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温度

编者按：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只要有梦想，一切不可阻挡。本刊从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温度》一书中，节选出部分章节，通过扶贫一线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真实展现中国扶贫大业的进程和成效、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变化、广大扶贫干部的艰辛与努力。

阳光落地的声音如此宏大

这里的办公室很挤，这里的空间极大。

清一色键盘侠，他们和她们眉宇间有一种英雄气，表情严肃，十指翻飞，隔板两侧声息相闻，其边缘直抵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一座界碑。

这里流量汹涌，巨浪排空，波澜壮阔，却保持着蓝天大地般的安静。时时刻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流、信息流汇总于此，显示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心与意志、豪迈与壮阔。全国每一个村寨、每一缕炊烟、每一个普通农民，还有他们的猪马牛羊鸡鸭鹅，以及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大棚、每一片水塘、每一个果园，都以数字方式闪耀在电脑的巨大空间里，灿若星海，横亘山河。

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加班意识，因为加班就是他们的日常。一天四餐，半夜一顿盒饭，天天如是。男士们很高兴，不用半夜让妻子做夜宵了；女孩们很惆怅，怕吃胖。不过也有一样好处，因为天天不见阳光，俊俏的小脸雪白如玉。

他们昼夜鏖战，不计代价。他们的表情很平静，他们的内心很沸腾，他们的眼神很昂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他们直接参与着、引领着、推进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必将彪炳史册的伟大战役——中国脱贫开发攻坚战。

这，就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们。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属的工作部门。领导小组负责政策制定以及领导、统筹和协调国家相关部门的扶贫工作。它的成立，与贵州省赫章县一个遥远的少数民族山寨有关。

被历史遗忘的深山“部落”

1985年春，素有“天无三日晴”之称的贵州遭遇大旱，草黄林枯。

在毕节地区赫章县海雀村，那天早晨，一双大黑脚穿着“轮胎鞋”登上山顶。这双鞋是用废弃的三轮车轮胎切成的，翘起的边缘钻了4个小洞，穿上麻绳绑在脚上。麻绳七八天就磨断了，再换，轮胎底则可以穿几十年——直到现在还在。麻绳勒在脚面上不会磨出血吗？不会，因为脚面的茧皮和脚底一样厚，脚底的茧皮像石头一样硬。

大旱连月，庄稼苗出来得又晚又稀，蔫头耷脑。为了浇地，海雀村村支书、彝族汉子文朝荣牵着驮了两桶水的牛上山了。他生于1942年，长得很英气，犹如一尊刀砍斧凿的石雕：浓眉深目，鼻梁挺直，皮肤黝黑粗糙，衣服下兜揣着一本巴掌大的工作手册，上兜插着一支圆珠笔。上了坡田，文朝荣吃力地把两只水桶从牛背上提下来。突然间，一群渴极了的雀鸟扑打着翅膀，箭一般射进桶里抢水喝。“滚球的！”文朝荣挥挥手一声大吼。

在海雀村，这个老头子一向醒得比鸡早，叫得比狗凶，把一只铜哨子吹得呜呜响，逼着村民早起干活。一听他的哨子疯响，全村鸡飞狗跳，村民们立马出门集合，否则他炸雷似的嗓子能把人轰到地缝里去。年年月月，海雀村跟着这只铜哨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老头子的哨子响了，太阳才会升起，苞谷才会结棒，生活才会继续。

毕节，地处黔西北的乌蒙山腹地，被称为“三极之地”，即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生产力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全市两万多平方公里，平地只占8%，其余皆为山陵。这里山高坡陡，河谷陡峭，地形破碎，喀斯特地貌占全地区三分之二以上。早年，联合国有关专家曾到毕节考察了一圈，结论是“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建议中国政府对住民实行大规模外迁。当地人满脸苦笑，中国这么多人，往哪儿迁啊？

