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大医

无问西东求学路

1921年8月17日，与北京协和医院仅一街之隔的灯草胡同4号院东院有一名女婴诞生了，她就是日后享誉海内外医学界的李桓英。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救国图存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李桓英的祖父李庆芳便是其中卓有成绩的一位。

李庆芳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官派赴日留学生，宣统元年（1909）学成归国，应留学生试，获法政科举人，授七品京官。

20世纪20年代，李庆芳利用自己的声望募资，创设了4所怀幼学校、1所怀幼女子学校。5岁时，李桓英就开始在祖父担任校董的怀幼女子学校读书。李庆芳还教她学习古文、写毛笔字。

1928年，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在德国完成学业，回到北平。同年冬，为完成其在西门子公司实习两年的合约，李法端携家眷再赴德国。初到德国的李桓英不会说德语，李法端将她送到私立小学，同时请人给她补习德文。没过多久，李桓英的德语就说得比较流畅了。

1931年春，李桓英的母亲带着她和妹妹李林英回到北平，父亲李法端随后也结束在西门子公司的实习，回国来到杭州电机厂工作。

进入大学前，李桓英就读的学校一共换了9所，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环境还没熟悉，同学尚未认全，她就转学了。但她在国内上的都是名牌学校，足以看出父母培养她的良苦用心。1939年，李桓英听从母亲的劝告，报考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以全国前十几名的成绩考入同济大学。

1945年，李桓英从同济大学毕业，父亲正好有机会代表国民政府交通部去美国考察，母亲叮嘱他务必给李桓英联系一所好大学。经美国铁路公司高层介绍，李桓英和父亲到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见到了托马斯·B.特纳教授。特纳教授看了李桓英带去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成绩蓝皮报告册，很欣赏这位中国学生，当即接收她到细菌学系做特别研究生。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6年创建，是世界上公共卫生与健康科学、政策和管理领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来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桓英在知识的海洋里自在遨游，在细菌学、寄生虫学、昆虫学、流行病学、生化学等学科的课堂上，都能看到见她的身影。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李桓英给特纳教授做助理研究员。特纳教授在“二战”时是做性病预防工作的。20世纪40年代末，青霉素刚被研制出来，特纳教授做的就是青霉素治疗性病研究。李桓英跟着特纳教授，从此与性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向世卫组织

20世纪50年代，螺旋体疾病流行，在非洲、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热带地区流行尤甚。1950年6月初，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赞助下，计划开展在热带流行的、由螺旋体导致的雅司病防治工作，请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推荐专家去现场工作。由于特纳教授在这方面知名度很高，世界卫生组织点名要他推荐人才，特纳教授立刻想到了品学兼优的李桓英。大学期间，李桓英跟随特纳教授做过两个大的实验项目：一个是检验青霉素疗效的实验，另一个是挪威鼠中钩端螺旋体的流行情况研究。两个实验基本上是李桓英在导师指导下独自完成的。

特纳教授对李桓英说：“WHO需要一名血清检验专家参加印尼的雅司病防治工作，你愿意去吗？”李桓英很惊讶，虽说她在巴尔的摩学习、工作了4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冷不丁听到这个邀请，她还是感到突然，嘴上说要想一想，其实心早就飞去那个遥远的热带岛国了。因此，李桓英很快就同意了。

于是，特纳教授派李桓英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性病科检验室学习。李桓英用两周时间学习了康氏沉淀和瓦氏补体结合试验，同时学校为李桓英办理了去日内瓦的手续。从接到通知到强化补课，再到打点行装出发，仅一个月时间。年仅29岁的李桓英就这样进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中国女性。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桓英的父母举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于1950年1月抵达美国，居住在洛杉矶。刚刚与父母、弟妹相聚的李桓英，不得不与他们再次道别。

后来，李桓英不止一次对助手袁联潮说：“要不是搞性病研究，我也没机会搞麻风病研究。”

从1950年起，李桓英就一直在世卫组织工作，常年在印尼、缅甸等热带地区为穷人进行医疗救治，回国的念头却一直在她心中萦绕。

1957年6月，当世卫组织打算与李桓英续签5年任用合同时，她婉言谢绝。她已决定回到祖国，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第一个吃螃蟹

1959年3月，回国后的李桓英进入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皮研所）。在这里，李桓英遇到了三位对她影响至深的人：皮研所所长胡传揆、书记兼副所长戴正启和顾问马海德。

到皮研所不久，李桓英就被要求配合国家彻底消灭性病规划，做“梅毒螺旋体制动实验”。实验大获成功，整个皮研所为之振奋。李桓英根据实验撰写的《梅毒螺旋体制动实验的研究》一文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后，皮研所搞麻风病研究的同志找到她，希望她再做一个麻风菌的接种实验。

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麻风菌只寄生在细胞内，至今尚不能在体外培养。鉴于此，马海德提议先开展麻风菌抗原实验。

李桓英立下了军令状。她在参考文献中找到了从麻风组织中提取光田氏反应抗原的方法。恰好麻风病研究室的人从河北望都皮肤病院带回一个从麻风病患者遗体中解剖出的脾脏，李桓英尝试着从中提取麻风菌和可溶性抗原，用荧光染色法进行涂片和病理检查。在简陋的操作间里，李桓英做着国内从未有人做过的麻风菌抗原提取实验。

有条件要干，条件简陋也要干，没有条件更要创造条件干，这就是李桓英的风格。在那间条件极其简陋的实验室里，麻风病菌被李桓英提取出来了。

抗原的效果怎样？马海德和李桓英抢着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当时治疗麻风病还没有特效药，万一感染了，就真成麻风病人，为麻风防治事业“献身”了。

