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孤勇，引领军贸迈向世界

沈忠芳（1934— ），上海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B6系列武器系统总指挥、红缨五号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等职务。沈忠芳长期从事飞行器系统设计研究工作，先后完成车载红缨五号超低空防空武器系统试验样车、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B6系列武器系统等研发、指挥工作，先后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中国航天事业50年杰出贡献奖、全国劳动模范等奖项与称号。

少年启心智唤起爱国情

20世纪30年代，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潮流从世界各地传入中国。而上海，总是最先、最敏捷接受新鲜事物的地方。1934年8月24日，沈忠芳便出生在上海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任职于英资造船厂，母亲是纱厂女工。日子虽算不上富贵，但也是安安稳稳。直到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撕碎了上海那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的虚假繁荣，也摧毁了沈忠芳一家的平静生活。沈忠芳一家在仓皇中舍家逃难，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两年。1939年归家时，等待他们的是一片废墟。

家境愈发艰难了，但开明的父亲排除万难安顿好家人后，首先想到的是送当时还不满6岁的沈忠芳进入上海启明小学读书。受战火所累，沈忠芳的小学生活几度中断，在“辗转腾挪”了5所学校后，他“坎坷”地从小学毕业。之后，他在上海包斯高中学安稳度过了中学时代。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国民党对上海进行了20余次空中袭击。家园再次被弹火摧毁，却也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沈忠芳忍不住想：“如果我们也能拥有自己的飞机，一定要打得他们落荒而逃。”直到195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给予空军力量支援，108架各类战机组成的混合集团军进驻上海，帮助中国大陆加强空中防御，其中还包括38架亚声速战机——米格-15战斗机。国民党的飞机再也无力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迅速催生了沈忠芳心里刚刚种下的种子：“若是我能设计出这样的飞机该有多好。”

彼时，北航刚成立一年，中央教育部门为了保证国防、军事外交院校的新生政治质量，规定报考北航的学生需要经过政治审查才能录取。经过层层选拔、优中择优，沈忠芳如愿考入心中的理想大学。擅长理工科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飞机设计专业。

1956至1957年，根据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要求，北航在国内率先设立导弹类专业。新增设的导弹设计、液体火箭发动机、空气动力学等专业均是根据我国航空工业实际需要设立的。

火箭导弹专业如同一个磁场对正读大三的沈忠芳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国家所需，很有前瞻性，而自己曾经的梦想，终于有了火箭导弹专业这个实实在在的载体。

经过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学习成绩筛选，沈忠芳顺利转入这个专业。然而一学期后，成绩优异的沈忠芳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惋惜中决定转回飞机设计系。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徐正年依然留在飞机设计系，沈忠芳担心两个不同专业的人最后分配工作时不在一个单位，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向学校提出转回原系读书的申请。

然而就像命中注定一般，从飞机设计系毕业的沈忠芳和徐正年依旧坚定地踏上了航天征程，他们今后的工作，始终围绕着导弹展开。

没有导弹就没有国防

1958年11月，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决定，在引进苏联“萨姆-2”的基础上，研制生产并改进中国自己的第一代中高空地空导弹，后称“543”项目。

同年，沈忠芳英姿勃发地走出校园。1958年10月，二分院成为北航优秀毕业生沈忠芳的“家”。从海淀区柏彦庄的农田一路颠簸，穿过一片菜地，沈忠芳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永定路。井然有序的营房、守卫森严的部队、荷枪实弹的战士在沈忠芳眼中都是如此新鲜，也为他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感觉身体里有团火，烧得他雄心满怀。作为二分院二中队一室技术员的沈忠芳踌躇满志地想，他必须学以致用，再不能让敌人随意进入我国领空。当时，二分院刚刚建立，还处于“边建边干”的阶段。艰苦的条件没有削减沈忠芳的热情，他反而感慨自己赶上了国防事业发展的好时机，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就能参与“543”地空导弹研制工作，用他的话说，“越干越热爱”。

1959年10月7日，25岁的沈忠芳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萨姆-2”导弹击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军事史上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河。沈忠芳的一腔热血沸腾了，那一刻，日军飞机从天空中投掷的炸弹、嗡嗡盘旋在头顶的国民党轰炸机，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中闪回着画面，最终定格在“萨姆-2”上。沈忠芳深刻体会到“没有导弹就没有国防”的真实含义。

