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

编者按：

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一书，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解读，首度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失海外文物惊心动魄的回归历程，以精彩案例讲述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故事。本刊从中节选部分章节，以期唤起全社会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和思考，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大沽铁钟：以不朽之身穿越战争与和平

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一场围绕天津展开的清朝官兵浴血奋战，顽强抵抗英法联军，最终却寡不敌众、遗憾败北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虽然外国侵略者用洋枪洋炮打败了中国的土枪土炮，用坚船利炮突破了中国的土砖土墙，但是中国人不甘屈服、不可侵犯、悍不畏死的精神和一片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也令这些黄发碧眼的外国人胆战心惊。而见证这一切的正是1884年为纪念英勇作战的将领乐善而作的一口铁钟，又称“乐威毅公祠铁钟”。铁钟钟体高65厘米，口径58.5厘米，重105千克，钟口呈波浪圆形。钟顶正中有一圆形孔洞，周围有蒲牢样式钟钮断裂的痕迹，且环以莲花瓣浮雕；肩部以弧纹构成“上带”，留有4个铸芯孔洞；钟体外壁上段分为八宫，分别铸造“风调雨顺，国泰民安”8字铭文，前后两段文字分别呈对角线排列；“中带”仅有一道弧弦纹；下宫也分为八宫，钟的款识铭文“大清光绪十年立海口大沽乐威毅公祠”铸在第一宫，第二宫铭文为“皇图巩固保定府练军官兵仝人公立”，第三至七宫无任何铭文，第八宫为浮雕纹饰；下带亦为弦弧纹；钟口为八波荷叶边。

乐善为何人？他做过什么？为何要纪念他？要解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追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和“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两次战役分别包括了两次大沽口战役。第一次大沽口战役以清军委曲求全、被迫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收场。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大沽一带的防务。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后，1859年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英法联军军舰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随后，作战英勇的蒙古正白旗将领乐善升任直隶提督，继续防守大沽炮台。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火力配备充分，战术运用得当，清军击沉击毁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惨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不甘落败的英法联军在次年对天津发起报复性反击。1860年8月，侵略者先在北塘登陆，进犯天津，继而水陆协同作战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卫的清军在乐善的指挥下，击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但清政府毫无抵抗决心，咸丰帝令僧格林沁撤退，僧格林沁只好下令乐善撤退。然而，乐善却发出了“炮台存，乐善生；炮台亡，乐善亡”的豪言壮语。最终，他带领1000多名清军士兵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用血肉之躯践行了军人对国家的承诺。

清政府后来追谥乐善为“威毅”，并在其阵亡的大沽口设立祠堂纪念。乐善牺牲24年后的1884年，清政府将在保定编练的新军调往大沽口炮台驻守。这些士兵有感于乐善英勇抗敌的事迹，集资为这位先辈的祠堂捐了一口铁钟，并在钟体外铭刻“大清光绪十年立海口大沽乐威毅公祠”“皇图巩固保定府练军官兵仝人公立”字样。然而，1900年6月17日，英、法、美、俄、德、意、日、奥八国联军带领9艘战舰炮击大沽口，清军顽强抵抗6个小时后，再次战败，炮台沦陷。英军“奥兰多”号巡洋舰的士兵们在打扫战场时，偶然发现了放置在乐威毅公祠里的这口铁钟，便把它当作战利品运回了英国。

