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生锈的信仰

在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档案馆内珍藏着一尊马克思银像，它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1921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前去学习。在学习时，中国学员提出请求，希望学校制作一些马克思的画像、徽章、雕像，让大家带回国，以作纪念。共产国际很快做出回应，塑造了10尊马克思半身银像，中国学员得到了一尊。回国时，萧劲光将马克思银像带了回来。于是，这尊银像就成了出现在中国的第一尊马克思塑像。

1924年秋，萧劲光带着马克思银像，辗转来到中国共产党最初开展工人运动的中心区域之一——江西安源路矿，将它交给了党组织。受组织指派，路矿工人俱乐部秘书梅大栋成为马克思银像的保管人。

梅大栋1901年出生于旌德县三都梅村（今版书镇龙川村）。他一方面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得到现代思想启蒙，浸润了民主与科学的基因。特别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梅大栋和一批青年学生经常举行集会、组建社团，开展各项活动。在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受到时任该校教员、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教诲，积极投入到革命活动中。

1923年，梅大栋应同学之邀，来到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任教员。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秘书，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在安源路矿这个工人运动的大本营，梅大栋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教诲，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都突飞猛进。1925年9月，安源党组织遭到破坏，人员被迫疏散。梅大栋离开安源之前，组织郑重地嘱咐他把马克思银像带回安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一个多月后，梅大栋机智地躲过重重盘查，回到旌德，带回了马克思银像。这是马克思银像首次来到安徽。

回到家乡后，梅大栋和弟弟梅大樑等人，以教书、开办书店等为掩护，传播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他在三都梅村创办农民补习学校，很快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25年11月，梅大樑等7位青年站在马克思银像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旌德三都农民补习学校支部正式成立。这是皖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中共中央局领导。

1928年，梅大栋与梅大樑等人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12月初，梅大栋经营救越狱。梅大樑被当局杀害，年仅19岁。当局查封了梅家，开墙破壁、挖地三尺，搜寻马克思银像。

梅大栋的母亲宋坤荣平时受儿子影响，深知马克思银像的重要性。她先是将银像藏在孩子的破棉衣里，躲过了搜查。后来，她又让梅大栋的妹妹梅竹娥、外甥女汪兰英用纸将银像包裹好，外面裹上几层破布，深埋在柴棚内的破瓦砾之下，上面堆放了破木板和稻草。反动势力几次抄家，都没有发现，这座银像才得以保存下来。

1987年，梅大栋的儿子梅本华将银像交给了旌德县人民政府。历经梅家三代人的守护，马克思银像终于重见光明。

一尊神秘银像，一种永不褪色的信仰；一个中国故事，一段尘封已久的传奇。安徽作家余同友历时3年，通过深入采访和细致的案头工作，贴近人物内心，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永不生锈的信仰—— 一尊马克思银像的中国故事》。本刊节选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白雪红梅图

农历辛未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中国传统节日里本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美好日子，可是朱少白与梅大栋却又一次面临着分别。

前一天，朱少白接到丈夫梅大栋的狱中来信，说他已经转到温操浜地方法院，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这消息让朱少白稍稍放下心来，这说明丈夫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应该没有生命危险，至于3年刑期，自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她就做好了思想准备，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呢？

元宵节这天，朱少白带了衣服和食物去法院见梅大栋，还努力挤出一些钱带上。

铁窗前见面，已有身孕即将生产的朱少白行动有些迟缓，梅大栋隔窗对朱少白说：“你快要生产了，念在你我夫妻的情分上，你还是回旌德去吧，无论生男生女，都要好好抚养成人。上海不是好地方，你孤身一人在这里，若有万一，如何对得起年轻时就寡居的母亲呢？”

说到这里，夫妇二人都泪如泉涌。

都说革命流血不流泪，其实怎么可能不流泪呢？革命者的血中有泪，革命者的泪中有血，革命者的血与泪，原本便是不可分割的啊。

天色已经黑透，朱少白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回到了三三里的住处，灯是亮着的，她知道，那是同志们在开会，虽然一大批党员被捕、被杀，但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她在门前静立了片刻，又转身看看里弄里的人家，黄包车响着铃铛驶过，不知谁家的小囡用稚嫩的嗓音唱着苏北歌谣，她的眼泪又莫名地流了下来。

推门进屋，朱少白按照梅大栋的嘱咐，向组织请了长假。李主任见她产期在即，同意她离开上海回旌德。

第二天，朱少白找朱剑农、王昌沐、吕文龙等人商量，最后决定由冯竹庄送她回家。

收拾行李时，朱少白思虑再三，还是将那尊马克思银像从行李箱里取了出来，像梅大栋以前一样，把银像紧紧地绑扎在身上，她觉得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梅大栋与朱少白在上海的经历，特别是被捕过程，他们夫妻二人在解放后分别都留下了文字记录，但他们二人回忆的细节却有多处明显对不上，难道是记忆误差？抑或是有某种难言之隐，故意露出破绽？可他们的行文语气却是言之凿凿啊！

比如，梅大栋在1956年8月22日的“自述”中写道：

“……自元月5日至16日，前后有37人被捕，当时只有我和老丁两人在内，敌人搜查后没有发现任何文件；我说明房子是我自己的，故仅我一人被捕，老丁未被捕。我在巡捕房被关押了3天，送往上海公安局，第二天被押往龙华卫戍司令部看守。……”

梅大栋的这段回忆，根本没有出现妻子朱少白，这与朱少白本人的回忆有出入。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在写作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经过不断地采访与追问，这个谜团解开了。

2022年6月，我采访了梅大栋的孙子梅咏春，出生于1966年的他，如今是安徽省宿州市医学检验中心主任。他拿出了一份其父即梅大栋之子梅本华的手稿《马克思银像由来的真相》，手稿的落款是：