1965年，七机部成立后，决定成立地空导弹设备研究所，代号25所，年仅31岁的沈忠芳任25所总体室主任。他的主要工作是“解剖”美军“送”给中国的“礼物”，进行F-4B“鬼怪式”飞机和“麻雀-3”空空导弹残骸分析工作。说是“礼物”，其实“送礼”的过程惊心动魄。

1965年4月9日，8架美国海军舰载机F-4B“鬼怪式”飞机侵入中国领空。为阻止美军入侵，中美空军于3000米高空处展开缠斗，“F-4B”率先攻击，却不慎将自己人击落，也许是太紧张，“鬼怪”飞行员共近距离发射了8发“麻雀-3”导弹，除误伤队友的导弹外，还有4发未爆炸的导弹便成为送给中国的“礼物”。

“麻雀-3”导弹是美国研制的一种中程雷达半主动制导空空导弹，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麻雀-3”导弹及其后来的各种改进型号，长期作为西方盟国主力超视距空战兵器并在战争中广泛使用。“麻雀-3”拥有导弹天线小型化、弹上采用液压伺服系统、导弹依靠飞机雷达导引的连续波末制导等先进技术。

“确实先进！”沈忠芳在“解剖”过程中大开眼界，他每天都琢磨着，如何将这些新技术融入“中国血液”，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中低空导弹上。很快，这份巧思便得到了验证，胆大心细的沈忠芳提出将“麻雀-3”导弹有关技术用于中低空导弹的建议，成为红旗六十一号最早的方案设想，后被领导采纳，开始了红旗六十一号的研制工作。

1965年，31岁的沈忠芳已拥有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沉稳，他参与组织红旗六十一号武器系统总体和导弹方案的制定工作，并组织领导了发射系统对接、模型弹等飞行试验，解决了大量总体与分系统之间技术协调问题。

1966年3月，红旗六十一号进行模型弹飞行试验。试验虽然成功，但也暴露了部分问题，在此期间，沈忠芳再次展现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和同事们针对试验中暴露的问题，进行集中攻关。眼看成功在望，一个命令却让研制工作停了下来。1967年，中央军委决定将红旗六十一号交由上海机电二局继续研制，而红旗六十一号也将改为我国的舰空导弹，沈忠芳的命运随之迎来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尊重科学大胆求证

1972年，经历了几年的攻关，二院进行了FJ型号第一次试飞弹试验，然而点火后仅0.746秒，发动机便爆炸了。那时的发动机用沈忠芳的话形容：太笨大了，发动机爆炸的威力可想而知。失败的那一瞬间，沈忠芳脑海里一片空白，只听到一个干涩的声音响起：“到底为什么？”

办公室内的空气温度霎时低至冰点，头顶上灯管发出的“滋滋”电流声清晰可闻，白炽灯照得人面色惨白，没人说话。待沈忠芳渐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才听到领导正不停地安慰大家：“所有新鲜事物都会遇到挫折，试验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听到这句话，茫然失措的沈忠芳逐渐镇定，是的，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他们也许已经离成功很近了，不要气馁。沈忠芳开始组织全员进行分析。经过几天几夜的攻关，四院的同事最终找到了发动机爆炸的原因，并采取了改进措施，在接下来的5次试验中，再也没有因为发动机出现问题。

