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在腰上爆炸：危险的寻呼机

这是一个注定引发世界巨震的时间点。

2024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的繁忙道路到边境贝卡谷地的寻常街巷，数千部金波罗牌寻呼机同时响起哔哔声，提示新讯息的到来。5秒钟后，当持有者查看讯息时，这些寻呼机骤然爆炸。

24小时后，第二轮袭击接踵而至。包括智能手机、太阳能板、收音机在内的多种电子设备发生爆炸。综合新华社报道，两轮袭击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00余人受伤，绝大多数伤亡者是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面对这场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称，自己的组织受到了“黎巴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黎巴嫩真主党发源于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此后，在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与以色列直接接壤。2021年，真主党领袖宣称，该组织已经拥有10万名战士。而此时的黎巴嫩政府军仅有8万人。

袭击发生后，尽管以色列不予置评，但国际社会仍将以色列的安全机构视作幕后策划者。据新华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也已经认定爆炸袭击为以色列所为，并声称，以色列将因该行为受到“严酷清算和公正惩罚”。

当然，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有罪推定”还有一个原因：利用电子设备进行非常规作战，的确是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惯用策略。

细密的谍网

以色列是网络间谍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据央视报道，3年前，多国媒体和机构曾披露，以色列NSO Group集团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能够侵入苹果和安卓设备，窃取数据信息。

该软件已被多国政府用于监视合法工作的记者、人权工作者、政治异议人士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均在飞马软件监视目标之列。

自1948年独立以来，充满争议的建国过程使以色列处于极为恶劣的地缘环境中，先后经历多次中东战争，巨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以色列编织出一张无孔不入的细密谍网。

如今，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电子通讯工程师成为新的密探。他们编织了与旧谍网相互交织的数字谍网，寻觅着一切可疑的信息，还发明了特有的“电子通讯袭击”模式。

据《环球时报》报道，1996年暗杀叶海亚·阿亚什时，以色列就使用了“电子通讯袭击”的方法。

巴勒斯坦人阿亚什是哈马斯组织的炸弹工程师，他改进的自杀式爆炸装置造成了约90名以色列公民的死亡。决心复仇的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又称“辛贝特”）得知阿亚什常常使用发小奥萨马·哈马德的手机与外界联络，而奥萨马的舅舅卡米尔·哈马德恰好是以色列的线人。于是，辛贝特为阿亚什量身定制了一款可被窃听的手机，并在手机中安装了5克黑索金炸药。情报人员隐瞒了手机内置爆炸物的事实，以监听为托词，要求卡米尔将手机赠予其外甥奥萨马。1996年1月5日，以色列情报人员监测到卡米尔的手机在通话，确认通话者为阿亚什后，以色列情报人员引爆手机，将其远程击杀。

从暗杀阿亚什到黎巴嫩爆炸案，这28年里，以色列安全部门逐渐建立了覆盖周边的电子监控网络，被监视者不再是政治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人口”，一切居民的通讯信息均被纳入持久的监视之中。

以色列的电子监控网络始于加沙，后扩散至黎巴嫩，尤其是位于南方的真主党。2007年，黎巴嫩首次披露，以色列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非法信息收集。然而，黎巴嫩政府部门对此无能为力，他们缺乏专业的数据保护机构。

渗透黎巴嫩通讯网络后，以色列安全部门能够追踪当地电话号码的定位及机主身份归属，确定电话所有者是平民还是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进行军事反击时，以色列也常凭借这种信息侵入能力向平民发出预警，减少平民伤亡，规避人道主义的指责。例如，2018年，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卡夫基拉的村民发送短信，警告他们潜在的炸弹袭击。此事引得黎巴嫩驻联合国大使阿迈勒·穆达拉利向联合国大会发起抗议，谴责以色列侵犯黎巴嫩平民的个体隐私权。

寻呼机袭击事件遵循了类似模式：周一清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部分地区居民接收到短信或录音电话，要求他们立刻从真主党据点内撤离，当地广播系统同样被以色列侵入，传递预警消息。

此外，以色列还投入数百万美元，开发能够远程激活麦克风和摄像头监视手机使用者的技术。借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及的概念，真主党人生活在以色列构筑的“全景敞视监狱”中。

