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灿烂与暗黑（专栏·纸上谈兵）

李渊的屠刀

公元617年，隋都大兴城内一片喧嚣扰攘。这个大兴城，马上就要复名长安。城中诸色人等，有的兴奋，也有的紧张。兴奋各有不同，有当事人即将成功的兴奋，也有看客等谜底揭开的兴奋;紧张却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前途未卜。为什么？天下大乱。翻翻史书，当年竟有十二个年号：隋炀帝称大业，李渊称义宁，刘武周称天兴，窦建德称丁丑，李密称永平，梁师都称永隆，萧铣称鸣凤……名单太长，此处删除八百字。

但是此前的乱都在外地，而这一乱却乱到了京师：太原留守李渊攻入都城大兴，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遵炀帝为太上皇。那是冬天，长安城内北风呼啸，武德殿里一片肃杀。李渊怒容满面，喝令将一个“姿貌瑰伟”的大汉推出斩首。那人虽然魁梧英俊，却也不是绣花枕头，关键时刻丝毫不，高声抗议道：“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李渊传檄州郡时，一直自称“义兵”，闻听这话，不觉犹豫起来。此时李世民也走出班列，频频为此人求情，李渊方才高抬贵手。不用说，这个“姿貌瑰伟”的人，便是光耀史册的战神李靖。

大唐名将如云，而李靖则是其中最耀眼的那颗星。他在名将中的地位，恰似李白在诗坛。秦琼、尉迟恭被神化为门神已很难得，但比起托塔李天王，那还是要差点成色。如此灿烂人生，必定有无数高光时刻，但仔细品读，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那无数的辉煌，而是三段漫长的暗黑。此为其一，李渊对他举起了屠刀。

李渊为什么要杀他？李靖喊得清楚明白，因为私怨;什么私怨？李渊想趁乱起事，而身为马邑（今山西朔州）郡丞的李靖得知内情，却不肯配合，反倒“自锁上变”。

上变就上变，为何还要自锁？史书中没有明确交代，就连司马光也没敢断言。有人理解成伪装为囚徒，不免荒唐。推敲前后原因，恐怕是李渊曾经找李靖密谋，而李靖阳奉阴违，假意答应后又决定告发，否则也就不必“自锁”（自锁即负荆请罪）。李渊级别高，他要造反，李靖怎么会有责任？但如果你曾经顺从过，哪怕是假意的，那也不一样。而一个官员打算举报另外一个官员事实上的反叛，应该不是“私怨”。只有先答应后变卦的，才叫私怨。

李靖从鬼门关前转回来后，不久便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并追随他征战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血拼，最终因战功卓著而崭露头角，受命前去削平盘踞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南梁萧铣政权。天下尚未平定，沿途都不顺利。李靖途中顺手帮人打了几个胜仗，这才抵达硖州（今湖北宜昌）。由于萧铣占据天险，他一时无法进军，又被李渊判断为故意停滞不前、居心叵测，再度陷入生死危机：刺史许绍接到密诏，令他将李靖就地杀掉。要杀臣子却不用眀诏，可见李渊还是没有忘记旧怨。

许绍不觉头大。李靖是什么样的才能与名声？从小便显示出“文武才略”，其舅、灭陈名将韩擒虎每次跟他谈兵，他都应付裕如，韩擒虎叹服不已：“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也很看重他。杨素曾经拍拍自己屁股下面的床，对李靖道：“卿终当坐此。”当时尚无凳子。这里的床是坐具，非卧具。杨素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大唐新立，用人之际，这种人才，岂能枉杀？许绍赶紧为李靖辩解求情，这才保住他的性命。

此后蛮人首领冉茂则叛唐，率军进犯夔州（今重庆奉节），击败了宗室李孝恭。贼兵获胜之际，李靖率领八百壮士袭击冉茂则的营垒，扳回一局，然后又在险要处设伏，大破蛮军，斩杀冉茂则，俘虏五千多人。捷报传到京师，李渊非常高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诏奖慰，同时亲笔修书一封给李靖，表示“既往不咎，旧事吾忘之久矣”。

皇上一高兴，就许愿封官。但那些诺言其实不值一钱。所谓既往不咎，说说而已。李靖此生都将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

