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八路到作家(节选)

作者: 相金科 史建伟

以电影《小兵张嘎》而感染了几代人、激励了几代人,蜚声中国当代文坛的徐光耀,是一位由“小八路”成长起来的作家。革命战争的经历,枪林弹雨的磨难,为其文学创作丰厚了沉沉的生活积淀。凭着对革命的无比执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党的无比忠诚,这位只有4年小学、半年私塾学历的八路军锄奸干事,硬是用他的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血与火的抗日战争年代,用他犀利的笔锋给我们写就了一本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塑造了一个个为拯救民族于水火而不惜肝脑涂地的革命先烈形象。而他塑造的生动活泼、聪明调皮、机智勇敢、顽强斗敌的小兵——张嘎子,更成了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榜样。

一个人的生活是短暂的,也就几十年,而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却是漫长的。它伴随着光荣与梦想、屈辱与抗争、困难与挫折,有时也出现徘徊甚至短暂的停滞,但终究会滚滚向前。一个人的生生死死,就像世上的草木荣枯一样,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然而,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为了民族荣辱而抗争的历程中去,他,便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不愧历史的人,一个不朽的人。作为一名战士,徐光耀用血肉之躯,捍卫他的民族不受外敌侵凌;作为一个作家,徐光耀用他的眼睛,拨开云雾看着世界,用他的笔忠实地记录着历史,赞美着英雄;作为一个纯真的人,他又不惜用自己的命运,去抗争邪恶,鞭挞丑陋,守卫自己心灵的那片净土。

我们走近徐光耀,倾听一位作家的世纪心声。

我要当八路

徐光耀小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地四分五裂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蹂躏,反动军阀你争我抢,“城头变换大王旗”,革命爱国主义者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然而,在封闭落后的农村,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人们依然在祖辈们留下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唉叹着日益艰难的生计。

徐光耀的学生生涯总共有4年半。那时,上小学一年要交一个银元的学费,上高小一年要交两个银元,12岁该到外村上高小了,家里有点供不起。父亲就对徐光耀说:“你也不小了,该帮着家里干点活了,耪耪地,再跟我学学木匠活,行了。”打算不让徐光耀继续上学了。但那时村里有一个叫韩文远的没落地主,办了一个专教四书五经的私塾,人们都叫他“韩先生”。徐光耀的父亲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也想着让儿子多学几个字,将来能干成点事,他认为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加上收费又低,就又让他投到韩先生门下,去读夫子书。上了半年,等一部《论语》刚能囫囵吞枣背下来时,“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大乱,私塾停办,徐光耀的学生生涯也就彻底结束了。后来参了军,大伙儿一块聊天,除了偶尔还能记起“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几句外,别的全忘了。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祸及全国。日本鬼子一来,老百姓遭了殃,国民党的军队却立马一溜烟地跑了。直到过了1938年的春节,雄县一带才断断续续开过来一些军队,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有自卫军、民军、八路军、义勇军等等,反正老百姓也搞不清究竟谁抗日谁不抗日,谁真抗日谁假抗日,只当都是救星,所以当时冀中有句顺口溜叫做“主任遍天下,司令赛牛毛”。后来时间一长,乡亲们才知道真正抗日的、真正保护老百姓的是八路军。

当时,徐光耀家里正好住了一队八路军战士,这一队战士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以至影响了他整个一生。每天一大早,战士们就起来扫院子、打水,忙个不停,要不就是到大街上搞宣传、刷标语,一边干活一边还说说笑笑,好让人羡慕。没几天,徐光耀很自然地就和他们当中一个叫王发起的战士热乎上了,天天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时间一长,俩人拜了把兄弟。等部队一开拔,徐光耀就吵吵着对父亲说要当兵,要当八路军。这对于一心指望着儿子长大了读书认字好出人头地的父亲来说,不啻为当头一棒,二话没说,把徐光耀狠狠地骂了一顿。

自从提出想当兵挨了骂之后,徐光耀吓得不敢再提,可又不死心,就只好一个人偷着哭,一连哭了六七天,也不吃饭。父亲看着实在没了办法,又怕这样一直闹下去出了事,就去请教韩先生。韩先生倒很开明,一听就说:“去吧去吧,窝在家里有什么出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年纪这么小,出去闯闯,说不定将来还能有大出息。要不是人家嫌我年纪大,我自己也早当八路了。”韩先生的话,给父亲定了心。

