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方

编者按：

1948年前后，国共两党战场上胜负日见分晓。建立一个天下归心的政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建国方略。此时的香港，还有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代表人士。天玄地黄之际，对于一度置身于国共两党间的民主人士来说，面临着政治上的最终抉择：或北上解放区，坚定地与共产党在一起;或割舍对故土刻骨铭心的眷恋，流亡他乡。这种抉择不仅关乎个人命运的变迁，也彰显新政权的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最终，如众星拱辰，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从海外北上解放区，走向人民的怀抱。

楔 子

1945年8月，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浸满悲怆和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中国人民是何等地渴望和平！为顺应民意，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等共识。

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前后，已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对政局起着重要作用，牵动着所联系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人。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重要步骤。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反复磋商，会议达成五项决议。但政协会议之后的和平太过短暂，协议墨迹未干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国民党军队于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同时，国民党加强对国统区的统治，7月中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周恩来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没有后退，仍在为和平奔波。当听闻国民党军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的讯息后，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是年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民盟斥责国大违背政协决议精神，拒绝参加。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声援中共、民盟的正义立场。民主党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只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脱离民盟追随国民党。尽管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破坏，但政协精神深入人心。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于1947年七八月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形势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经过一年多的内战，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显露无疑。这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与人民解放战争互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

为挽救困局，国民党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党政改革，进一步强化白色恐怖，加剧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7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随之，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等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大多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秘密前往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斗争。1948年1月1日，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一些进步的文化、教育、产业界人士也纷纷避居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为民主力量聚集之地。

1948年的春天太不寻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蒋家王朝。形势发展太快了，胡乔木形象地说：“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料。”

“五一口号”发布

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节节败退。到了1948年上半年，正如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所指出的：“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中共中央顺势而为，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的发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顺应民意，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垮台的进程，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从此，宏大的协商建国伟业拉开序幕。

5月1日，香港《华商报》全文刊登了“五一口号”。《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的重要阵地，创刊于抗战时期。抗战期间，《华商报》团结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香港和海外同胞的爱国热情作出了积极贡献。“五一口号”第一时间经《华商报》在香港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热议。

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同时，毛泽东给身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与“五一口号”相互呼应，重申了“五一口号”的精神。毛泽东还以协商的态度就目前形势的判断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发起者、参会党派、实施步骤等具体事宜提出建议，对“五一口号”的内容作了补充和说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多党合作、共商建国伟业的政治构想。

毛泽东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信由潘汉年于5月1日当天送到李济深寓所。5月2日，李济深即同沈钧儒一道，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他的寓所聚会，讨论中共“五一口号”。李济深（民革）、何香凝（民革）、沈钧儒（民盟）、章伯钧（民盟）、马叙伦（民进）、王绍鏊（民进）、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农工党）、李章达（救国会）、蔡廷锴（民促）、谭平山（民联）和郭沫若（无党派）等12位民主人士，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与会者商定，立即以联名通电的方式响应“五一口号”，并推举马叙伦起草电文。

5月5日，李济深等12人代表各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出给全国同胞和毛泽东的两个通电，正式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这两个通电是在5月5日发出的，又称“五五”通电。两个通电针对不同对象，表述略有侧重，但对“五一口号”的反应，都使用了“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的措辞。5月6日，“五五”通电在《华商报》刊发后，立即引发了席卷而来的响应浪潮。

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这些声明、宣言形式各异，但基调一致，那就是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产生共鸣并由衷盛赞。他们迫切盼望推翻国民党腐朽政权，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光明的新中国。

中共中央的邀请名单

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热潮中，“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共同期盼。但哪些党派团体有资格参与这一不朽盛事，哪些人有资格成为会议代表，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请什么人来、通过什么方式邀请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需中共中央慎之又慎地统筹考虑。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电报，提出了第一份共29人的邀请名单。名单中的人物，均是各主要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活跃分子。

对于新政协的组成单位和人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非常关心。哪些党派团体及其代表人物能够参加新政协，一开始就成为热议的话题。

6月30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组织关于新政协的讨论时，这个问题仍是焦点之一。从讨论中可见，若要成为新政协代表，“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人民承认”是大家的共识。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反应，不断调整邀请人选。在平衡各方意见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电示港分局、沪局，第五次提出邀请单位和名单。其中，还提出了邀请原因及对相关人员的邀请顺序。

“兴奋与担心交并”

以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大批已在香港或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秘密送往解放区，并非一件易事。中共中央对北上准备工作的要求是“万无一失”。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肩上。1948年8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深感责任重大，随手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兴奋与担心交并”，表达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的心声。

时任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专职委员的罗培元，参与了护送前两批民主人士上船的工作。他晚年在回忆录《无悔的选择》中对方方所写的“兴奋与担心交并”作出如下解释：所谓兴奋，自然指的是组织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就召开新政协征询意见的任务接近完成，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在望;所谓担心，当然是指要护送这么多民主人士北上，旅途上安全可虑，因为那时陆上、空中都没有通路，只能由香港乘船北上，而这要冒港英政府留难、破坏以及台湾美蒋势力在海、空干扰拦截的风险。

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成员为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潘汉年负责全面工作，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北上人员的准备工作。

潘汉年是中共党内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他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统一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前沿，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曾被中共评价为“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组织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应为其“大功”之一。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兹事体大，香港分局和《华商报》几乎全员出动。在“五人小组”下面，有一个由十来个人组成的秘密工作班子，负责执行具体的接送任务。“五人小组”成员与接送工作班子联系较多的是连贯、夏衍、饶彰风。

在民主党派内部，对于新政协和新政权也有不同认识，甚至分歧很大。有些与中共接触多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赞同中共的意见，并带头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但也有民主人士存在迷惑、茫然、彷徨乃至质疑。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复电民主人士的同时，另电潘汉年等人，要求：“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并专门交代“是为至要”。8月27日，毛泽东又在致香港分局和上海局的电报上嘱咐：“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香港分局和“五人小组”分头拜访了李济深、章伯钧、谭平山等民主人士，做诚恳的解释工作，帮助他们消除顾虑，促使其最终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北上解放区。

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大多是从内地“避难”而去，有些人还拖家带口。若要确保北上顺利，就需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此，香港分局就北上交通及民主人士的生活经费、救济等问题致电中央统战部，提出：民主人士家属及上级干部家属津贴每月七八千元，其中以郭老、彭老、千家驹需三四千元，余各为三四百或一二百而已。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开辟一条特殊的通道

1947年4月，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陈云回到哈尔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后，向中共中央建议“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并得到同意。此时，国民党军队仍占据着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朝鲜便成为解放区对外联络的重要途径。东北局在朝鲜平壤、罗津等地设立办事处，派朱理治为全权代表。

钱之光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因遭国民党当局迫害转移香港后，周恩来曾电示钱之光、刘昂夫妇前往香港，以加强中共与在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联系，打通香港和解放区之间的通道。他们原已买好1947年3月初去香港的船票，但2月28日上海办事处被国民党的宪警和特务包围，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