萧铣是将李靖这柄战刀磨亮的第一块磨刀石。武德四年（621），李渊命令四路围剿南梁，主力自然是顺流直下的西路军，其余三路作为策应。西路军统帅名义上是荆湘道行军总管李孝恭，但他不大懂军事，李靖受命为其长史，亦即参谋长，具体出谋划策。大军集结于夔州，下面便是三峡，而当时正值雨季，江水暴涨，峡谷内水势奔腾。萧铣以为唐军不会此时出动，因而戒备松懈。生于北方的将领士兵，面对如此咆哮的江水，无不望而生畏，纷纷请求暂缓行动，等江涛略微平息。李靖力排众议，强烈建议迅速行动，以收奇袭之效，最终被采纳。全军分乘两千多艘战船，顺流直下。虽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但还是迅速抵达硖州与许绍部会合，赢得了时间。

当时宜都、荆门二镇已先后被北路军拿下，西、北两路唐军眼看就要会师。骁将文士弘奉萧铣指令率军救援，屯驻附近的清江。清江古称夷水、盐水，是长江中游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河，在宜都汇入长江。文士弘即屯驻在江口附近。李孝恭刚一抵达，便打算进兵。此时李靖一反常态，突然又力主持重，理由是文士弘能征惯战，且手下都是精兵。“救败之师，锐不可当”。他建议大军屯驻南岸，先耗其锐气，再择机破敌。

这一回，李孝恭没有听李靖的。理由可想而知。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一出战便吃了败仗。文士弘获胜之后，士兵舍舟登岸，四处抢掠，人人肩头都背着大包小包。李靖遥见敌军阵形混乱，立即指挥所部反击。仓促之间，敌军无法有效集结，被杀得大败，战死溺死者无数，四百多艘战船被俘获。

获胜之后的李靖不再持重，立即率领五千精锐，迅速发兵江陵城下，扎好营寨，作为依托。文士弘被击败后，萧铣心里方才引起重视，赶紧下令从江南调兵，但匆促之间，哪里来得及。李孝恭的主力随即也加入战场，接连击败南梁两员大将，俘虏四千多人。

对于缴获的大量战船，李靖建议全部抛弃，让它们顺流直下。诸位将领闻听全都目瞪口呆。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表，东拒洞庭，他们随时可能前来增援。如果这些战船顺流直下，他们见后认定江陵已败，必定不敢前来。即便派人侦察，往来也需要很长时间，那时我们早已把江陵拿下。”

这个建议被采纳施行后，下游的南梁军队果然没向萧铣派出一兵一卒的增援，却向唐军派出了洽降的使者。此时萧铣除了投降，还能怎么样？

众将都主张抄萧铣及其部将的家产用于封赏将士，李靖坚决反对。他认为“犬吠非其主”是正常反应，跟叛乱不同。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他们已经投降，如果还抄没家产，只能坚定别处守将抵抗的决心。最终证明还是他的见解高明，此后唐军在江汉之间畅通无阻，所到之处，敌将望风归顺。

两年之后的武德六年（623），李靖再度辅佐李孝恭出征江南。因原来的乱世豪杰、已归顺大唐的辅公祏在丹阳郡（今江苏南京）再度举起叛旗。他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扼守当涂，陈正道率两万步兵屯于青林，又从梁山用铁索将大江横断。对于南朝而言，当涂历来是命根子。一旦当涂失守，南京即直接受到威胁。作为渡口的采石矶便在当涂境内。青林即当涂东南的青林山，而今叫青山;梁山是西南长江两岸的东西梁山，因双山对峙如门，又名天门山，名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由此诞生。敌人的水师沿江，步兵依山，还建有却月城作为依托，绵延十余里，江面又有铁索横江，确实易守难攻。

当时李孝恭和李靖手下共有李勣（瓦岗军将领徐世勣后被赐姓李。又避李世民的讳去掉世字）、黄君汉和卢祖尚等七位将领。他们都反对正面仰攻，主张从陆路绕行，直接杀奔丹阳。丹阳一旦拿下，冯惠亮他们也就成了天明后的露珠。

长途奔袭、避实击虚，也是兵法的通例。这个意见貌似很有道理，因而李孝恭有意采纳，但李靖投了反对票：“此地是辅公祏的精兵，丹阳同样也是。冯惠亮、陈正道临时构筑的城栅再坚固，总还是比不上南京的石头城。我们直接进攻丹阳，万一旬月不下，岂不要腹背受敌？”

李靖判断，冯惠亮和陈正道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将。他们并不是不敢跟唐军野战，之所以采取守势，无非受制于辅公祏制订的方略：先坚守不出，疲敝唐军锐气。如果直接攻击营栅，正好出其不意。这番话打动了李孝恭。他随即命令李靖率领李勣、黄君汉等人，对冯惠亮发起猛攻。经过苦战，唐军先将冯惠亮击败，然后又攻击陈正道得手。他们败逃的同时，李靖率领精锐轻装疾进，直奔丹阳城下。辅公祏接到败报，不敢停留，弃城逃向会稽（今浙江绍兴），在唐军的不断追击中，他众叛亲离，最终被部下杀死。