如愿以偿

徐光耀最终能够当上八路,要感谢他的姐姐。

在徐光耀家里,影响最大的要算他的姐姐。徐光耀的母亲去世时,姐姐刚10岁,成了家里最大的女人,理所当然就挑起了母亲撂下的担子。家务活全落在她身上,成了父亲的一个得力帮手。姐姐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缝补衣服。她一天学没上过,但特别聪明,就靠晚上徐光耀借着煤油灯给家人和邻居们读《三侠剑》的工夫,姐姐在旁边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跟着徐光耀的眼神看书上的字,硬是认识了许多字。后来她参加了革命,还学会写信、打报告。别看姐姐年纪小,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父亲有什么事也爱找她拿个主意。这次也不例外。那时,姐姐已嫁到了小庄。徐光耀的父亲赶了8里地,来到了小庄,把弟弟死活闹着要当八路的事跟姐姐说了。姐姐说现在天下大乱,学也学不得,在家里待着也不见得没危险,出去闯荡一下,说不定将来还能混个一官半职。见姐姐也这么说,父亲才算拿定了主意,同意了徐光耀去当八路军。

1938年7月,徐光耀终于如愿以偿,父亲托韩先生送徐光耀去参军。部队驻地就在3里地远的邻村。正是春末夏初季节,地里的青苗已有尺把高,棉苗也已长了好几片叶,绿油油的招人喜欢。徐光耀穿着整齐的青裤白褂,喜滋滋地跟在韩先生后面,感觉就像出笼的小鸟,终于能在自由自在的天空里飞翔了。部队是著名的120师359旅717团第一连,对外称做“特务营”,是一支参加过长征的老部队。行过见面礼,文书问徐光耀为什么要参军,徐光耀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文书在旁边提醒说,你不是为了打日本吗?徐光耀早就恨日本鬼子恨得不得了,自从鬼子一来,就经常和小伙伴们玩打日本鬼子的游戏。憋在肚子里的一百个参军理由,经文书这么一提醒,一下子豁亮了,脱口而出:“对,为了打日本。”于是,文书给他写下了参军的动机“为抗日自动参军”,留在了连部当勤务员。

徐光耀脱下青裤白褂,换上军装,一看,人小衣服大,帽子顺势从后边一撮,褂子只好搭拉到了膝盖,裤子塞进绑腿里。1938年时,共产党部队大发展,小孩子只要能跟上行军,基本上都可以参军。那时,军装也就是一两个规格,徐光耀当时才13岁,穿上当然就显大了。所以,连艺术家画的小八路像,也都是那个样子。

当时一连共有12个跟徐光耀差不多大的小八路。徐光耀参军后,心里特高兴,干活特别勤快。那年11月,部队驻肃宁,开支部会时,徐光耀被从屋子里轰了出去。他觉得很委屈,整天在一块干,为什么开会不让参加?人家告诉他说这是支部会,你不是党员,所以不能参加。在这之前,徐光耀以为参了军就都一样了,哪知还有是党员与不是党员的区别。徐光耀立马要求入党,因为他一直表现很好,历史又清白,很快就由文化教员段凤章介绍入了党。

锄奸科里当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领导的120师曾在冀中地区活动,帮助开辟根据地,并把徐光耀所在的特务团给了吕正操,改称“冀中特务团”。后来,特务团又跟从河北民军起义过来的两个团合并,叫做“民众抗战自卫军”,连八路军的符号也不戴了,徐光耀心里挺不高兴。

“民抗”设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锄奸科。锄奸科缺文书,就到徐光耀他们连队来挑,找到曹连长。那时曹连长已是营长了,因为徐光耀念过几年书,肚子里有点墨水,参军后经常帮文书抄抄写写,像开通行证、写通知、打宿营报告等都学会了,后来还常替连长写信。曹营长见是锄奸科来选人,指着徐光耀说:“这个小鬼可以。”锄奸科长就问:“是党员吗?”因为锄奸科对这一条要求很严。徐光耀早就入了党,且一直表现很好。那时,部队很缺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从此便成了一名锄奸科文书。

