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英：领导三峡大论证的“温和派”

1992年初春，国务院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前夕，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问她对水电事业是不是有特殊感情，她哎呀了一声感叹道，自己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数不清，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次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们都反对，他们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些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不足以谢天下！”

她说，主持论证的那几年，日子不好过，但自己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有责任弄清楚起起落落这么多年的三峡工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1952年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到1988年卸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她领导新中国水利工作36年，除了三峡工程，她还领导建了8万座水库，移民一千万人。

1999年，76岁的钱正英主动请缨，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每年到工地检查两次，2004年改任专家组顾问。80多岁时，她依然每年到三峡工地视察。她说，许多三峡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任期有限，责任无限。

2022年10月22日，99岁的钱正英在北京去世。她终于可以卸下这份无限的责任了。

失误与纠错

钱正英说，从事水利工作几十年，大大小小的失误不少，其中最让她刻骨铭心的有几次。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治淮工程。当时27岁的钱正英是华东区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黄毛丫头部长”的说法传遍了全国。

1950年冬，我国水利工程人员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在淮河润河集闸建设淮河干流分洪枢纽。根据规划，要在右岸修建一个进湖闸，将干流分洪入霍邱城西湖。当时对进湖闸的闸下消能采用了极其简陋的块石护坡。对于这个设计，中方工程师是有顾虑的，但钱正英没有听取。后来她感觉这个块石护坡确实存在问题，决定拆掉加建消力池。钱正英说，当时想悄悄弥补差池，只是将之作为尾工，不敢多花钱，工程量有所减少。结果1954年淮河发生大洪水，进湖闸一开就被冲毁了。淮河抢险结束后，她一回到北京就写了自请处分的报告。但周恩来说，这是由于缺乏经验，免予处分。

另一次是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水利工作中最大的教训。

1952年，钱正英被调到中央，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那年她才29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她回忆，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设计也是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进行的，她没有直接参加规划工作，但作为水利部副部长是有发言权的。她也的确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她在思想上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急于求成，热切期待着“圣人出，黄河清”的奇迹，对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方案都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是，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发电之日，就是他们认识到错误之时。水库的泥沙淤积情况很快暴露出来。钱正英说，三门峡工程是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是否公开承认错误、是否彻底改建，是一个尖锐的考验。后来周恩来亲自主持，对三门峡工程进行了彻底改建。

让她欣慰的是，在葛洲坝工程上，她的坚持让一个重大失误得到了及时修正。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批准修建葛洲坝工程。当时钱正英出国访问去了，等她1971年初回国，葛洲坝工程已经大规模开工。她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很大。

考虑到方便水电站安装、运行，水电部将水电站安排在紧靠长江左岸的位置，而将船闸放在水电站和泄水闸之间。交通部认为，这样布置会导致船闸附近江水的横向流速过大，船闸将不能安全运行，而且可能淤塞上下游航道。

工程已经开工，枢纽布置方案已报经批准，很多人不赞成“翻案”。水电部的一位副部长问她：“你真的支持交通部的方案？你怕他们？”钱正英说：“我当然支持他们的方案，因为他们有道理。”双方在周恩来面前激烈辩论，最后否定了原方案。周恩来还进一步决定，将葛洲坝工程停工整顿，重新设计，这样才彻底改正了原来的错误。

三峡工程“温和派”

有人形容三峡工程是“三起三落”，钱正英说自己对三峡工程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己是三峡工程的“温和派”，不是“激进派”。

她最早接触三峡是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后，尤其是1958年2月，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人乘船考察三峡，她参与了这次考察，亲历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那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主任林一山与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此前在南宁会议上交锋的继续。会上印发了林一山的书面发言，李锐则发言称，他同意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很理想，但反对将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和第一期工程，认为开发治理长江须按照“先支流后干流”“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并坚持长江防洪最主要的措施是加高堤防。

周恩来问钱正英怎么看，她说，单靠加高堤防不能解决问题，应将干支流结合、大中小工程结合，她赞成先在长江支流汉江上修建丹江口水库，认为三峡工程还不具备上马条件，但应积极准备。这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见。

她对三峡工程认识的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华中地区缺电情况已经很严重了，需要大力发展水电。在196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拦洪发电之后，专家组对下一步的发展有三种意见：上隔河岩、上葛洲坝、上三峡。前者位于长江支流清江，后两者都在长江干流上。

周恩来派钱正英实地调研。她勘查后认为，隔河岩发电量太小，而建设三峡的条件仍不具备，因此主张先上葛洲坝。

林一山则力主先上三峡，认为三峡防洪与发电能力比葛洲坝高很多，而且先建葛洲坝将抬高三峡坝址水位，增加建设三峡的困难。钱正英不同意林一山的观点，派人研究了许多方案，但研究到最后，她承认林一山有道理，要发挥防洪发电的综合效益还得靠三峡。

改革开放以后，华中地区缺电情况越来越严重。钱正英想，能否先上个“小三峡”（即低坝方案），哪怕只有10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发电800万千瓦，也比没有强啊。

1979年4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三峡问题讨论会，水利系统派去参会的是钱正英、林一山和魏廷琤。

