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的故事

编者按：

欧洲有一位学者说过：“对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括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凝聚了几十位乃至上百位专家学者长达十数年的艰辛与汗水。本刊从新华出版社《词典的故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怎样编成的》一书中选取部分内容，讲述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背后的故事，展现老一辈知识分子淡泊名利、能吃苦、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与精神。

1983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即后来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成立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持其事的陈章太在吕叔湘的支持下，约在天津师范学院工作的李行健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来。能到北京，并且在名师身边工作，李行健当然愿意。1984年研究所成立时，李行健出任应用研究室主任。不久，吕叔湘又找他谈话，要调他到语文出版社工作。

“出版工作很重要。”吕叔湘一见到李行健，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他知道，一般人更乐意搞学术研究，不愿到出版社工作。

在此之前，文改会的领导已经找李行健谈过话，希望他到语文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李行健明确表示不愿去，他不想做行政管理工作。吕叔湘得知这一消息，便说：“我找他谈。”

“你知道，我已80多岁了。”吕叔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大常委、社科院语言所所长等工作，我都推掉了，只留了语文出版社社长这一个职务，就是为了让优秀的语言学成果能够出版，促进语言学的交流与发展。”吕叔湘的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李行健很感动。“我相信你在学术研究上能做出成绩，可以写几本专著。”吕叔湘接下去说，“但我认为把语文出版社搞好，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对语言学事业的贡献更大。”

“好吧。”李行健开口说，“我先干三年。”

“别说几年。”吕叔湘说，“要安心工作，拿出全部的精力。”

李行健点头，表示会尽力去做。在自己的大学老师也是自己非常崇敬的长者面前，他不能再说什么了。

时代的呼唤

1986年，周祖谟等十多位专家学者给胡乔木写信，提出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主要应寄托在规范的辞书上，应组织力量为语言文字规范化编辑、出版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规范性字典、词典。他们建议把文字改革出版社改建为中国辞书出版社。吕叔湘支持这个意见。胡乔木很快明确批示同意，让国家语委去出版局办理有关手续，尽快成立辞书出版社。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落实。

语言文字规范化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既定方针和国策。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及教育部、国家语委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先后制定、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等，加快了汉语规范化的进程，方便了群众的学习和使用。在贯彻推广规范标准的过程中，规范性的辞书将会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行健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下决心编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语言规范化，就是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使用语言的需要，将语言中有分歧和使用混乱的情况，按社会约定俗成的原则或遵照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标准宣传推广，大家共同遵守，从而达到语言规范化的目的。而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分歧和混乱现象都是存在的。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都会说普通话，使口语达到统一规范的要求。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通话本身也还存在许多不规范的情况。例如，以前“波浪”的“波”读bō或pō，“暴露”的“暴”读pù或bào，等等，现今这些字的读音逐渐从分歧达到了统一规范的要求。至于一些字词的错读或误读，以前更是常见。还有词在用法上的变化，例如“空穴来风”这个成语，曾有一家报纸刊登一篇文章，指出根据词典的注释，这个成语应指“事出有因，有根据的”，而现在可能就没有这么用的了。即使过去有人这么用过，但语言发展至今，它已经不是这个意思了，现在多用来指“毫无根据的”。语言在理解和使用上不规范的现象更多，例如成语“七月流火”，它是指天热得不行吗？“万人空巷”是指人们都在家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吗？词形上的分歧，也就是异形词的问题也不少见。例如，某市政法权威部门在一件政令中用了4次“交代”，其中有两处写作“交代”，另外两处写作“交待”。群众不禁疑惑了：“交代”和“交待”究竟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如果是一个词，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两个不同的词，它们的意思有什么不同之处？

语言不规范会引起误解、矛盾甚至官司。李行健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民事诉讼案显著增多，其中有一些争议就是词义的演变造成的。词义的演变本是无可非议的客观事实，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认识并把握这种演变，就会给交际带来困难，乃至引起使用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发展为对簿公堂，寻求法律来对词义做出判决。例如，“邂逅”这个词，意思看似不难把握，其实不然。原《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注释为“偶然遇见（久别的亲友）”。从这个注释可以看出，“偶然遇见”是有范围限制的，只有不期而遇“久别的亲友”才能用“邂逅”。可是很多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往往忽略了这种限制，把它扩大为一切人的“偶然遇见”，根本不分故旧与新交。由此还引发过一场官司。有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位女性，这位女性是个名人，记者在采访文章中提及，这位女性同一位男士“邂逅”后邀他到家中。记者因此被这位名人控告损毁其名誉，有辱其人格，因为根据记者所写，她偶然遇见一位男士便与之同居，岂不是作风有问题？记者却认为，根据“邂逅”本来的用法，她遇见久别的亲人，所以与之暂时共同生活也不足为怪。双方各执一词，最后走上法庭。法庭判决此案的主要依据还是看“邂逅”的释义。

