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油的火车

1981年9月的一天——具体哪天已不记得，我搭公社农机站拉石灰的卡车第一次下江油。卡车从北门进中坝城，拐到今天的涪江路，我们下了车。时值中午广播响，学生放午学，气氛是陌生而熟悉的。下车才发现坐在车箱的我一身石灰。父亲叫我站住，为我抖石灰。父亲的手重，抖石灰就像打人，他一边抖我一边趔趄，放午学的女生路过都捂着嘴。

公交车来了，见乘客没买票就上了车，我们迟疑片刻也跟着上车。那是我第一次坐公交车，上车才知道尚可先上车后买票。那也是我第一次坐两厢之间有活动的衔接部的车。在路上，车一转弯我便禁不住回头去看两厢之间黑色橡胶包裹的灵活如兽的衔接部。

也是在这辆长兽般的公交车上，我第一次听见火车汽笛、看见火车跑。绿皮火车从公路外侧不远的田野反方向驶来，像一只草履虫。

到达火车站，便是无尽的等候。当天还不是新生报到时间，我不知道父亲在等什么。江油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大、不是平，不是人多、房子多，而是等候，准确地说是“捱”。

1981年的江油站（中坝站）是一个巨型活物，客货不分，车站主要吞吐的不是旅客而是煤，除了卸煤的露台和厂房，还有长钢、江电、矿机转运煤炭的铁轨连接。在火车站，除了煤，我看得最多的就是铁——铁轨、铁斗、铁门、铁栅栏，另外就是不远处江油火电厂的两根高烟囱。耳朵接受最多的是汽笛声、哨声、车轮与铁轨接头部的碰撞声、铁斗倾倒煤炭的哐当声。鼻孔和嗓子眼儿接受最多的是煤灰，以及并不难闻的各种粉尘和天然气味道。

事后才知，我们在火车站等的是我的“曹姑父”，我母亲同父异母姐姐的丈夫，他在火车站附近的转运站工作。

曹姑父一脸麻子，不高不矮，抽自卷的叶子烟，他的商业干部形象是江油给我的又一印象。还有他家在昌明河边那栋水泥楼一楼的三居室，以及水泥楼外面脏兮兮的卖生产物质的街道。但就是因了这位“曹姑父”和这栋水泥楼，我很快熟悉了这个民国时名噪一时的中坝场。

当晚，或次日晚，曹姑父一家带我们去离鱼市口不远的剧场看川剧。看的什么一无所知，因为我压根儿没看，一直在打瞌睡，记得的是戏毕随人流出剧场后跟大人走散了，方向走反了，经纪念碑一直走到李白纪念馆外面的石桥才反应过来，一个人折返居然找到了水泥楼。

鱼市口是我最早听说的中坝场的街名。父亲每次给他的“袁国华姐姐”和“曹连宽哥哥”写信，都必言“夏天涨水没进屋吧？鱼市口没遭水淹吧”。在晓得鱼市口后的许多年里，我都把它想象成一个卖鱼的地方。不是我们后来看见的水产市场，而是钓鱼子、挂鱼子、打鱼子、卖野生鱼的街边边。不只卖鱼，夏天涨水必淹，洪水冲来堆山塞海的鱼，洪水退去，死鱼臭街。而今真到了鱼市口，鱼市口无鱼（百货商店一楼玻璃缸里的小金鱼不算），不见钓鱼子、挂鱼子和打鱼子的影子，也绝无洪水泛滥，有的是玻璃柜中的手表、首饰以及二三楼的百货服装。

在火车站以东三公里俞家观师范学校安顿下来，我就算在江油扎下根了。但俞家观只是一个山边边，不能代表江油，我只有走出校门，翻过长钢的一座铁路桥，穿过两三公里的田野（往往是一脚泥泞）到了火车站，才能感觉到在江油。或者是失眠之夜，听火车停站发站，听货车卸煤，也能感觉在江油。偶尔也会在梦中，一列绿皮火车穿过，由成都到北京。

最初一段时间，在江油，我所熟悉的除了师范学校不大的校园便是火车站，包括校园与火车站之间广大的田野，还有视线范围内造型不同于一般烟囱的江油火电厂的高烟囱以及时时从烟囱冒出的浓烟。它们粗而有型，有一个喇叭口和小蛮腰，据说是法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校园里除了宿舍后面的荒山和山脚下挖出的粗陋的足球场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首先熟悉的倒是夜晚足球场的空寂和荒山对应的星空——我最早注意到的江油的天空。越过红砖墙，我还看见荒山后面更远的荒山上脱硫厂昼夜不息的气火。如果风向朝着校园，便能嗅到说不上难闻的臭鸡蛋气味。