“全景敞视监狱”是19世纪司法改革家设想的乌托邦。改革家希望设计由圆形大厅和百叶窗检查室构成的监狱，在这里，只需一名警卫便能监视楼内的所有囚犯，而犯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被监视状态，只能生活在恐惧中。

这恰似黎巴嫩真主党人的境遇，他们知道自己的手机被监视，但并不知道自己此刻是否出现在情报部门的大屏幕上。

谁还在用寻呼机

自2023年新一轮黎以冲突以来，以色列的“全景敞视监狱”制造了多起死亡事件，多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因位置泄露而遭“定点清除”。

黎巴嫩真主党人渴望扭转不利局势，在2024年2月的电视讲话中，现任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将手机形容为“特工”。他说：“你问我‘特工’在哪里。我告诉你们，你手中、你妻子手中和你孩子手中的手机就是‘特工’。”

为了躲避“特工”，哈桑·纳斯鲁拉给出的方案是把手机“放进铁盒子里，锁上”。

“锁上手机”是哈桑·纳斯鲁拉一贯的策略。在他看来，作为弱者，黎巴嫩真主党应当以低科技路线反制以色列的高科技路线，而寻呼机正是低科技路线的重要一环。

寻呼机也因此在黎巴嫩真主党内部得以普及。

纳斯鲁拉推崇的寻呼机诞生于1948年，流行于20世纪80～90年代，后因网络和手机的普及而逐渐边缘化。不过，一些外国快餐店点餐完毕后，服务员会为顾客提供一个黑色圆盘状机器。当食物准备完成时，机器便会发出哔哔声，同时震动和闪烁红光。这种黑色机器便是餐厅寻呼机。

除餐厅外，由于其无需网络、传讯便捷的优势，寻呼机在医疗、应急救援等特定领域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例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局传呼机使用量占全球寻呼机市场的10%以上。

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寻呼机也被用于人口贩卖、贩毒等黑色产业。早在黎巴嫩真主党之前，贩毒集团已经发现了寻呼机的独特优势。它使用无线电通讯，可以避免泄露定位和机密信息。

自2023年以来，纳斯鲁拉严禁真主党成员开会时使用手机，禁止他们使用手机交流行动计划和工作细节，要求他们随身携带寻呼机，借此传递行动信息。

不幸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具备生产寻呼机的能力，必须依赖进口。这给以色列安全机构提供了新的契机：渗透寻呼机的全球供应链，为真主党人定制“定时炸弹”。

扑朔迷离的全球供应链

不同于当代电子设备，寻呼机等老旧设备的供应链管理并不严格，假冒伪劣产品掺杂其中。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大约在5个月前购买了新寻呼机，用以替换旧机型。运抵黎巴嫩前，这批新设备已经被植入爆炸物“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具体操作者可能是以色列专事网络情报作战的8200部队。该部队可追溯到以色列建国早期的密码破译团队，该团队数字化转型后，曾参与网络攻击伊朗核设施等任务。

制造和销售这批寻呼机的“嫌疑公司”BAC，注册于布达佩斯的一幢二层楼房。根据注册文件显示，BAC仅有一名员工，业务却涉及报纸出版、石油生产、电脑程序设计等诸多领域。与业务广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BAC并没有自己的生产线。

在接受采访时，BAC唯一的员工、49岁的阿尔西迪亚科诺表示，BAC公司只是中间人，并非生产者。匈牙利政府发言人柯瓦克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当局已证实涉事公司是家贸易中介公司，并未在匈牙利境内设置生产线。

部分消息显示，BAC是以色列安全机构设置的空壳公司，为了掩人耳目，BAC的确接收了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但他们真正重视的客户是黎巴嫩真主党。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是否与BAC签订了购买合同，BAC在哪里制造了寻呼机并植入爆炸物，仍是有待破解的谜团。

太阳底下无新事，寻呼机爆炸事件是“黎以”之间一系列冲突的延伸，它遵循着以色列特定的监视、识别与袭击模式。

然而，这场袭击终究蕴含着一些令人恐惧的新问题，与暗杀阿亚什等早期实践不同，这一次，暗杀者不再通过密探网络将爆炸物安置在某个个体身边，而是通过控制生活必需品的跨国供应链，制造有针对性的武装袭击。

这无疑会给本已脆弱的全球化投下更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