李桓英表示自己更年轻，身体更好。马海德拗不过她，就在她的两只胳膊上分别注射了0.1毫升超声波扫描过的和没有扫描过的麻风菌素。

为什么要用超声波来扫描呢？当时正值全国大搞新技术超声波运动，什么东西都先用超声波扫描一下。

过了一个月左右，李桓英的注射部位出现了红肿、结节、溃疡，大家都为她捏了把汗。终于，注射的地方结疤了！实验成功了！这是李桓英献身麻风科研留下的最早印记。

李桓英左臂上的那个疤还大一点儿，这证明超声波对于麻风菌素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后来，李桓英经常感慨：“我得不了麻风病，我有抗体。”

实验虽然成功了，可惜人们对麻风菌尚不太了解，怕李桓英在实验室不慎将麻风菌扩散。在领导的命令下，实验被迫停止，当时提炼出来的抗原也未能保存下来。

李桓英回国初期所做的两个实验在当时都是超前的。实验的成功使李桓英名声大噪，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她后来投身麻风病防治事业埋下了伏笔。

初识麻风

1970年，皮研所全所下放到江苏省泰州市。当时，泰州是全国麻风病高流行区之一。到了泰州不久，李桓英就被分配到滨江医院，那是一家有着三四百个病患的麻风病院。

在那里，李桓英深切体会到了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病人的信要消毒，钱要消毒。医生身穿隔离衣，脚套橡胶鞋，戴着手套、口罩，双手拿着棍子，棍子那头放着药片，站在一米之外指导病人服药。

在滨江医院待了两个月后，李桓英又要轮转到其他地方了，尽管她坚决要求继续待在那里，但没人理会她的诉求，她不得不接受新的任务——去农村防治头癣。

1973年，李桓英回到北京。

1978年，李桓英在《北京日报》上看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热研所）成立的消息，就毛遂自荐，进入了热研所，负责麻风病防治工作。

美丽的西双版纳

20世纪50年代，针对麻风病的药物治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际医学界对麻风病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

1957年10月，卫生部发布了《全国麻风防治规划》，核心内容是将麻风病患者集中起来隔离治疗，并提出了“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步骤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是全国发现麻风病患者超过5万例的4个省份之一（其他三省为广东、江苏、山东）。一段时间内，云南省出现了许多麻风病村。

勐腊县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最南端。勐腊，傣语意为“茶之国”。据史书记载，这里也是“瘴疠之气”盛行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勐腊县的县委大院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县委副书记刀建新消失了。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勐腊县乃至整个云南省。在群众眼中，刀建新是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他的突然消失，并不是因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而是因为一件可怕的事降临在他身上——他被一种流行了3000年的疾病缠上了。

今天的人们，尤其是许多年轻人，或许通过网络或影视作品知道有这种疾病。而老一辈人提到它，则往往露出厌恶、惊惧的神情。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刀建新的后背上长出很多红斑，有时他感觉有无数只蚂蚁在身上爬，洗澡时那块皮肤感觉不到水温。他起初没太在意，以为过几天就会好，但过了一阵儿，不但症状没有减轻，红斑还越长越大。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心头。

有一次，趁去昆明开会的间隙，刀建新到医院做了病理检查，确定自己得的是麻风病。那是1959年7月的一天，他永远忘不了，那时他刚过完30周岁生日。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在昆明的医院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化疗。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刀建新的症状有所缓解，医生说已经不具备传染性。于是他回到勐腊县，一边工作，一边服药治疗。

当时治疗麻风病只有一种有效药物，但起效时间长，可能需要终身服药，还有可能因耐药而导致治疗失败。一段时间后，刀建新便不幸耐药了。麻风菌在他体内卷土重来，吞噬着他的皮肤和肌体。

刀建新崩溃了。他正值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身上背负的是整个家庭乃至全县百姓的希望和信任啊！经过几个晚上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斗争，刀建新决定辞职。他倾尽积蓄，为妻子、儿女建了一座竹楼，然后与妻子离婚，独自一人前往麻风村——南醒村进行隔离。

南醒村距离县城约90公里，是一个由麻风病人及其家属在原始森林中硬生生开辟出来的村寨，这里的村民对外实行自我隔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高达80%，在云南边陲文盲率只会更高。刀建新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到麻风村后不久，他当上了村长。当时，麻风村有一个赤脚医生，在河对面独居，经常过河来给麻风病人发一点氨苯砜（抑制麻风杆菌的药），但刀建新的病情始终得不到控制，身体开始出现畸残。

久病成医的刀建新开始摸索着用当地的草药给自己治病，将各种偏方试了个遍，然而试了十多年，都无效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指、脚趾一点点烂掉，残疾越来越重，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刀建新心如死灰，陷入深深的绝望。

大摩雅

初夏，澜沧江风光旖旎。一江澄碧如练，两岸芦花随风摇动。平静的江面下，不时有硕大的鱼儿曳尾而过。罗梭江是澜沧江的主要支流，勐醒河则是罗梭江一条不太起眼的支流。勐醒，傣语意为“过夜坝”，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巡游西双版纳途中曾在此过夜，故名。

柔美的勐醒河在勐腊县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它是隔离麻风村的天然屏障。要到勐仑镇的南醒村，必须渡过勐醒河。

在茂密的橡树林中，58岁的李桓英稍稍整理了一下被雨水打湿的鬓发。半年前，她刚调到热研所。这次与她同到西双版纳调研麻风病情况的，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的郑逊生、云南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所长苗宇培、云南省卫生防疫站的刘广勤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赵剑波等人。李桓英是此行唯一的女士。

这是她第一次踏上美丽的孔雀之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奔涌的澜沧江、神秘的热带雨林、清幽的竹楼让曾经走南闯北的李桓英目不暇接，但她此时无心赏景。置身于青山绿水间，她感到的是隐隐的沉重和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