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漫天，护佑长空出奇兵

徐乃明（1929—2016），云南省弥渡县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伊始，徐乃明即在航天科研生产单位工作，历任二院副院长兼总工艺师、总工程师、多个国家重点型号和重点工程总指挥。主持完成包括新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地地导弹武器系统等多项航天型号的研制任务，主持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仿真中心，解决了仿真计算机应用研制中的诸多难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航天事业50年杰出贡献奖及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奖项与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坚定信念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7月22日，徐乃明出生于日本东京。徐乃明的父母都是留日学生，父亲徐绳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徐乃明曾在《北平晨报》、北京大学等处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昆明，任职于云南大学。

儿时的徐乃明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尽管家境优渥富裕，但小乃明毫无少爷习气，且受父亲影响，自小勤勉好学，对文化知识充满兴趣，展露出极强的学习能力。

在徐乃明的中学时期，特别是高中时期，昆明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学生运动中心，而他所就读的中学——西南联大附中活跃着不少进步学生，这些进步学生的一言一行都给年少的徐乃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的徐乃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他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从昆明来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初入清华园的徐乃明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每日刻苦用功，潜心研读，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此时的徐乃明正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向着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迈进。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爱国进步力量逐渐在校园凝聚。那个时期入学的学子们先后经历了“第二条战线”革命斗争、清华园解放、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为他们树立崇高理想、听从党和国家召唤、满怀热情建设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此时校园外的局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校园内也必然受到这种变化的强烈冲击，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包括徐乃明在内的每一个清华学子，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受自身家庭和生活经历的影响，面对可能发生的变局，徐乃明一度感到彷徨甚至恐惧。毕竟他对共产党缺乏更多的了解，不知道一旦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最终，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在进步组织和同学们的教育帮扶下，徐乃明对党的认识和了解逐渐增多，他不再彷徨，开始向进步组织靠拢，思想上也由单纯的科学救国理想上升到了先改革社会再科学救国的理念。

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的徐乃明在校期间不仅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还开始积极参加进步学生团体和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

1948年秋，解放战争局势渐明，北平解放在即。此时的徐乃明已在清华大学度过了一年多的光阴，不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大有长进，思想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年9月，徐乃明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开始为迎接解放做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的徐乃明对于北平的解放，内心早已不再是恐惧，而是热切的期盼。

然而，远在昆明的父母却因为担忧新旧政权交替中的社会安全和教育质量，准备安排徐乃明离开北平，南下转去香港大学就读。

面对复杂的社会局势和斗争形势，徐乃明的心中早已默默坚定了革命救国的信念，他不但毅然拒绝了父母的安排，而且积极投身到各种进步活动中去。

1948年年底，在清华大学开展的集体保卫清华园的革命斗争中，徐乃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行远自迩重返航天信念坚

1954年学生联合会换届之际，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徐乃明有3个选择：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某航校担任领导职务或进入国营211厂搞技术。可是清华毕业、工科出身的他，始终不忘自己当年科学救国的抱负和为国奉献的理想，此时又恰逢党中央为加强已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而发出技术干部“归队”的号召，于是，他毅然提出“归队”申请，请求到北京国营211厂工作，从基层干起。

这次转行可谓是徐乃明人生道路上的另一个“三岔口”，而对于作出这个选择，徐乃明一直深感自豪。

211厂位于北京南苑地区，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创办的第一家飞机修造厂，20世纪50年代在老厂基础上由苏联援建，是国家专门从事航空航天研制生产并被国家列为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军工企业，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航天的发祥地之一。

在211厂工作期间，年轻能干且思路敏捷的徐乃明，由于工作出色，得到了领导及有关人员的高度认可，相继担任生产长、车间主任、总工艺师、副总工程师、厂长兼总工程师，参加过1059仿制及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东风五号等几个型号的研制生产工作。作为我国从事尖端工作较早的一名型号研制指挥者，徐乃明带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攻克了多个技术难关。211厂也成为当时我国唯一一个具备小批量生产条件、工艺技术装备齐全、满足战略武器液体导弹性能要求的生产基地。

1966年5月，一场政治大风暴倏然而至，席卷全国。1968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徐乃明被关进“牛棚”，直至3年后才被“解放”，但随后立即被列入支边队伍，调离北京，离开了航天系统（七机部），去往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担任副总工程师。

隔行如隔山。面对新的领域，徐乃明毫不畏惧，他边干边学，自学钻研了许多非航天领域的技术，并且很快适应了相应的技术领导工作。

1975年，恰逢邓小平同志复出，全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在了解到当时211厂不太令人满意的科研生产状况后，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同志亲自点将并督办，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便将徐乃明调回211厂，由此他重返航天技术队伍。

第二次归队后，徐乃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他组织领导了重建生产计划、质量管理工作，并着手改善生产秩序，以期尽快将因“文革”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

在211厂工作的二十多年间，徐乃明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液体燃料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弹头、发动机、弹体的试制生产，尖兵一号卫星运载工具的研制生产，参与并领导了我国多种液体战略导弹的研制生产，主持研发了航天领域的多项制造技术，奠定了他在中国航天领域中质量工艺首席专家的地位。