但前进的每一步都很艰辛，解决了发动机问题还远远不够，FJ型号由于速度太快，在大气层飞行时，表面摩擦的温度很高，这就需要很好的耐热材料，钢、钛合金、铝这些材料都远远达不到标准。仅仅是选用何种耐热材料这一个问题就引发了不小的争执，研讨会上多次争论也没个结果。当时有专家提出，让导弹外面罩上玻璃钢，可以耐高温。沈忠芳听完不可置信地说：“这怎么行？”原来，小弹头套玻璃钢进入大气层可以抵御高温，但是给FJ型号套玻璃钢等于是给大弹头戴大“口罩”，弹体上有天线和很多口盖，缠绕玻璃钢很难给天线和口盖的缝隙防热，而且玻璃钢自重极大，这样的提议完全是纸上谈兵，项目一时陷入僵局。一些同事为此每天急躁不安，投入了这样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不能作出一番成绩，实如芒刺在背。沈忠芳劝慰大家：“越是这种时刻越应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就在这看不清、拿不准的时刻，灵活的沈忠芳又一次找到了打破桎梏的捷径。在翻阅了上百本专业书籍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将他带到了中科院涂料研究所。沈忠芳尝试着说出自己的需求，他想要一种像糨糊一样的防热涂料，刷在导弹上，若是能刷出一个防热涂层，那岂不是既轻便又易操作？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沈忠芳反复奔波在永定路与涂料研究所之间，他详细描述需求，紧盯科研进度。经过上千次试验，影响耐热性的“拦路虎”终于被“打倒”，有机涂料完美解决了FJ型号的耐热问题，涂层甚至比预想的还要薄，不仅减轻了导弹重量，而且大大缩短了施工周期。专家和同事们都夸赞沈忠芳：“老沈这个人，脑袋可以啊！”

总理关怀终身难忘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听取钱学森、二院副院长马辛和沈忠芳关于FJ型号遥测弹准备工作汇报。那是38岁的沈忠芳第一次面见周总理，只隔着一个茶几的距离，让他既紧张又兴奋。为何在场这么多领导专家，却是沈忠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科研人员和周总理坐得最近，甚至连钱学森也坐在后排？针对这一点，沈忠芳解释道：“航天人从不论资排辈，大家都靠技术水平、靠专业能力说话，这次的工作是我负责就由我汇报给周总理，其中一些专业技术名词，由钱学森同志负责向周总理解释。”

晚餐时间，沈忠芳依然被安排在周总理身边。这比刚才汇报工作离得还近呢！沈忠芳激动之下拿筷子的手都在抖动。总理是多么和蔼可亲啊，沈忠芳定了定心神，渐渐也不拘谨了。他看到总理身前的小米粥，便好奇地问：“总理，您是江苏淮安人，祖上是浙江绍兴的，怎么不吃白米饭和面条，反而喝小米粥呢？”总理慈祥地看着身边的年轻人：“我是在延安养成了喝粥的习惯。你这么清楚我的祖籍？”对周总理仰慕已久的沈忠芳坦然大方地回答：“有关您的历史我都关注过。”

晚饭后沈忠芳又就目前的工作进展向总理作了进一步汇报，眼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沈忠芳犯了难，他和队员们第二天必须赶到千里之外的基地进行试验，就是立刻动身去机场也不会有航班了，时间肯定来不及。同行的人都推举胆大的沈忠芳向总理寻求帮助。沈忠芳灵机一动，悄悄问钱学森：“钱老，明天早上我们要赶回基地，那边的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了，是不是请总理给我们派个专机？”钱老一口答应：“没问题。”果然，总理一听说沈忠芳一行人接下来的行程，立刻给他们安排了专机。

第二天清晨，副院长马辛、沈忠芳和试验队的同事们在西郊机场门口还遭遇了一场“乌龙”。由于他们是乘坐总理安排的专机，让当时西郊机场的主任误以为来的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便与同事们等在门口列队欢迎。不承想乘客们却都看起来十分年轻，主任再三询问之下才敢确定他们就是专机乘客。

这段珍贵的记忆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半个世纪过去了，沈忠芳依旧记得总理对航天事业的关注以及对科研人员的关怀，他依然可以清晰地复述总理与他的每一句对话。那和蔼的微笑、那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那四个螺旋桨的专机……所有细节都清晰如昨，成为沈忠芳这一生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攻坚克难意气风发

回顾FJ型号的10年攻关历程，沈忠芳坦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因而对沈忠芳来说，这项工程是他航天生涯中一段遗憾的经历，但令他欣慰的是，这10年攻关取得的许多成果都被证实是现实可行的，并成功运用到后期的型号上。

此时的国际军事战略已发生改变，从一开始在高空硬碰硬的对决，演变成为同样重视低空打击，因而中国在低空军事飞行器上的研发力度也不断加大。沈忠芳敏锐地意识到，短、小、精的武器在提升国家军事能力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而他的这一观点，正契合了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研制红缨五号低空导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