与身皆疲累不堪，一进门就倒在炕上，沉沉睡去。离开课堂，没有书读使我大受痛苦。我不停向同学寻借些没头没尾的古书来读，用读完了的书去与别人的书交换。”

命运又给了他无情的一棒。当教师的父亲，因为曾参加了一次胡宗南的报告会，有人把那场报告讲成是特务训练班，然后查开会的名单，就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回老家劳动改造。

扣在贾平凹全家头上的那顶大帽子，导致他们在全村受尽了欺负。现实生活里的世态炎凉、人情寡淡，贾平凹在童年就尝尽了。

每月没有了父亲的收入，生活极度拮据，又赶上家乡连续三年大旱，日子更难过了。父亲教了半辈子书，人胆小又自尊，在家里不肯出门。

贾平凹不想把人生捆绑在黄土地上，又苦又累一辈子，还混不了温饱。他想参军或者去厂矿工作。

县里的单位到村里招工，初中文化的贾平凹，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头顶罪名，你永远不能翻身，谁也不可能再用你。你只能在农村当农民，那几年发救济款、救济粮，肯定没有我家。亲戚朋友都害怕沾上你，也和你疏远。”

“我字写得好，在民兵连里当文书，父亲一出事，直接把我赶出来了。学校一个女老师怀孕，回家生小孩，临时让我当代课老师。女老师回来上课后，我又代不成课了，只能回家干农活。”

贾平凹靠着坚韧和执着，给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出路。

公社修水库，青壮劳力都去了水库干活。

“从水库回来的人讲，工地需要一个搞宣传的，我字写得好，别人说你可以去。我就主动去了。生产队长不允许我去。”

贾平凹不愿意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儿劳动，他从家里拿了一些干粮，跑到水库主动干了三天活。

“我没啥力气，工地的活特别累，挖泥挑沙搬石头，搅拌混凝土浇大坝，费体力，特别苦，要从平地扛石头，搬到大坝上。每天要扛够多少立方，才能挣到工分。一天活干下来，浑身累得像散了架，胳膊和腿酸痛，感觉都不是自己的了，一躺下就睡着了。”

后来，他在工地指挥部，给领导毛遂自荐，自己会写毛笔字，可以为工地刷标语。领导同意了，他在山崖的大石头上，手拎油漆桶，写上“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红色宣传标语。

活干得出色，领导觉得贾平凹吃苦耐劳，老实听话，勤快，字写得不错，就让他在工地上办油印宣传劳动简报。终于能吃饱饭了。贾平凹一个人负责采访写稿、编辑刻写、油印发行，再通过广播喇叭念自己写的新闻稿。

“当时陕西省有一份报纸《陕西日报》，我就模仿人家口气来写，简报版面要特别活跃，不能老刻一样的字，比如仿宋体，或者是隶体，这些都是当时学的，而且标题要变化，还要为了丰富版面学画画。我干得特别认真，天都黑了，还趴在门外刻蜡版，连夜印，好多人说，这小孩干活踏实，对我印象特别好。”

照着省里的日报学习，他也办了一版副刊，自己绘画、插图，还学着写诗歌。白天他认真工作，晚上就在工地宿舍写作，诗歌、散文，什么都写，慢慢写满了笔记本。

1972年，大学准备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上大学不用考试，看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按比例下放录取名额，由大队书记上报人选，公社复审，县里最后确定。

贾平凹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时分配给他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名额，还是“火箭专业”。贾平凹傻了眼：“我压力特别大，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录取到火箭专业，这咋办？”

县招生办的领导帮了他，把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名额调整了过来。贾平凹就这样走出穷山沟的农村，到西安读了大学，后来留在西安，变成了城里人。

大学四年，贾平凹的床上只有薄被一床，冬天寒冷，夏天没有蚊帐。家里拿不出钱给他，只能靠写作赚来的稿费，让自己吃饱饭。他创作的营养，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进大学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校报上，这是他变成铅字的第一篇文章。