1979年，徐乃明被调往七机部230厂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该厂在整个系统中地位十分重要，虽与211厂同属七机部，但是其生产的产品与211厂的完全不同，涉及的技术范畴对于徐乃明来说也是全新的。

在困难面前，徐乃明没有丝毫犹豫，他亲自担任该项任务的“厂所攻关领导小组组长”，承担了东风五号平台攻关任务，并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了以设计和工艺技术攻关及加强工艺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创优”活动。

1981年，徐乃明任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主管质量工艺标准化等技术管理基础工作，是二院质量工艺领域、精密制造的先驱。

在红旗七号研制工作中，徐乃明创新开展工艺定型，成功开辟了二院首个导弹型号的工艺定型工作。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航天卫星发射任务接连失败，航天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工艺落后是这些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振兴航天工艺、全面进行工艺问题治理与工艺水平提升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1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成立了集团工艺专家组，集团公司总工艺师谈凤奎任组长，徐乃明任专家组顾问。

“在集团公司的工艺调研、工艺规范制定过程的讨论、审查、评审等一系列工作中，徐副院长深得上级领导的信任和同行的爱戴，是集团公司工艺专家组的‘定海神针’。”同为专家组成员之一的283厂总工艺师陈英香如此评价徐乃明。

在陈英香眼中，徐乃明是一位精通多学科专业知识，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对工艺工作内涵理解极深的老前辈、老专家。

砥砺奋进打造仿真明珠

仿真技术是在20世纪中期以控制论、相似原理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借助系统模型对真实或假想的系统进行实验研究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系统技术。仿真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日益表现出巨大的军事、技术及经济效益，成为任何复杂系统不可缺少的研制、运行、评价和训练手段。

我国仿真技术的研究应用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却一直比较缓慢。“六五”期间我国防空和战略武器系统、运载火箭研究迅猛发展，对仿真提出了迫切需求，航天领域建立高水平、全功能的大型仿真中心迫在眉睫。

仿真是系统总体设计的重要手段，在武器系统研制过程中，有了仿真手段就可以在室内实现武器系统打靶试验，部分代替实弹飞行打靶，节约40%～60%的实际打靶次数，缩短30%～40%的研制周期，从而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实弹飞行试验来确定其设计正确性及最终性能的单一做法。

不搞仿真就不可能搞出新一代的导弹武器。为了适应我国导弹武器研制和航天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武器系统总体部需求论证的基础上，原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在经过长时间酝酿和研究之后，于1982年下决心花大力气建设先进的仿真系统，并将其作为重大技术改造来建设。

1984年，经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批准，在二院东工业区一个废弃的球场上，北京仿真中心的奠基石被深埋于此。航天工业部领导按照大系统办法管理仿真工程建设，建立了行政指挥线和技术指挥线。徐乃明作为飞行器工艺专家，被任命为总指挥，方辉煜为总设计师，主持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仿真中心，解决了仿真计算机应用研制中的许多难题。

例如三轴飞行转台，从国外引进时因实验室尚未建成，只好先安放在一间临时房间。但到搬迁时，外方却索要300万到600万元的高额拆装费，等于又花了一台三轴转台的钱。

徐乃明在召集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和专家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后，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风险决策：由北京仿真中心工程技术人员和二院基建部的专家自行搬迁安装、调试。而这对于只掌握一般性能的中国技术人员来讲，难度极大，稍有疏忽就可能功亏一篑，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然而，在徐乃明的带领下，以李永鑫高级工程师为组长的攻关小组竟使望而生畏的转台搬家一举成功。

创业是艰苦的，但事业的成就却时时鼓舞着人心。尤其是中国的仿真技术得到国外同行的赞誉时，徐乃明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因为研制、建设北京仿真中心的科学家们硬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三轴转台高难度的安装、微波毫米波兼容“一室两用”实验室的创建，就是靠着众多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废寝忘食、通力合作才渡过了难关。

当时的毫米波技术被美国垄断，并对中国实施严密封锁，徐乃明带领着以二部陈训达为代表的技术研究人员，苦思冥想出一条奇特的思路。在长达一年半的系统调试过程中，科研人员历尽艰难，长期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创造了毫米波微波兼容的“一室两用”的世界先例——射频仿真实验室。

“一室两用”的实现，为国家节约了近3000万元。

仿制加创新红旗七号显身手

徐乃明一进入二院，就迅速参与到红旗七号的研制工作中来。在担任二院副院长之后不久，他又担任了地空导弹红旗七号的总指挥，领导该型号工艺及材料攻关等工作。

1978年9月，空军引进了一套国外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后被称为“91号武器”。

1979年3月，总参谋部召开低空防空导弹选型会议，总参谋部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作了《关于低空防空导弹发展问题的建议》的报告，提出借鉴国外有关技术，研制一种机动性能好、反应时间快、机动过载大、抗干扰能力强的低空防空导弹，并要求列入国家重点发展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