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信仰的明灯

编者按：

入党志愿书是申请人向党组织表达入党愿望的庄严承诺，表露了每一位申请人的心迹。本刊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真实呈现老一辈党员科学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写下的庄重誓言，并结合人物生平简介，生动展现他们践行入党诺言、承担历史重任、矢志拼搏奋斗，最终为祖国科技事业树立起一座座丰碑的感人事迹与不朽功绩。

严济慈

严济慈（1901—1996），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首任院长。全国人大第六、七届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入党志愿书（节选）

我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整整三十年。我比我的法国老师之一保罗·郎之万教授于一九四五年出狱入党还晚六岁。所有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我生长在浙江东阳县一个不满五十户的贫困农村里，父耕母织，举债供我读完旧制中学。一九一八年我以第一名考取南京高等师范。我在学校喜读课外书，爱做练习题，善于应付考试，颇得师长的赞许，逐步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另一方面，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图强，科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打动着我。一九二三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毕业，我又立即以编著《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所得稿费，以及师长亲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一年考得巴黎大学三张文凭而毕业。一九二七年夏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各方争聘，在沪宁四个大学同时教课，又参加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筹备工作，一跃而跻（身）于学者名流之林。这就更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和光前裕后的封建思想。

我埋首科学，不问政治，而且自以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生最高尚的事业，莫大的幸福。因此，一九二八年秋我又去巴黎从事研究工作二年多。一九三一年后定居当时比较宁静的北平，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小天地里与十来位青年朝夕相处，指手划脚，自得其乐，以写“洋八股”为能事，徒增长我的家长作风而已。这正是从九一八到七七这一段时期，其可笑可鄙孰甚！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我正第三次在巴黎。除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和范勃里老师退休庆祝会外，我也参与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吴老（玉章，从莫斯科来）和郎之万教授之间的联络人。一九三八年初我动身回国路过里昂，在里昂天文台台长狄费教授家遇见《里昂进步报》的一位记者。次日该报第二版上大登我的抗日言论，并说我正率领一批留法学生回国抗日，使我不能（坐）船到上海，只得在香港登陆，我在北平的家也就受到日寇的监视。我从香港，经越南，于元旦春节抵昆明，拜访前南高老师、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决定把北平研究院迁滇，并设法通知我妻扶老携幼南下。所以我的抗日爱国，自问没有问题。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要恢复在北平那种所谓物理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鉴于战时后方医疗器械的缺乏和需要，我们决定从事显微镜的研制。从光学计算，镜片磨制、装配和检验，无不亲自动手。四年内，制成一千五百倍显微镜五百架，同时训练了青年徒工十余人，对解放后我国光学仪器工业的发展有了一点小小的帮助。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我正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在美国各地讲学和参观，而我渴望的是国内“和谈”成功，幻想在我们国家里将出现苏联的经济制度和欧美的民主政治。事实立刻证明我的幼稚无知。蒋介石反动政权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悍然发动内战，物价飞涨，不仅民主政治谈不到，连个人生活都成了问题。梦想破灭了，我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矛盾，终日伏案编写大、中学物理教科书，换取稿费养活全家。

