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测绘兵

进西藏的时候，我才19岁。

进藏的路真是很长很长。我们8月从杭州出发，10月才到达拉萨。背着行李，看到拉萨大街上的标语“边疆为家，长期建藏”，心里咯噔一下，真回不了杭州了吗？

不过很快，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要好好干，发挥一点自己的作用。

我是1963年杭大附中（即现在的学军中学）毕业的。参加完升学考试，我在家等高中录取通知书，没想到等来了学校的卢瑞宝老师，他问我要不要去当兵。

我哥说，当兵好，如果到军队院校上学还有津贴发。听了哥的话，16岁的我去了衢州江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综合系。

当时杭州一共去了120人，我被分配到了大地测量班。从此，我与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7年毕业时，有7个去西藏的名额。本来，负责分配的干部准备做思想动员的，哪知道我们这些热血的孩子都争着抢着要去，一下子竟有20多人报名。报不上名的，有的悄悄抹眼泪，有的气得扔东西。

我也报名了，成为去西藏的7个人中的一个，被分配到了西藏军区测绘大队下属的三个大地测量中队。

进藏的第一个冬天，我是在拉萨市沿河路一幢小型藏式建筑里度过的。西藏的冬天，根本无法出去外业（实地考察和测量、收集数据），我们基本上每年开春时才出去，快到冬季时就收测。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出测、外业、收测，我在西藏整整待了10年。

当时，叶剑英元帅号令全军测绘力量动员起来，消灭“无图区”。青海、西藏、新疆的部分地区及甘肃、四川西部，这些地方还没有我国自己绘制的详细地图。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们用的还是英国的地图，行军打仗可吃了不少亏。

1968年4月，我们从拉萨出发，向藏北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出发。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独立地执行外业任务。我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毛头小子，要带领全组七八个人，还要拉着牛马出去作业，心里很没底。

四月的杭州早已春暖花开，可藏北高原仍然是冰天雪地。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片大片的冰雪，从半山腰到山顶全是白茫茫的。太阳照在雪上，反射的光刺得眼睛几乎睁不开。

我把唯一的墨镜给了同行的战士。和我们一起上山的民工拿了一把牦牛毛扎在眼睛上，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下山回帐篷后，我的整个脸红红的，双眼也通红。晚上起来接岗时，我感觉好像有无数钢针在扎眼睛。一睁眼，泪水哗哗地流，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一位老战士赶紧让我用冷水打湿毛巾敷在双眼上，第二天，他又到牧民那里要了鲜牛奶给我洗眼睛。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星期，我的眼睛才能看见东西。那位老战士说，这叫雪盲，如果再得一次，我的眼睛就会看不见。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每次上山我都会抓一把牦牛毛扎在眼睛上。

西藏气候多变。9月下旬，高原就下雪了，有时七八月份也会下雪。晚上睡前天气还是好好的，早上起来，帐篷外已经白茫茫一片，大雪甚至把帐篷压垮，人都睡在雪窝里了。我们晚上戴着毛皮帽子睡觉，把全部东西都盖上，还是冷得直哆嗦。如果碰上连续下雨，帐外下大雨，帐内小河流淌。

出外业，一般八九个人组成一支作业组，配两个民工、一个翻译，还有十几头牦牛和几匹马。汽车把所有物资拉到不能再走的路尽头，后面就靠牦牛和我们了。牦牛要驮的东西很多：钢材、标石、大米、面粉、罐头、帐篷等。

在西藏测绘10年，牦牛真是我们无言的朋友，再高的山也要上，再冷的冰水也要过，再重的行囊也要驮。我们爬山时实在走不动就拉着牦牛和马的尾巴往上爬。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动物朋友的帮助，我们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不过，高原测绘外业、控制测量专业，都是去制高点，大多数山又陡又高，牦牛也上不去。比如在林芝那种森林地带作业，人都在密林里攀爬，牦牛根本用不上。有时要爬雪山，没过齐膝深的雪，牦牛也上不去。因此，我们只能身背肩扛，爬到山顶。

除了仪器外，还要背用来对付野兽和叛匪的枪支弹药等。

大地测量分几个步骤，首先要选点，其次就是造标、埋石，最后是测量。这三个过程，造标埋石最难。因为那个标石非常重，有几十公斤，都要自己扛。

爬的大多数山是野山，常常要一边爬，一边砍树，同时还要找路。爬，需要手脚并用。即使累得大喊大叫，也是叫天天不应，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山谷间回响。每次喊完叫完，仍然继续攀登。