李渊随即宣布成立东南道行台。行台始于魏晋，是大军出征时跟随其中的代表中央政府的政务机构，官属设置跟中央一样。李靖受命担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李渊称赞他是“萧铣、辅公祏之膏肓。虽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在当时的唐高祖眼里，即便韩信、白起、卫青和霍去病，也赶不上李靖。的确，单纯论军事这门学科，而不考虑政治贡献，只有韩信能跟李靖比肩。

武德八年（625）对于大唐和李靖而言，相对都比较屈辱。根由即在于突厥。当时的突厥主要指东突厥，是绝对的东北亚霸主，格外强盛。他们崛起之初，政治中心在漠北，但不时南侵，北周、北齐无力抵挡，大修长城的同时，“争相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可汗非常得意：“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直接视中原王朝为仆从附庸。

隋文帝杨坚得天下之后，不满这种现状，开始跟突厥较劲。恰在此时，突厥持续遭遇旱蝗灾害与瘟疫，不得不向南迁移，随即与隋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在隋朝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之下，突厥内部分裂。隋朝强力扶持启民可汗，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安置其部众，默许他们“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草原）”，并可以“猎于恒、代之间”，马蹄进一步踏进山西北部。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突厥“势凌中夏……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他们擅长打铁，在柔然统治的时代，以铁为贡品附属其下，被蔑称为“锻奴”。这倒不是说他们的兵器多么厉害，但其骑兵“来如疾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没法对付。

为什么？因他们不仅马匹精良，还都是轻骑兵，而北朝直到隋朝，随着马镫的发明，已转向重装骑兵，即“甲骑具装”，人马都披着铠甲。“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这固然增加了防护性，但却削弱了机动性。一件完整的铁具装重四五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如此沉重的拖累，再好的马也无法高速奔跑。

隋唐之际，弓弩与长枪的杀伤能力越来越强。在军事史上，当杀伤武器的效力显著超过防护设施时，必然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要么设法加强防护能力，要么取消防护设施，以机动性弥补。这就是矛与盾的关系。防护能力的提高必然意味着负重的增加、机动性继续削弱。而行动越迟缓就越有利于对手的瞄准。

很显然，突厥采取了后者，以轻骑兵为主。即便重骑兵，马衣很有可能也不是金属，而是皮革。一来甲骑具装成本很高，就是“锻奴”也觉得吃力;二来纵横驰突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于是他们的轻装骑兵来去如飞，每当作战，结队奔驰到对手跟前放箭，然后转身回去。如此轮番进攻，而中原王朝的重装骑兵和步兵却无法追击。

李渊吃过突厥人不少苦头。作为太原留守，他起兵之前的主要任务便是抗击突厥。如果突厥好打，他还真未必会举起叛旗。决心起兵之初，他像众多北方豪杰一样，向突厥称臣，以换取支持。尽管史书中记载为“令突厥出兵”，但这不过是史书自带的“美颜”功能，鬼话而已。向突厥称臣自然是权宜之计，但师法突厥却是真心实意。起兵之前，他派刘仁静出使突厥、达成协议后，带着买来的两千匹良马回到军中，并专门组建一支两千多人的骑兵特种部队，“饮食举止、一同突厥”，完全突厥化。

但学生不可能立即超过老师。李渊一度被迫考虑迁都。武德八年，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再度率军入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西南）。李渊闻听不觉火起。此前向突厥称臣，自然是情非得已。已经站稳脚跟、初定天下，这个账自然要重新结算。在此之前，大唐对东突厥一直使用平等国家间的礼仪，即敌国礼;从此以后，开始对他们使用诏敕这样的字眼。此为典型的下行礼仪。

可惜这种姿态并不能将突厥赶走。李靖只能率领一万江淮士卒，北上山西，增援张瑾和任瑰。这个张瑾也曾在王世充手下供职，因而很容易被误认为同样追随过王世充的秦王府僚属、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张公瑾。任瑰最著名的不是战功，而是怕老婆。吃醋的典故，《朝野佥载》记载于其名下，《国史异纂》则归于房玄龄，而房玄龄的名气太大。却说当时，突厥兵强马壮，二人全军覆没，孤身逃到李靖军中。李靖虽然独木难支，但总算全师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