还有一名人状告一位作者损毁其名誉案。那位作者说这位名人加入了随出国潮而形成的“海外兵团”，还说这位名人参与“走穴”。这个官司的起因就是这位名人认为，“海外兵团”和“走穴”这两个词都含有贬义，侵犯其名誉权。而作者却认为这两个词没有贬义。最后，法院只好求助于编词典的专家。正是因为这两个词的意义有变化，才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发一场官司。

《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发表过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查词典的困惑》，信中指出，有些词的意义同词典上的注释对不上号。如“当铺”，词典上注为旧社会的事物，而实际上今日北京的西单就有国营的“当铺”。这自然会让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曾有一位学生问李行健，过去批判成语“一团和气”，说这是无原则、缺乏斗争性的表现，怎么现在又提倡待人接物要“一团和气”，并且上了一家大报的头版标题？

这些现象表明，词典的修订工作，就是要正确概括词义，并且注意跟踪词义的社会性变化，及时修订注释。而从词汇学的研究来看，要经常观察词义的演变，加深并丰富对词义演变规律的认识，为语言的规范和词典的注释提供科学的依据。

李行健越发感到，编一部规范性的汉语词典，刻不容缓。

但是，他也知道编词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欧洲一位名叫斯卡利格的学者说过：“对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括了一切折磨和痛苦。”何况，李行健已年过五十，很可能等不到把这部词典编出来，他就退休了。

但是，李行健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于一件事情、一项事业，一旦下定决心去做，便义无反顾、千方百计要做好——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他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他把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想法向吕叔湘做了汇报。编词典这件事情很大，一旦启动，就要全力以赴，投入毕生的精力。因此，他要听一听吕叔湘的意见。他想，吕叔湘会表示同意，并给予支持的。

然而，令李行健没有想到的是，他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想法被吕叔湘给否决了。

“你们不要编词典。”吕叔湘郑重地说，“我深知其中的甘苦，很困难。你不可能在相当的时间内把词典编出来，根据你们现在的人力，你们编不了。不要编了。”

接着，他向李行健讲了他在编《现代汉语词典》时的艰苦情况。

那时，他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主持编写工作，负责统稿。《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编写后，吕叔湘每天都要到词典编辑室上班。他家住在中关村，他每天早晨乘公共汽车去，晚上乘公共汽车回来，中午就吃从家带去的馒头。他有胃病，只就着开水吃馒头是很不适宜的，但因为工作非常紧张，他也只好如此。

工作是按流水作业进行的，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会影响到下一环节的工作。每个环节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地进行着。

当时，吕叔湘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他白天上班看稿子，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看。

后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搬到了端王府，吕叔湘的家也搬到拣果厂，来回距离近些了，但他每天晚上和星期天仍到所里加班，风雨无阻。

在拟写词典编写细则时，吕叔湘颇费心思。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剩‘释义’一节，最难。”于是以“开”“起”为例，多次进行讨论。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他在日记中不断记下看稿时的感想：

看一个“成”字，平均每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

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也只看了240条光景，合一小时20条，也还是赶不上，而况不可能每周7×12乎！

今天看稿也有6小时，只解决D字母虚词40多条，光一个“的”字就耗费两小时。

白天黑夜忙着看新吸收的意见，天天如此，日记也顾不上写了。

难词（和平、博爱等）的注释翻过来，翻过去，在这些条目上费的时间真不可胜计。

下午及晚上，处理带回来的疑难词条，六七个小时处理了七八条。“司空见惯”一条就费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解决。

“诸如此类，问题很多。”吕叔湘以自己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切身体验，劝李行健不要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对李行健来说，并不算一瓢冷水，他没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因为他深深了解，这位他最为尊敬的老师对词典的编写是何等看重。

1988年，李行健应日本国文部省聘请，去日本国立一桥大学任教授。到了日本后，他去书店一看，大吃一惊：日本出版的各种词典，简直可以用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形容。他立即给吕叔湘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感受，并且再次提出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事情。吕叔湘收到信后，很快就给李行健回了一封信，说关于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事，等他回国后再说。

1991年3月底，李行健回国。他接受了吕叔湘的意见，回到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1992年春天，吕叔湘对李行健说：“你不是早就想编词典吗？随着国家有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修订和增加，总得有词典来体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有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词典供群众选择。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我看条件基本成熟了，可以做了。”

接着，吕叔湘主动提出：“我年岁大了，不能长时间看稿，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一条一条给你们看。我只能给你们出些主意，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我就当个顾问吧，你们看怎么样？”

这让李行健颇为惊喜。吕叔湘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主动提出当顾问，毫无疑问是对他们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树一个高标杆

1992年夏天，关于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论证会在北京怀柔宽沟召开。会议一共邀请了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吕叔湘因感冒未能与会，由李行健传达了他的意见。吕叔湘主要强调一点：新编词典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新的创造性和特点就不要编，编了也没有用。

与会的专家、学者热情很高，他们一致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本《新华字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应该编一本具有新的面貌的词典。编一本全面、严格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词典对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多数同志表示愿意参与工作。与此同时，大家也都认为要编好这本词典难度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