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女性的天堂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的危亡牵动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在大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成千上万的爱国女青年抛家弃学，冲破重重阻挠，跋山涉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在这4万余人中，女性接近一半。这些到达延安的知识女性与长征到达延安的女干部、女战士，以及延安当地的妇女一起，顶起了延安的“半边天”。

延安是青年的“乐园”

“拔起茼蒿带起根，拿起个狠心闹革命。”“独立队开拔打一个对对枪，引上妹妹参加共产党。”“你当兵来我宣传，咱们一搭闹革命多喜欢。”……

这一首首传唱至今的陕北民歌，是延安时期妇女参加“闹红”斗争、顶起“半边天”的真实写照。

延安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奔赴延安的路是漫长而艰辛的，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梁漱溟这样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但是，依然有这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因为在革命青年眼里，延安已然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何其芳《我歌唱延安》）“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丁玲《七月的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照顾同行的一个女学生。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位是肺结核病专家，一位是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那位伍云甫叮嘱照顾的女学生，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了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是第一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关照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学生。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的道路。她们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队伍，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继而背叛自己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及行为规范。这给她们带来了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后在安庆女子中学借读，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孙铮干脆登报声明与叔父解除监护与被监护关系。1943年7月，孙铮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做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她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出身重庆豪门大族的康岱莎在离家奔赴延安之前，住在重庆原美国领事馆楼里，有仆佣十多个，家里常常高朋满座，一切都无需她担忧。但她忘不了国土的沦陷、民族的耻辱和底层民众的悲惨。对比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她在震惊和愧疚中萌生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并积极参加重庆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她便向父亲表示要去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父亲再三劝阻，并说世伯邵力子已经答应想办法送她去苏联留学。康岱莎激动地说：“眼下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危亡，生灵涂炭，要是大家都跑出去，中国亡了国，我留学还有什么用！”父亲恼怒道：“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政治，重庆和延安的关系很微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如果你去延安，我在重庆的处境你想过没有，我还怎么做事情？”但决心已定的康岱莎毫不退缩。气得父亲拍案而起，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一个月后，即1938年6月1日，康岱莎告别泪流不止的父母，扔下珠光宝气的首饰和家里为她安排的“锦绣前程”，横穿半个中国，奔赴延安。这一举动，轰动了当时重庆上层社会。

这批怀抱青春理想的知识女青年来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学校，开始了她们新的学习生活。

爱上了简陋的纺车

这些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大多来自国统区，她们中很多人出身于优裕家庭，接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有的还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她们“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仰慕延安，要求革命，要求参战，不乏革命激情，也倾向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思想。但因为她们成长环境的复杂及认识的局限性，或多或少都存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习气，缺乏集体、组织和纪律意识，喜欢高谈阔论，轻视工农群众，脱离实际，自由散漫，政治坚定性不足等。可以说，当时吸引她们来延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识。因此，如何把她们锻造成为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她们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女战士，成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这些新女性积极向上、主动学习、自觉改造，逐步认识到，“过去走的那一条路可能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但到陕北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通过改造，这些新女性抛弃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作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实现了由自由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

金一南将军的母亲，曾在抗大女生队学习的郑织文，1923年出生于河南鄢陵一个富裕的书香世家。1939年，她与几个同学一起步行14天抵达延安。据她回忆：“在女生队，我是最小的一个。突然进入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环境里，刚开始我有些不适应。每天除了军训和上课，就是劳动，主要是挖窑洞，劳动强度很大……到处是军训，到处是劳动……”金一南也感叹是抗大造就了母亲。我母亲是家庭的叛逆者，抗大承接了这个叛逆者，把她造就成一位忠诚的党员。