“现在看它啥也不是，但对我影响特别大，搞创作的兴趣就来了。”

1973年，《一双袜子》在《群众文艺》公开发表。发表后，他的写作动力被唤醒，接连写了许多文章向全国投寄。

他有他的改善生活日，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写出，可以去边家村食堂买一碗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吃。

“最不幸的是肚子常饥，一下课就去排长长的队买饭，叮叮当当敲自己的碗，然后将一块玉米面发糕和一大勺混菜，不品滋味地胡乱吞下。因为饭菜的诱惑，他那时写作极勤，1975年他毕业了。离开校门时，他依旧提着那只破绿皮箱，走向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按照约定，这批工农兵大学生，是要回老家工作的。

“原则上从哪里来，毕业还要回哪里去。比如你从学校来，你毕业了就回学校教书，你从工厂来，毕业了就继续去工厂工作;你从报社来，就抓紧新闻方面的训练，再回报社上班。我从农村来，读了大学，不可能回家继续当农民。大批同学回去当老师了，学校决定把我分配回去，我估计只能到公社中学当老师。”

实习工作经历救了贾平凹。“大学毕业前，我发表了多篇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新闻稿子，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实习，编辑部领导对我印象特别好，直接到学校把我要走了。”

贾平凹感叹：“人生命运无常，关键时候，就发生好多很奇怪的事情。如果出版社不要我，我只能回到乡下学校，也可能搞创作，但再回城，太费劲了，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贾平凹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因为小说获奖，调到西安市文联当专业作家，从此开始文学之路，一直走到今天。

《废都》对我的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张英：几十年里，《废都》一直和你的名字挂钩，包括后来重新出版，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贾平凹：《废都》重新出版，出版社计划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一起上市，书样都出来了。

当时谢有顺跟我要稿子，我刚好为新版的《废都》写了个序，就给他了。文章发在《南方都市报》，引起了媒介的注意，到处狂炒，就成了一个事件。

张英：放到现在的开放环境，小说里写“性”不是一个问题了。

贾平凹：对作家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小说的故事、题材决定的，是塑造人物的需要。《废都》写的是一个老俗的故事，既然是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都写到了，白天吃一顿饭、喝一点茶都可以写几页，到晚上一个字不写也不行，这就牵涉到了性，庄之蝶为了解脱自己，他要寻找女人。

写性的过程中，只是稍微多写了一点，未写出的部分以框框替代。稿子给出版社，他们又删了一部分，书上括号内删去多少字数，已不记得了。没想到，写时小心翼翼，仍踩了地雷。

1994年和1995年，谁提《废都》都不行，提了就要写检查。陕西的报纸，提到我名字的检讨报社就不知写了多少次，到处都是批判。别人说我是“流氓作家”，再努力也扭不过来。我不是对性特别感兴趣的人，只是因为写作的需要。

张英：当时也有人肯定《废都》。季羡林说：“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马原给予很高评价：“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我们这个时代一百年以后还会被一读再读的小说大概没有几本，《废都》是其中之一，它写透了文人这个阶层的无聊，它是一本诠释无聊的百科全书。”

贾平凹：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写出当时那批知识分子的悲观、失望、绝望，失去了理想、信仰以后知识分子的一种混浊状态，表现那个时期人的一种苦闷状态。

对我来说，我的人生有三个重大影响：一个是上大学，改变我的命运;一个是搞创作写《废都》;再就是我和前妻的离婚。

那时候压力非常大，我精神负担非常重，大脑经常一片空白，整天不知道该干啥好，妻离子散，父亲去世，家破人亡，我又大病一场，还患上了乙肝。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没有不让你写作，可以继续进行创作。

张英：《废都》在国内不受好评，偏偏在法国获得那么高的荣誉？

贾平凹：《废都》在法国拿了两个奖。一个是费米娜文学奖（女评委奖），是法国的三大文学奖之一;另一个是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等于是法国政府给咱一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