海雀村地处乌蒙山深处，海拔2300米，属高寒地区。全村辖5个村民组，分散在几个相连的山头。共168户730人，其中苗族162户702人、彝族6户2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只有5人，中老年基本不会讲普通话。绝大多数村民住的是茅草房、杈杈房，人畜混居。境内山高坡陡，坡田占90%，耕地贫瘠。村子无电、无路、无学校、无卫生室，饮用水得靠收集雨水。上学、看病、打电话，需要步行到12公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吃饭基本靠讨，喝水基本靠手，走路基本靠找，治安基本靠狗”。在海雀村世世代代人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吃饱的感觉。因为土地瘠薄，耕作艰难，收成低微，“洋芋没有鸡蛋大，苞谷不如巴掌长，老鼠也要跪下啃，种下一坡收一箩”。骨瘦如柴的村民王学芳告诉我，他长到十四五岁还没穿过裤子，“山上只要没毒的都找来吃，大便像小便一样稀”“一袋炒面、十个鸡蛋就能换回一个媳妇”。

海雀村高悬群山之上，村民们很难看到县乡干部，因为那里根本收不上公粮，反而年年吃救济粮，干部们只好躲着走。文朝荣是党和政府在海雀村的唯一代表，有人戏称他是“一个人的政府”。就这样，海雀村仿佛是被世界遗忘的山中“部落”，无人问津，苦甲天下。

来自中南海的三个“！”

1978年12月24日，那个寒冷而饥饿的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代表全村20户人家，在一张分田到户的协议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成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同年，贵州顶云公社几个生产队秘密实施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政策，成为“中国改革第一乡”。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亿万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连年递增，农村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1985年，全国各地乡镇政府组建完成，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农村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全国人心大畅。

1985年是牛年，俗话说“牛马年，好种田”。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贵州，生产生活依然非常艰难。尤其在毕节地区，在赫章县，在山高路远的海雀村，因前一年遭遇冰雹和早霜，苞谷和洋芋大幅减产，很多人家的粮食只够吃两三个月，全村陷入断粮困境。村支书文朝荣忧心如焚，不得不踏上无休止的“讨饭路”，一次次跑到乡里县里要救济粮。

在一些地方领导和坐机关的小青年看来，文朝荣的行为与全国农村欣欣向荣的发展形势很不协调。有人气呼呼地说，海雀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还有人说，文朝荣在农业学大寨时是“一面红旗”，改革以后跟不上形势了，“除了要吃要穿，别的都不会了”。彝族汉子文朝荣做事果决，脾气暴烈，村民送他个绰号叫“火神爷”。他在乡区机关多次跳着脚吼，吼得声震屋瓦，眼睛直冒火星。但不管用，救济粮迟迟要不来。文朝荣只好穿着那双沉重的轮胎鞋，一次次地下山，去时满怀希望，回来时眼里含着泪。

1985年5月下旬的一天，新华社贵州分社的青年记者刘子富为调查反映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兴致勃勃地来到毕节地区赫章县。

5月29日早晨，县里派了一辆老式北京吉普把刘子富送到恒底区。听说海雀村是少数民族村，他很感兴趣，决定攀山而上，顺便拍一些风景照和花卉照。临近中午，他翻过山头，穿过一片杂树林，海雀村出现在眼前。

有那么一瞬间，刘子富呆若木鸡。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海雀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死气沉沉，家家户户住的是茅草房、杈杈房，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进了屋，都是人畜同居，残破不堪，根本无法避寒。那时我还年轻，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对贵州农村的贫困情况了解不多。改革开放六七年了，看到海雀村村民还住着这样的房子，我非常震惊和痛心。后来我挨家走挨家看，情况严重得更是超乎想象。”

——苗族村民王永才家的饭甑子开裂发霉了，炭火上支着砂锅，揭开锅盖，里面煮的是野菜，要仔细看才能发现还掺有少许的苞谷面。阁楼的箩筐筐底仅剩27个鸽子蛋大小的洋芋……