到一九四八年我实在忍无可忍，起来公开说话了。三月二十八日在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我列举该会宗旨三点：（一）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科学建国工作;（二）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和（三）争取科学工作条件的改善与科学工作者生活的保障。最后，我说：“但是目前的情况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如上星期五约里奥·居里夫人到美被拘之事，即其一例（见三月二十九日华北日报）。”九月九日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我做了发言。我的发言北平各报都有登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愤慨”，加上所谓“份量很重”的按语。其实，我说的话比实际情况差得很远。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全国欢腾，党给我充分的信任和荣誉。五月初我被邀参加全国民主青联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青年与科学”的报告。继又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任秘书长;并以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之一，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解放军通讯部队王诤同志托人找我见面。他从书本上知道我二十多年来研究压电水晶，要我们协助建立一个制造水晶振荡器车间。我从此认识到科学家在新中国将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科学院成立，我希望回到研究工作中去，我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而不是以研究所工作为主。当时我认为一个人一旦离开实验室，就是他的科学生命的结束。郭沫若院长教导我说：“倘能使成百上千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可见我在建国之初，还是处处从个人考虑出发，没有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我开始带着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川北土地改革使我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赴朝慰问使我深深体会到最可爱的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工作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广大职工在恢复许多规模宏大的现代厂矿的工作中所表现的苦干精神，从而瞻望到新中国的光辉前途。我从此学到高炉是炼铁、平炉是炼钢等常识，为而后参加技术科学部工作打下基础。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逐渐认识到党的大公无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一九五七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风声里，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党能领导科学，而且党不能不领导科学，因为在新中国科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课，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他们那种蓬勃的朝气更是极大地鼓舞着我，特别是因为我从一九二八年后三十年来没有教过书。从去年起我又负责研究生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革命的车轮飞奔向前。今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又揭开了历史的新章，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九亿神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也精神焕发，壮心不已，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 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衷心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诚地请求党接受我做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我今后一定要加速改造自己，不断克服各种缺点，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自己虽已至耄耋之年，仍应壮心不已！

延伸阅读

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及放射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1980年，作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科学家，功成名就的严济慈在79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他辉煌的一生，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选择。

出身清贫农家的严济慈是家中子女五人中唯一上学的，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聪颖好学，刻苦上进。9岁时，父亲买回一本《笔算数学》，在无人可请教指导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钻研，一道一道题反复演算，竟无师自通。

1914年2月，13岁的严济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阳县立中学（今浙江省东阳中学）。四年的学习中，他的成绩年年第一，尤其在数学方面表现出了善解难题、怪题的特殊才能。三年级时受校长之命，他代替请假老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数学，因而闻名县城。

1918年夏，17岁的严济慈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名列浙江省第一名，也是家乡东阳县立中学建校后第一个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为此，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将东阳县立中学列为重点中学。

1923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他的老师们鼓励并资助他赴法留学，熊庆来甚至典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寄钱给他。才一年多时间他就完成了大学学业，1925年取得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严济慈在大学教书，任研究所所长，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及中央研究院院士，赴法、美等国进行科研讲学，当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学术硕果累累。

“要使科学研究在中国土地上生根！”这是严济慈毕生追求的目标。当年他归心似箭地回到祖国，至全面抗战前，是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严济慈的科学探索可分为法国时期和北平时期。在此期间，他发表的论文共53篇，多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前11篇代表了他在法国的研究成果，后42篇则是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期间，由他和他指导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这是一个学术丰收的时期。严济慈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果累累，人才辈出，誉满科坛，闻名欧美。

1933年，他在《科学是国际的吗？》一文中疾呼：“我们黄帝子孙，有悠久的历史、高等的文化，与深邃的潜势力，……对于各种科学，自当有我们特殊的贡献。……在各种科学上，占它应有的地位。青年朋友们，大家努力起来建设中国的科学！”因此，从1930年底他第二次从法国回国时起，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

严济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1937年，他赴法国、瑞士陆续出席五个国际会议。刚抵巴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听闻侵略者扬言要轰炸北平时，严济慈呼吁国际社会：“我要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并协助中共旅欧领导人多次在公共集会上，向法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当法国记者采访严济慈时，他义正词严地表示：中国是绝不会灭亡的。“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同赴国难。我虽是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是我要立即回到我的祖国，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此番言论被媒体报道后，他北平的家门口来了日本宪兵蹲守，他还未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女儿被毒杀。

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研究工作转向为抗战服务。凡是对抗战有帮助的，他都乐于承担。当时，敌机频繁空袭大后方，防空警报器的自动控制系统遂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他知道它关系到我军的技术装备和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安全，立即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并完成任务，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这也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学仪器，以前都要进口。因此，严济慈获得国民政府的奖励和勋章。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严济慈以科学家的良知和对祖国的无比忠诚，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