傍晚或周末的上午，我会时不时出校，走土路穿过田野去到火车站。走一段土路之后再上到田间小道。有时也走田埂，那是捷径。穿过铁轨和站台，不走出站口，走车站宿舍区的小铁门进出。有时穿过的是麦田，有时穿过的是稻田，有时穿过的是油菜花海，但记住的是冬天永远板结而半秃的麦地和油菜地，还有泥泞。

一路上称得上美景的是出校门不远铁路桥下的那条水流丰沛的小河，蜿蜒欢快，丰茂的水草一直攀长到铁路路基的碎石缝。后来，我时常来到水边读书或独坐，夏天到来时，一个人走到下游的田野深处，脱得一丝不挂游泳。记忆中也有不多的几个傍晚，饭后和同学在铁轨上消饱胀，小河边有野花，铁路延伸出去的村庄有炊烟。一次与同学谈得太投入，载煤的火车到了身后却没听见，被吓得半死，不等冲下路基火车便轰隆而过，瞬间被机头释放的蒸汽推倒。比这更严重的事后来又发生过几起，好在不是我们——火车停下来，几个“不长耳朵”的同学被拽上火车，拉到窦团山脚下的长钢四分厂才打电话通知学校领人。

能够和校门外那条小河媲美的还有田野深处的院落人家，一个两个，两户三户，并不在我们经过的小道边，老是在远方，又老是在眼前。春天是春天的美，夏天水田围绕映照夏天的美；清晨是炊烟袅袅，白雾流奶的美，日暮又是日暮的美……火车站与田园的衔接带也有一条小河——准确地说是小溪，有一小片桉树林，溪水清澈，石桥下的小潭冬天偶尔会结一层薄冰。铁路的路基要高出田野很多，桉树林在碎石铺就的路基下面，远看总感觉是片桦树林。林中偶尔有拾荒者，但每次经过都能感觉到少有的清静与寂寥。路基下是比桉树矮很多的夹竹桃，花开鲜艳，感觉从未凋谢过。

通常，火车站不是我们出校的目的地，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在火车站赶公交车才能去到的中坝场。公交站在出站口的右侧，可以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穿喇叭裤戴蛤蟆镜蓄长发的男客和穿连衣裙打口红烫卷卷发的女客。站台广播里说这是一趟由北京或上海开往成都的直快，于是我便把从出站口走出的摩登女郎和超哥同北京上海联想到了一起。只有一次来火车站百货商店买日记本，火车站成了目的地。就是这次，在商店长长的玻璃货柜尽头的橱窗里，我知道了世上有一本书叫《透明的红萝卜》，有一个作家叫莫言。

不久，在中坝场昌明河边的那栋水泥楼里，我还知道了另一本书叫《飘》。《飘》搁在表姐好看的花裙子上，裙子下面是表姐膝盖的轮廓。有时也托在她苍白的手掌，纤指翻动书页，有鱼腥味的河风吹进屋来。我不敢看表姐的眼眸，连膝盖也不敢看。很厚的一本书，已经翻旧了，但一点不脏，内封和勒口都盖着模糊的图书馆的公章。《飘》搁在表姐的膝头或托在手掌并不显沉，并不像一块砖头，封面上的云在飘，整部书也像是飘了起来。

我的表姐高中毕业，在铁路线上一个叫“六五四”的厂矿上班，周六赶夜车回家。曹姑父白天不在家，姨娘在土产日杂公司当售货员，周日家里就是表姐和她的三个弟弟。记不得是表姐做饭还是姨娘回家做饭，吃饭的情景也记不得了，好像也没有叫我来改善伙食之说。我是一个特敏感、特害羞的乡下孩子，还特自重，即或是一大桌饭菜也不会吃太饱，只会拘束地吃个半饱，更别说表姐家两个人挣钱六张嘴吃饭，三个男孩正吃长饭了。他们不会给我挑菜，但也不会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他们全家人待我尚好，特别是正在读《飘》的表姐和已上高中的帅气的二弟，有时还会跟我谈人生理想，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当时懵里懵懂，还没想过当作家，自然是说当个乡村老师了。表姐瘪瘪嘴，嫌我没志气，转而又夸我从大山考到平原读书不简单。记得刚学吹口琴，我给表姐吹过一次《红河谷》，二弟说我将来可以当音乐家，表姐笑得喷饭。