抵达英国的大沽铁钟一直被安置在朴次茅斯市的维多利亚公园内，该公园还建造了一个亭子将其悬挂起来。二战期间，为了躲避德军的轰炸，一位园丁将它埋到了地下，也避免了其作为废铁被征用作制造战争武器的命运。1947年，一位到公园内做园艺工作的学生诺曼·亨伍德偶然挖到了这个他起初以为是尚未爆炸的德国炸弹的铁钟，又将其悬挂于亭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铁钟再次被取下保存，直到199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末，铁钟差点被偷走，钟钮受损，所以铁钟又被挪回了温室，闲置起来。铁钟后来得以重见天日归功于公园内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主任马克·刘易斯，他在2000年经过苦心寻觅，将维多利亚公园中未使用的小屋确定为艺术中心的基地。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注意到了公园中那座为纪念战争建立的中国风格的亭子及镌刻在其周围的文字：“1900年6月17日，在中国大沽口西北炮台缴获了这口铁钟。作为战利品，由‘奥兰多’号带回英国，官兵们建造了这座纪念亭纪念在那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战友。”原来，这里曾悬挂过一口来自中国的大钟，如今却不见踪影。直到2004年的一天，刘易斯在公园温室周围进行陶艺创作时无意间中发现，用来搁置扫帚和耙子的圆形铁制物体竟然是他一直记挂的中国大沽铁钟。后来，恰好中国留学生范辉到朴次茅斯市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兼职，刘易斯便请她帮忙翻译大钟上的铭文。铭文显示，这是一件来自中国天津大沽口的文物。两人遂一致决定联系中国有关部门，促成其早日回归。范辉通过多方寻找，联系到了中国古钟研究所副研究员、古钟专家夏明明。经过初步判定，夏明明也认为这是大沽口文物无疑，所以他立即将消息转告给原塘沽区（今滨海新区）文化局文管所。时任塘沽区区委副书记的荣新海亲自过问此事，并与范辉取得了联系。由于中英两国文化背景和行政制度存在诸多差异，双方通过电子邮件沟通，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大铁钟的回归迟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后来，在荣新海的建议下，范辉找到了在当地拥有广泛影响力，并且热衷于公共事务的社会活动家——朴次茅斯市华人协会主席叶锦洪，请他协调各方面关系，促成铁钟回归。借助自己的人脉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叶锦洪终于搞清楚，对大沽铁钟的回归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朴次茅斯市议会的议员和市政府的官员们。同时，荣新海向上级汇报后，得到市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他决定亲赴英国，与当地市政官员面谈铁钟回归事宜。在叶锦洪的奔走呼吁下，大沽铁钟回归中国的提议终于获得了包括英国国会议员麦克·汉考克在内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时任朴次茅斯市市长的杰森·法扎卡里和文化行政官员、市议会议员特里·霍尔女士是当地政府和议会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大沽铁钟能否回归中国有决定性的投票权。所以，荣新海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这两人为铁钟回归投赞成票。在随后的会面中，杰森·法扎卡里表示对此事绝对支持，且信心十足，并幽默地把大沽铁钟的回归提升到他这一任期政绩的高度。不过，同特里·霍尔女士的会面却让大家心情有些沉重，虽然她本人完全支持中国政府收回大沽铁钟，但同时她也提出了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大沽铁钟早已被英国国家遗产办公室列入二级文物目录，收回大沽铁钟必须得到英国东南地区政府办公室批准。第二，大沽铁钟的确是抢来的，送还大沽铁钟，就开了把抢来的东西送还的先例。然而，大英博物馆里的藏品大都是抢来的，如果都要送还，大英博物馆将不复存在。第三，当年大沽铁钟是由“奥兰多”号巡洋舰带回英国的，是英国海军荣誉的象征，海军部也有可能提出不同意见。另外，鉴于英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于中国，大沽铁钟回归必须上报英国东南地区政府办公室审批。朴次茅斯市议会把办理审批手续的工作委托给朴次茅斯市博物馆馆长保罗·莱蒙德。他不但准备了大量书面文件详述铁钟的身世，还请来摄影师为铁钟和相关环境拍摄照片，又请来博物馆专家为铁钟做鉴定，并且随时和霍尔女士沟通上报文件的细节。同时，中方应马克·刘易斯的请求，承诺一旦铁钟回归，将复制一口一模一样的铁钟送给朴次茅斯市人民，作为中英友好的象征。

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为大沽铁钟回归付出了艰辛努力的叶锦洪，率领代表团于2005年5月24日亲赴塘沽大沽口西北炮台遗址，参观乐善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铁钟被劫掠的屈辱历史。天津市塘沽区政府为了表彰并感谢叶锦洪为文物回归祖国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特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叶锦洪等人在乘车赶回北京的路上，接到荣新海的电话，被告知远在英国的东南地区政府办公室已经批准把大沽铁钟归还中国。顿时，全车人都欢欣鼓舞，为之雀跃。2005年6月13日，天津市塘沽区区长张家星率领一个10人的代表团来到英国朴次茅斯市，参加大沽铁钟回归仪式。这场仪式受到了英国各大媒体的关注，英国广播电台在当天上午以“八国联军一百多年前从中国拿走的古钟正式归还亚洲”为题发布新闻消息，其中提到了朴次茅斯市议会发言人的一段讲话：“由中国人民慷慨捐赠的大沽铁钟复制品将取代原钟悬挂于原处。”他在讲话中提到，大沽铁钟不仅是中国晚清文化遗存，而且记录了100多年来中英两国关系的历史。大沽铁钟回归中国，标志着两国人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量开辟新的历史。7月17日，由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的FQ822次航班稳稳地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大沽铁钟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22日，迎接大沽铁钟回归仪式在天津塘沽区大沽口炮台遗址隆重举行。10月底，中国政府为了感谢当初为大沽铁钟的回归付出艰苦努力的朴次茅斯市的几位功臣，特邀请他们来为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开馆揭幕。作为大沽铁钟的发现者和力促归还者，刘易斯的名字出现在代表团的名单中。在中国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刘易斯离开天津前给天津市塘沽区区长张家星留下了一段话：“大沽铁钟的命运就应该是回归故里。铁钟的复制品看起来比原件更好，朴次茅斯市民将为此感到自豪。我希望你们中国人能够从心底原谅英国强取豪夺的那段历史，并真诚憧憬两国永葆和平。”这口铁钟的回归，其影响力绝不仅限于中国大陆，香港本地媒体《南华早报》也在第一时间以“大钟敲响的故事”为题对整个事件详加报道。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谈判，流失海外105年的大沽铁钟终于完璧归赵，荣归故里。2014年，大沽铁钟以其特殊的意义入选国家一级文物。