——安美珍老大娘家，老人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眼窝深陷，身上的麻布裙和床上的被子破烂得像渔网……

——有几家已经断粮，有的小娃娃饿得耷拉着脑袋，连哭的气力都没了……

刘子富急切地问，你们村支书呢？

妇女主任吴秀琴说，到县上要救济去了。

刘子富又问，村里困难成这样子，上头干部没来看看啊？

村民说，村里没电话，啥事情都是我们村支书来回跑。

刘子富心急如火，匆匆下了山，当晚赶回赫章县。第二天早晨，县委书记王国兰来看他，刘子富简要介绍了海雀村的困境并问起全县缺粮情况。王国兰沉重地说：“你头天来我为什么没见你？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担心你让我介绍农村改革大好形势，可我说不出口啊！实际上现在全县缺粮情况非常严重，濒临断粮的已达12000户、三四万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已经向上头再三反映过，可时间不等人，老百姓的肚皮不等人，我们快愁死了！希望你尽快帮我们向上级反映反映……”

王国兰走后，刘子富久久无法平静。几年来，有关农村改革“形势大好，粮食连增”的报道连篇累牍，欢声四起。一些基层官员习惯了报喜不报忧，使上级机关难以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更难听到大量饥民的急切呼声。思之良久，刘子富决定写一份《内参》报道——这是饥民呼声抵达中央最快的路径。但是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作为贵州分社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这篇“负面”报道报上去，从分社编辑、主任、主编，再到总社编辑、主任、主编，究竟能不能通过层层审查直达上听？如果审稿时间拖得太长，海雀村乃至赫章县的饥民无论如何等不起啊！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刘子富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为避免节外生枝，就在赫章县完成文稿，不经过贵州分社，直接电传新华总社。显然，这是违反工作程序的，但他顾不得那许多了。

县城晚间停电。刘子富向招待所服务员要了两支蜡烛，连夜挥笔疾书至凌晨1时许，写出一篇1000多字的报道。第二天即5月30日，他到县邮电所买回一沓电报纸，把报道稿一字一格抄写完毕，然后以加急电报方式发至北京新华社总部。一个字2分钱，这份加急电稿花了他30多元钱，在20世纪8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总社的同志大都是老新闻人，反应敏快，懂得分量轻重，他们在第一时间把稿子送到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作者）的案头。穆青读后，深为震动，批示：“速发！”

两天后，即1985年6月2日，新一期的新华社《内参》被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写字台上，立即引起这位老革命家的关注。

习仲勋读罢报道，挥笔在文稿右上角做出如下批示：

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习仲勋在批示中用了三个并列的“！”，这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中是极为罕见的。显然，习仲勋以这种特别加重语气的方式，对贵州部分人民群众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表达了严重关切，同时直言不讳地对各级党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尖锐批评。

6月2日当天，中央有关部门将习仲勋的批示和相关报道电传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省政府立即行动起来，时任省委书记朱厚泽连夜召开了各地、市、州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习仲勋重要批示精神，全面部署了救济工作。省委省政府迅即抽调了上百名干部，分成8个组，由时任省长王朝文带队，分赴各地调研，指挥组织救灾，妥善安排群众生活。此时恰逢胡锦涛同志被中央任命为新任贵州省委书记，临行前，习仲勋特别找他谈了话，向他介绍了贵州毕节地区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需要立即开展救济工作。胡锦涛到任第三天即奔赴毕节地区赫章县等地，深入农村，走村串户，查看缺粮断炊情况，要求当地政府立即开仓放粮。因遭遇暴雨，道路中断，他没能亲往海雀村。这期间，国务院紧急拨给贵州救灾款3600万元，从外省增调粮食5亿斤。一时间，贵州毕节地区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运送救济粮的车马川流不息……

数千斤救济粮呼啦啦运进海雀村，海雀村得救了，家家升起了炊烟。

“石头硬不过骨头，山头高不过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