过了半年时间,“民抗”又跟一个挺进支队合编,恢复八路军的番号,名为警备旅。

听邓政委讲形势

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往太行根据地派了大股部队,警备旅奉命开往涉县。

当时徐光耀已经是锄奸科的技术书记。到涉县之后,召开排级以上干部大会,由邓小平政委给部队做动员报告。邓小平的报告非常精彩,同样又形象幽默。例如他讲到“天气要变了,要准备雨伞”的话,给人留下十分生动的印象。报告作了一天半,主要讲当前的抗战形势、国际形势、共产党的任务,以及抗战中要坚持的方针、策略和对策等,同时讲到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相处,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等。他讲当前抗战形势时,非常坚定地说,敌人还在战略进攻,我们还在战略退却,但我们一定能有战略进攻的一天,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民党的“磨擦专家”,不但不抗日,反倒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行为。讲得非常好,听了让人茅塞顿开。接着是刘伯承司令员讲战略战术,讲游击战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强大的敌人追一个弱小的人,弱小的人硬打不行,只好躲过他的锋芒,藏在门后,冷不防给他一闷棍,将他打倒。刘司令还讲,国民党就像一块烂肉,提到哪里,苍蝇、蚊子(指特务、汉奸)就跟到哪里。

后来,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等部队首长都来警备旅看过战士们,朱总司令还专门给战士们讲了一次话,讲了八路军的性质、任务和要求。

一天两夜行军240里

1940年百团大战,警备旅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这时候,上级派徐光耀等人到冀中军区受训,需从嶂石岩往北穿过正太路。当时刚吃了大亏的日本鬼子对正太路封锁得非常严密,接连两个晚上都遭到敌人拦截。不得不改道向东,越过平汉路,再转道向北。

徐光耀一行七八十人,头天下午从嶂石岩出发,跑了一夜,天明了,还在元氏、栾城一带转悠。这里当时刚被敌人“蚕食”,遍地岗楼据点,封锁沟汽车路纵横,随时有被敌人包围的可能。一路上战士们不得不躲着敌人据点,曲折前进。此时饥累不堪,刚想吃点饭再走,饭还没熟,敌人来了,就一面抵抗,一面赶紧钻高粱地往东跑,跑到一条汽车路旁,来了两车鬼子兵,又打了一阵。徐光耀一行继续往东跑,一直跑到下午,再加疲累难当,寸步难移,便每人折了两根秫秸当拐棍,拄着往前走。谁知当他们又到了一条汽车路时,远远又开来两辆汽车,有人喊了声:“鬼子来了!”这时候大伙儿都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听到喊声似乎谁也没反应,拄着拐棍,身子直挺挺地站着,瞪大眼睛看着装满日本鬼子的大汽车由远处隆隆地开过来。直到敌人开枪射击了,才醒过味来似的,一下子恢复了求生本能,撒丫子开跑。到天黑,仅在一个小村子里休息了一个半小时,又出发,还是拄着双拐,一步几寸地前进。快天明时,前边又来了一股部队。大伙儿心说,这回真完了。等走近前来一看,是警备旅派的一个营来迎接,一见到自己的部队,身体再也不听使唤了,全瘫在地上。那种在绝望时一下子见到救星、见到亲人的喜悦心情,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徐光耀这支小部队,这次行军共走了一个白天,两个整夜,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穿行在青纱帐里,行程240华里,只休息了一个半小时,只吃了一顿半截子饭。等住下来休息时,一看脸上被玉米叶子高粱叶子划得全是血道子,扒下鞋来一看,脚上的血泡早烂了,肉皮就在脚底搭拉着,一条条的,看不出哪是脚哪是鞋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叫寒风的作家,在他写的一本书中,写到那种行军的疲惫艰难时说:“他们不是用脚走路,而是用肉走路,不是用肉走路,而是用心走路啊。”

和鬼子“捉迷藏”

在地区队当了一个多月的干事,上级又派徐光耀到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

在宁晋的两年多时间,是徐光耀当兵以来,也是抗日战争以来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生存最危险的一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一天不行军,没有一个月不打几仗,从来不敢在一个村里连续住上两个晚上。绝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跟捉迷藏似的。情况紧急时,大小便都是在屋里解。

鬼子搞白色恐怖,经常“扫荡”“ 清剿”抓人,县大队人少,武器十分简陋,只能避开敌人的锋芒,因此白天一般不出来,活动主要是在晚上。因怕岗楼上发现灯光,所以晚上在屋里开会都要用被子捂住窗户。会上,除向村干部征集第二天战士们的口粮——一般是小米面或谷面,再加几根腌萝卜,然后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有没有当汉奸的,有没有因害怕敌人动摇的,对动摇的,就叫来给他谈话,并宣传坚持抗战必定胜利的道理,或警告说,你要是投降当汉奸,叫八路军知道了,当心脑袋搬家。会开完,也就快半夜了,得赶紧出发到另一个村去。夜行军时,每人背一袋粮食,刺刀上插根咸萝卜,那情形,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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