1940年5月，一桩新闻轰动重庆和延安：大文豪茅盾携夫人、女儿沈霞、儿子沈霜到了延安。几个月下来，延安给茅盾留下很好的印象，他想把两个孩子留下来锻炼锻炼，而且他弟弟沈泽民的遗孀张琴秋时任中国女子大学教务长，对孩子们也可有所照顾。茅盾临行时，张琴秋陪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茅盾激动地说：“我把两个孩子交给党了，请党教育他们吧。”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在家里一向娇生惯养，身体很弱，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的沈霞，进入女子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吃小米饭就呛得直流眼泪，晚上睡的是从家里带去的鸭绒睡袋，窑洞里那些出身贫困的女战士哪里见过这东西，钻进去一试，都喊这么轻飘飘的东西，好暖和！沈霞带到延安的两箱子书，不少是英文原版，她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泪珠儿成串地往下掉，吓得周围的女孩子不知怎么哄她才好。但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她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坚定思想立场。3年后，张琴秋写信给茅盾夫妇说，沈霞已从女大毕业，现在中央编译局俄语训练班学习，入了党。“现在大不相同了，过去依靠妈妈的许多事情，现在都是自己动手来做。身体也锻炼好了，长胖了……”

1938年，前文提到的陈学昭夫妇到延安后不久，因为不习惯延安生活，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有意见，要求回重庆。1939年初夏，他们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后就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起来，失去自由。1940年底，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陈学昭夫妇再次来到延安。陈学昭先在《解放日报》编副刊，后被调到中央党校做文化教员。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她开始深刻反省自己，学习整风文件，下决心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她后来回忆说：“整风开始时，我曾听到个别非党员说‘整风，这是他们共产党的事情’。现在，对于我，作为一个非党员，觉得能够参加整风，真是千载一逢的好事情，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比这更有益的教育了。”1943年2月，陈学昭又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她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境：起初看不起这简单的纺车，觉得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后来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1945年7月，陈学昭从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富有“现代”气息的

恋爱与婚姻

成千上万个女青年的到来，也给延安带来了“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富有现代气息的婚姻家庭观念。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二重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的婚恋观。边区政府颁布“以男女当事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的婚姻政策法规之后，延安的婚恋情况多了起来。

1937年10月5日晚，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红军干部黄克功自恃有功，与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竟恼羞成怒，枪杀对方。边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震惊延安。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发表讲话。他指出，恋爱和婚姻对我们的事业应该成为健康的、有建设性的推动力，而不是颓废的、有破坏性的腐蚀剂。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张闻天提出要重视政治与生活两个方面的协调，不能只是卿卿我我，一味追求性爱关系，第一应该是同志关系，在政治上互相帮助;第二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工作、学习上互相帮助;第三才是爱人和夫妻关系，在生活上互相体贴。“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随后，毛泽东也为抗大学员做了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报告中还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严守性的道德问题讨论大纲”，要求党员和党的干部正确对待自由恋爱和婚姻问题，坚决反对两性关系中的不道德行为。

1942年3月2日，邓颖超在青年妇女座谈会上谈了青年的择偶和婚姻生活问题。她说，“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我们主张要慎予选择，出于自愿，情投意合，须有高尚的情感、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事业，在这些基础上，还得加上男女双方不断的努力，才能使爱情巩固和发展，生活幸福”。青年们在不妨碍革命事业、不妨碍学习和工作、不妨碍身体的发育和健康的条件下，可以享受社交的自由，可以恋爱，可以结婚。但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把恋爱与结婚看得高过一切，在遭到失恋或离婚后就痛不欲生;反对误解“自由”，玩弄“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做法;尤其反对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杯水主义（亦称“一杯水主义”，产生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一种性道德理论）。一个革命者，一个进步的人，绝不允许为恋爱或结婚而动摇甚至丧失自己的政治立场，放弃革命的事业。

时任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部长的蔡畅也指出，女同志要正确对待恋爱婚姻问题，遵守革命原则：一在政治上应要求对方能一心为革命，是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二在思想上应要求对方能虚心向上，是一个与自己相敬如宾的朋友;三在生活上应要求对方能品德高尚，是一个与自己终身相互关怀与体贴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