宿县地区医学检验中心  梅本华

宿州师专外语系（梅大栋之孙）梅竹君整理

一九八七年六月三日于宿州

梅本华从小就听母亲朱少白讲述过她的经历，因此，这份记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通过这份记录，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找到了答案，而这份手稿里，还有一个让人感动的情节，原来，“朱少白”不叫“朱少白”！她本名叫“朱瑞娣”，“朱瑞娣”又是怎样成为“朱少白”的呢？我们从梅本华的一份手稿中摘录了部分内容：

一九二九年家父通过上海地下党员（母亲本家侄子）朱旺村的朱剑农转一信到朱旺村的外婆家，嘱让家母速去上海。母亲得知后立即启程。当时她只带了很小的行李，而是把马克思胸像用衣服包好，秘密地带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四马路（即今淮海路）哈通（音）弄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党的地下机关，我的父母就住在机关里，父亲经常外出进行革命活动，母亲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在家看机关。当时经常有地下党同志以打麻将等娱乐形式为掩护来开会或接头。父母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是一位叫老铁的同志，一九三〇年端午节，母亲就是在老铁同志的主持下在马克思胸像前立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对于这位老铁同志，妈妈只是见过几次面，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解放后，妈妈看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照片，她认为老铁很像是总理。（一九）三〇年底，父亲带一个同志回到家里，要母亲把马克思胸像拿出来看看，当那位同志看到胸像后十分激动地说，总算找到了，谢谢你，同志。我代表党感谢你！以后母亲更加精心地保管胸像，她把这认为是党对她的信任，认为是一个党员应尽的职责。（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地下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父亲得到消息后立即处理文件，并要母亲离开，母亲却坚持要和父亲一起走。当他们刚把文件烧光，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敲门了。母亲赶快将马克思胸像藏在亭子间的煤堆中，并用双手抵住门，让丈夫赶快从后门逃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特务们一下将门撞开，母亲的大拇指被折断，鲜血直流，但她想到马克思像已藏好，文件也已销毁，便放下心来。她迎着特务们的枪口，毫不畏惧地说：我叫朱少白，这位是邻居陈先生，你们有何贵干？从此母亲就一直用朱少白这个名字。其实朱少白是父亲当时的化名，他知道母亲是为了掩护他，因此就说他是来向朱嫂借东西的。特务们不由分说，把两人都抓走了。在看守所里特务们不能从母亲嘴里得到任何东西，见她是一妇女，又怀孕在身，不久就把她放了。母亲回到家后在煤堆里找出了马克思胸像，但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地下党的同志。更打听不到父亲的下落，只得变卖衣物度日。一个月后，朱剑农突然找来，他对母亲说：“党组织在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大栋的事你放心，眼下你怀孕在身，一个女人在上海极不安全，组织决定派你回旌德。”因此妈妈在（一九）三〇年底，带了简单的行李和马克思胸像回到了朱旺村娘家，不久又回到了梅村婆家。这样马克思胸像再次来到梅村。（一九）三一年农历三月，我母亲生了我姐姐梅甦华。

梅本华的这份手稿是用20乘15的方格稿纸写的，原谅我照原文抄录下来，除了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其他包括标点符号均一字未动。

通过梅本华的讲述，一些历史的细节才渐渐呈现，但为什么后来梅大栋与朱少白二人的讲述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解释，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年的历史风云中吧。

1930年底，这尊马克思银像穿越大半个中国，又回到了皖南山村，但不久之后，银像又去往了杭州。这段历史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感谢梅本华的记录，为我们还原了那段被遮蔽的历史。

梅甦华出生后，朱少白一面抚育着女儿，一面打听和等待着丈夫梅大栋的消息。她天天站在老屋前的大树下，抱着女儿，望着村口的方向。

这样的场景，在旌德很多个地方上演，很多革命家属都和朱少白一样，她们的亲人有的失去了消息，有的偶有信来，却又神秘地消失在时间深处，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到底是死是活。村口的大树上叶子绿了又黄，树下的女人们引颈四望，她们渴望春天的紫燕和秋天的大雁带来远方亲人的消息，而无意间一只乌鸦的啼叫也会让她们一连几天心惊肉跳。

朱少白是幸运的，她的等待有了着落。1934年初，她接到了梅大栋从杭州寄来的信，信中梅大栋让她即刻去杭州。

此时，女儿刚刚3岁，朱少白考虑到带孩子与丈夫一起进行地下工作不方便，就忍痛将孩子交给了婆婆梅坤荣，只身带着马克思银像来到了杭州。

梅大栋出狱后，就去找了以前芜湖团地委的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当时住在杭州近郊的茅家埠，梅大栋算是与党组织又联系上了。此后，他便在茅家埠小学教书，以开展民众教育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那时的茅家埠被称为“民众教育试验区”。与梅大栋会合后，朱少白一面在小学幼稚班教书，一面协助梅大栋进行地下活动。他们的家又成为党组织的活动场所，一旦开会或接头，朱少白就在门口望风放哨。

那段时光对朱少白来说，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梅本华记录了母亲的回忆：“就是在杭州的这段时间，妈妈对马列主义有了更多的学习和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当时有许多同志在马克思的银像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一些同志在马克思银像前立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掩护同志，保护银像，朱少白多次机智地支走了特务，多次秘密地将马克思银像转移，她的机智和勇敢，使得同志们对这位个子娇小的女党员肃然起敬。然而，1935年秋，梅大栋和其他几位同志又一次被捕了。那时，朱少白正怀着梅本华，为了保护马克思银像的安全，她再次悄悄带着银像回到了旌德梅村。

直到此时，马克思银像才长期留藏在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