有一次我出完外业，想赶紧下山。结果从山上冲下去，人就停不下来了，差点滚到悬崖下面。

1969年，我们在林芝米林地区作业，有一个点在雅鲁藏布江旁边，那里山很高，山路很难走。我们凌晨三点开始上山，爬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山顶。架好仪器准备观测，眼看快要完成测量任务了，这时突然飘来云下起了阵雨，山头全被浓雾遮住了。

天黑了，雨仍然不停。我们心里有点绝望，如果这时下山，第二天还要再爬十几个小时上来。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留在山顶。干粮吃完了，水也喝完了，山顶的夜晚真是难熬。我们的衣服从外湿到里，围着火堆，烤了前胸烤后背，真是又冷又饿，一个晚上都没法入睡。

测绘兵走的“路”，很多是前人没走过的，在高原上蹚冰河、涉沼泽、陷车轮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们开了辆吉普车回中队部开会。开过一处河滩时，车轮陷进泥沙中，还越陷越深。周围全是泥沙，一块石头都没有。

我们总以为天气还好，距离中队部也不远了，应该没问题。哪知道西藏的天变得太快了。天一黑，就下起大雨，连着下了几个小时。

我们赶紧躲进车里避雨。此时的河水像变了戏法，涨起来。刚开始漫过半个轮胎，后来越漫越高，河水直接漫进了车厢，我们只得把脚放在座椅上，蜷缩着在车上过了一夜。

在苍茫的荒原上，万籁俱寂，只听到雨滴打在车棚上的声音，还有车下河水的哗哗声。我们就像在无人区行走的野狼。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水也退了，我们赶紧下车去挖车轮。但捣鼓半天，仍一筹莫展，只好躺在河边草地上晒太阳。一直到中午，才有大卡车过来。眼看着大车一点点由远及近，我竟连喊的力气都没有。

那年，几个中队的十几辆车子从成都新繁出发，走川藏线。为缩短路程，我们走了一条很少有车的公路，中间还有一段沼泽。

一到沼泽，就出现了陷车。后来几乎全车队都陷进去了。陷了挖，挖了陷，一段20多公里的路，走了一天也没走出去。

天慢慢黑下来，又飘起了雪花，大家都很累，车又陷在路上动弹不得。

带队的副队长李国帧让我们卸下物资，空车开过去，然后把物资抬过烂泥地。

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要卸下沉沉一车物资谈何容易：粮食、仪器、标石标材、工具箱……工具箱真的很大，一个人躺进去绰绰有余，里面全是死沉的锤子、钢钎等。

我带着几个老兵先搬。抬一抬喘口气，休息一会儿再抬，真是太难了。两个新兵看见这架势，蜷缩在车里呜呜地哭起来。我忍不住骂他们“窝囊废”。

这些平时在内地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儿，那天我们干了几个小时。晚上我们就在车上互相挤着取暖，天亮后重新装车。

事后我想，我们能走出沼泽，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和意志力。就像《国际歌》里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藏区作业十分危险。身边的战友，昨天还在一起，今天可能就没了。

1969年，战友彭宏顺组长准备迁站去下一个点，要过一个山沟。那时正值七八月，是雅鲁藏布江水流最不稳定的时候。

本来山沟的水不多，也挺平稳。但那天雨季山洪暴发，山沟上的木桥年久失修，当彭宏顺带着老民工走到桥中间时，桥突然坍塌。他与老民工扎西掉进洪流中，一会儿就被冲进雅鲁藏布江。

岸边的人看到彭宏顺冒了几次头，就再也看不见人影了。此时拼了命地喊，但这哪里喊得回来呢？

事情发生后，部队不敢和彭宏顺的家属联系，因为她刚刚怀了二胎。我们就一直“冒充”彭组长，和平常一样，按时给她写信，寄钱回去，直到她生下孩子，才说了实情。

彭宏顺的妻子哭着说，活不见人，死也要见尸。可哪里还找得回来呢？如今在拉萨的烈士陵园里，只有彭宏顺的一座衣冠冢。

危险无处不在。有一些战士和民工爬山时，从山上摔了下来；也有人在原始森林里迷路，失去了踪迹；还有人站岗时遇到山石滚落，被砸殒命。

在高原作业，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要小心，一旦引起肺水肿就命悬一线了。另外更要小心阑尾炎等急性炎症。那时通信和交通工具十分落后，有些战友就因为这样的小毛病牺牲了。