大沽铁钟回归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原来，马克·刘易斯在查询家族档案的过程中发现，1860年，即自己的曾曾祖父托马斯·莱恩24岁那年，他服役的英国皇家六十七编成团远征中国，他本人也参加了英法联军1860年夏天进攻大沽口炮台的战斗。由于率先冲入炮台，身负重伤，莱恩荣获了英王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从时间上判断，马克的曾曾祖父率先攻入的炮台正是乐善指挥作战的炮台。这种历史的巧合令人唏嘘，难以置信。刘易斯也表示，他相信这就是天意，这口钟就该回到它原来的地方，他的愿望是永远看不到战争。后来，原钟和复制的钟曾一度共同摆放在天津市塘沽区政府办公楼的大厅中央，时刻提醒着国家的公务员们牢记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2006年，那口等比例复制的铁钟被送往朴次茅斯市，依然悬挂在维多利亚公园里，续写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篇章。而原钟则存放在塘沽博物馆（现滨海新区博物馆）。大沽铁钟归还中国这一事件在朴次茅斯市当地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朴次茅斯地区邮报》也以“铁钟书写的标签式史诗——朴次茅斯市公园中发现的中国文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后回归故里，令中国举国欢腾”为题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介绍，大力宣传了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2011年4月，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大沽铁钟被置于博物馆尾厅，作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对外展出。2016年，英国朴次茅斯市市长大卫·富勒、朴次茅斯华人协会会长蔡润良一行专程到博物馆参观，了解铁钟在中国安家后的情况。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对铁钟叶落归根都倍感欣慰。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远去，见证国家兴衰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大沽铁钟在海外历经漂泊后回归故里，在新时代又继续见证国家的繁荣富强、中英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前夕，作为海外文物无偿返还的经典案例之一，大沽铁钟被送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参加“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向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讲述着那一段并不遥远，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权、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

青铜皿方罍：分离经百年，重合在盛世

青铜皿方罍，全称“皿天全方罍”，铸造于商代晚期。方罍是古代礼器中的大型盛酒器，皿方罍不仅是存世的商周方体罍中体量最大的“方罍之王”，也是迄今所见商周盛酒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象征着富足丰饶和礼乐繁荣。皿方罍出土年代较早，1919年在湖南桃源县民间被发现，随后有不法商人将其骗取，并将器身倒卖至海外，致使器身、器盖分离长达百年，直至2014年，经过政府、民间的不懈努力，皿方罍器身被成功迎回国内。

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自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之后，商代的青铜铸造逐渐达到鼎盛。罍作为一种新的盛酒礼器，也大致发端于这一时期。《国风·周南·卷耳》云：“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称青铜为“吉金”，此诗句中“金罍”即青铜罍。青铜罍分为圆罍与方罍两种器型，其中方罍的出现不晚于商王武丁时期，据田野考古发现，方罍均成对作为陪葬品置于等级较高的墓葬内。商代晚期之后，方罍在形制、装饰上均有所变化；西周早期之后，方罍不再流行。

皿方罍为器身与器盖的组合件，整器通高84.8厘米，器身高63.6厘米，器盖高28.9厘米，口宽21.6厘米，重51.5千克，整体形态雄伟傲然，夺人心魄。器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中脊中部置一四阿式屋顶状钮，造型主旨和纹饰与器盖相同；器身直颈，弧肩，下腹收敛，圈足较高，外撇。器身肩部两侧中部置兽首衔环耳，其余两侧中部各置一圆雕牺首，下腹部一侧置一兽首耳。器钮、器盖之中脊、四坡角及四面中心线各置一段扉棱，与器身四坡角及四面中心线的各段扉棱上下相连，贯通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