林一山回忆，钱正英在谈到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时颇为激动地说：“提出三峡工程，首先是为长江洪水。如专为水电，像有的同志所讲的，不一定在三峡搞。不搞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防洪，谁有办法，我给他下跪。”林一山感叹，那时持两种观点者就像在拔河，保持平衡不易，拽过来一步更不易。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四川、湖北等省领导以及长办副总工程师魏廷琤等人的陪同下，乘船视察了三峡坝址、葛洲坝工程和丹江口工程。魏廷琤全程陪同，因而有充裕的时间详加介绍，加之视察时直观的感受，邓小平对争论已久的三峡工程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与胡耀邦等领导人谈话时说“轻率否定三峡，不好”，建议中央再做研究。三峡问题又有了转机。

考虑到如果蓄水位太高，移民负担太大，投资不易，泥沙问题也比较复杂，钱正英指示长办研究蓄水位150米的方案。1983年，长办提出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国家计委受国务院委托，请了350多名专家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很多人提出意见，认为水位太低，防洪不够，把资源浪费了。钱正英等人硬是顶住了，但后来还是做了一个妥协，将坝顶提高到175米，用于特大洪水时临时超蓄。虽然各方仍然不满意，但审查总算通过了。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做出三峡工程上马的原则决定，随后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李鹏任组长，宋平、杜星垣和钱正英任副组长。

此时，争论又开始了，并逐渐升级。

1985年3月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原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在小组会议上提出，三峡工程尚未论证清楚，急于开工有很大风险，建议暂缓上马。他的意见获得了小组72名成员一致支持，大家推荐他到大会上去讲，他便在大会上挑明了观点，引起广泛反响。

5月，钱正英参加了李鹏主持的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会议。李鹏说，这次政协会议上，一些人对三峡工程有一些不同意见，核心还不是怎么干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干、是不是现在干的问题，对这些不同意见，都应该持欢迎态度。真理是不怕辩的，兼听则明，问题越辩越清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986年4月，李鹏在钱正英和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的陪同下，前往四川省达县调研，途中讨论了三峡省筹备组的前途问题。《李鹏三峡日记》中记录，钱正英提出，赋予三峡省筹备组行政权力是不符合宪法的，会使人们感到对人大的权力不尊重，对政协的意见不重视，使大家感到不快。她主张“退”，即取消建三峡省的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重新开展三峡工程论证，扩大论证范围，并撤销三峡省筹备组。

对于如何开展论证，各种意见很多。钱正英回忆，那年10月，国务院领导带着他们去三峡调研，在从武汉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一起设计、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责成水利电力部进一步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批，最后提交人大审议。

钱正英后来说，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程序是非常关键的，闹了几十年的纠纷，总算有了一个体现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程序。后来的工作，都是一步一步照此来的。

领导三峡大论证

1986年6月，水电部党组决定成立12人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部长、党组书记钱正英担任组长，副部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为小组成员。

钱正英在水电部党组会上说，这次豁出去了，不搞“夹生饭”，所有问题都要在论证中搞清，最后由中央去审查和决策。

领导小组商请有关部门推荐人选，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三峡专题组组长孙越崎是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钱正英首先登门拜访，聘请他为特邀顾问。

三峡工程论证极为复杂，论证领导小组决定采用先专题、后综合、综合与专题交叉的论证方法。

论证分10个专题，由领导小组成员分工主持，组成14个专家组。专家组正、副组长及顾问由专题论证主持人提出，经论证领导小组通过。专家组成员由正、副组长提名，经领导小组同意后聘请。共聘请412位专家，这些专家来自国务院所属部门、中国科学院院所、全国高等院校和各省市专业部门，超过一半来自水电系统外。

还有一些人士对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但因从事的不是相关专业，没有进专家组，钱正英邀请他们参加扩大会议。论证中还委托一些单位做实验和研究，实际参加论证的有数千人。

这次论证的争论比20世纪50年代那次更为激烈。论证之初，钱正英要求将不同意见汇编，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处处长陶景良收集整理出八大本，印发给所有专家。

陶景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同意见可归纳为两大类：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该如何建。论证分两个阶段，先选定一个代表性方案，全方位研究其可行性，再选取一个替代方案，比较利弊得失。

有人将泥沙比作三峡工程的“癌症”，即使是一些“主上派”也心有余悸，担心三峡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曾预言了三门峡泥沙淤积的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三峡工程会使重庆港因泥沙淤积而成为死港，论证领导小组决定由水利水电科研院、南京水利科研院、清华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长江科学院平行做泥沙模型试验。这5家单位试验结论一致：重庆港泥沙淤积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张光斗是水工专题组顾问，他说，长江三斗坪年输沙量5.3亿吨，年径流量5000亿立方米，黄河三门峡年输沙量16亿吨，年径流量仅350亿立方米，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港区每年汛期末尾会出现冲刷汛期淤积泥沙的“走沙期”，使之不至于产生累积性淤积。因此三峡水库要在“走沙期”之后才能蓄水，正常蓄水位应定在172米至175米之间。经过专家组论证，一致推荐正常蓄水位为17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