身为组长，我当时心里认定的排序是：安全第一，任务第二。不是说任务不重要，而是任务迟早都能完成，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测绘兵这么年轻，我要好好地把他们都送回去。

我对战士们的要求是：不要冒险，不要蛮干。上下雪山，过江过河都要小心谨慎。我对司机也千叮咛万嘱咐：宁慢勿快。

值得欣慰的是，这么多年的野外作业，虽然经历了种种风险，但我和我们组的战友都没有发生重大伤害事件，每年都平安回到大本营。

有几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想起来依然心惊肉跳。

有一年在藏北高原作业，就在改则县以北的无人区。一天，我们迁站到一个新点，准备造标，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湖。湖的中间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岛。我想有岛就有鸟，有鸟就有蛋，现在刚好是候鸟下蛋的季节。

那天我们没上山，把汽车开到湖边。我跟驾驶员要了两个内胎，充足气，绑在一块观测板下面，做了一艘简易的渡船。又选了两个广东兵，拿了两根帐篷杆当船桨，带了两个空罐头箱去装鸟蛋。我们打算好好改善一下伙食。

就在我们目送着渡船远去后一个多小时，高原的天开始变了。刚刚还是艳阳高照，转眼乌云翻滚，雷声隆隆，更可怕的是刮起了顶头风，阵风朝着湖心岛刮。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一边走一边翘首盼望，几个战友都开始扯着嗓子喊。

正在我们焦急万分时，隔着湖中的雾气，朦朦胧胧看见两个人影。他们蹲在筏子上，用手拼命地划湖水，两根帐篷杆子早不见了踪影。忽然又是一阵大风，筏子又朝湖心飘去，真是进一步退两步，眼看离岸越来越远。

我大喊，丢掉筏子，游回来。大概听到喊声，他们俩跳进湖水，朝岸边游来。在他们快到岸边时，我们顾不得脱衣脱鞋，纷纷跳进湖里，把他们连拖带拽地拉了上来。

两人嘴唇发紫，浑身颤抖，站也站不住，话也说不出，又冷又累，又惊又吓。我们把他俩抬上车就往回开，半途，见一牧民帐篷，我们停车进去，帐篷外已经是雷声隆隆，大雨瓢泼。

我们把他俩身子擦干，裹上大衣，又向老乡要了两碗热牛奶，他们才缓过神来。

行走在高原，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的命一半交给了天。经过这些事，以后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挫折，都能从容面对了。

年复一年的外业，天天与雪山湖泊为伴，不知不觉到了成家的年龄。

我每次回杭州，家里都给我介绍对象。那个年代，地方上都对当兵的人有好感，姑娘也愿意找当兵的人结婚。可听说是在西藏当兵，3年回来一次，十有八九都打退堂鼓了。

那时候我都30多岁了，心里想实在找不到对象，就找个当地姑娘，以边疆为家算了。

姻缘姻缘，有时还真是有缘。经人介绍，西藏军区门诊部有一位浙江姑娘，是军区护士。我跟她只见了一次，就觉得合适。

她的政委跑到我的驻地来了解我的情况，回去后跟她说，这个小伙子还是挺不错的。政委这么说，她也没那么多担心犹豫了。

当时，我没敢告诉她我具体是做什么的。结了婚她才知道我原来是测绘兵。后来她说，如果我早知道你是测绘兵，肯定不会嫁给你的。因为干这一行的，经常半年看不到人，这日子确实不好过。

后来我到成都军区了，她还留在西藏军区。我们俩从认识到结婚，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两三年才团聚一次。

我们俩的孩子生下来就被送到浙江老家了。大年初一我们从成都抱着孩子到了岳母家，家里找了奶妈，孩子一抱给奶妈，我们就走了。孩子几乎是外婆带大的。我们回去时，她根本不认识我们。

孩子长到3岁了，我们仨还是一人在一地。我想起码要和妻子先在一起，但两边军区都不肯放人。最后也是为了孩子，我下决心转业回杭州。

回来以后，我一直记挂着远在高原的战友们。后来我看到战友们成功参与了首次测量珠峰，也走进了西藏墨脱，攻破了最后一块“无图区”，我心里既遗憾又高兴，多么希望能和他们并肩奋战。

1982年，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我原来所在的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的荣誉称号。这面锦旗上也有我曾经洒下的汗水，我感到荣耀和骄傲！

这种荣耀感，一直陪伴着我。虽然我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那片沉默无语的高原，但勇往直前的奉献、淡然处世的性格，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

雪山还在那里，江河湖泊还在那里，精神永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