一个学期下来，我差不多熟悉了整个中坝场。有时一个人躺在床上，会默默地报公交站的站名：火车站、矿机、三零二、三合场、涪江大桥、五路口、江油宾馆……有时睡不着，脑壳里也会闪现出中坝场的一些地方：姨娘的店铺，店铺所在的狭窄的街道，店铺里售卖的蓑衣、斗笠、垫肩、麻绳、撮箕、草席甚至粪桶粪瓢；位于鱼市口和纪念碑之间的新华书店，书店里暗淡的光线、冷淡的售货员以及一架架很难看清书名的图书——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三苏文集》，第二本书是刘湛秋翻译的普希金诗选《在大海上》；刚刚落成的李白纪念馆，李白洒脱不羁的伟岸的雕像以及纪念馆玻璃橱窗里那封寄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手书贺信——我一次次在橱窗前驻足，想知道“早稻田”是不是一块秧田。

留意到街边的民国建筑甚至清代民居已经是多年后的事了，除了北门进来七曲八拐的木楼子，我对此并无多少印象。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北大街，每次搭便车从大场口进来，特别是搭拉木头的卡车，跟这些老房子的接触几乎是零距离的，发霉的老房子的气味挥之不去。有趣的是，我还幻想过一位晾衣服的江油潘金莲，她手里的竹竿掉在了我坐的卡车上，卡车司机停车递她竹竿的时候禁不住说了一句只有西门庆才说得出口的骚话。多年后我在北门一家叫“云集”的旅店住了一夜，太阳把屋顶的瓦片烤得滚烫，老街上晃动着武大郎的影子，却始终不见潘金莲出现。

师范三年，在我的感觉中江油都是异乡，无论是待在俞家观的校园里还是走在中坝场的街上，即或是坐在表姐家可以折叠的简易餐桌旁。异乡就是异乡，怎么都融入不了，从外到内绝缘，尤其午睡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无助得快哭出声来。每逢过节更是，看见老师吃粽子、吃饺子、吃月饼就加倍思乡，哪怕故乡如地狱。

发现江油的土是红的，源于我们在男生宿舍所在的山坡植树。植的什么树早已忘了，但存活下来茁壮成长的小树的样子始终记得——青葱、略显纤瘦，有如营养不良仍在长心长个的我们。山是岩山，岩是红岩，一个个树坑几乎是用钢钎十字镐凿出的，一堆堆红壤堆在树坑外面，栽下树苗再回填进去。

吃早餐的时候，学校的广播总是播放着那首《校园的早晨》——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每一棵小树，每一只蚂蚱，每一抔红壤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王洁实、谢莉斯的声音。我真的沿着雨水冲刷后血红的小路，去到我自己栽种的小树下面读书。“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与我共享阳光雨露，请我们记住这美好的时光，一起长成参天大树……”那时候，我只是感觉红壤很刺眼，有时太阳光也很刺眼，并无“一起长成参天大树”的憧憬，我知道这样的荒山这样薄薄的红壤长不出大树，而我一个师范生也不可能长成栋梁之才。

这以后，每次穿过校园与火车站之间的广大田园，我都会去注意田地中的红土，有时表层的土不甚红，我会拔起一株庄稼看根须上的土粒。我这才发现铁路桥下面的小河涨水后水也是红的，像血或者染料，河水陷落后现出的水草也是红的——我未曾跳进“红水”洗过澡，否则一定会变成一个红孩儿。

记不清具体什么时间，我意识到自己是一粒种子。大约是半年后或一年后。而今想来，这个意识来自我自身的萌动，一粒健康的种子的萌动萌生——细胞要苏醒、要发芽。有身体的，有精神的，主要是精神的。时逢潘晓给《中国青年报》的那封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讨论，我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思索即萌芽，苦闷即浇灌，答案即天空。

或许是一时冲动，或许是冥冥之中有缪斯指引，我在报亭买了本1981年的《当代》杂志，印象中是第九期，里面有台湾作家80家小传。80家里有好几位是山乡小学老师或当过山乡小学老师，我灵感乍现般的受到启发，未经深思便选定了自己将来的人生之路——当个作家，有张桌子，有一叠纸，有一盏灯，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写。我当时就这样决定了，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将是一名山乡小学老师。

让我做出选择的还有教导主任许琳讲的一番话：公爵现在有的是，过去有的是，将来还会有，但贝多芬只有一个。这是贝多芬说的话，许老师只是转述，并非原话，但“贝多芬只有一个”震撼到了我，人生一世，能做“只有一个”的自己何乐而不为？

震撼到我的还有但丁的那句，出处也是许老师女人一般的薄唇小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不求甚解，此刻仍不知这句话的具体出处，但它与我做“只有一个”的理想一拍即合，且是夯实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拿它做了全校演讲比赛的题目，并获得第一名。从此我便我行我素，只顾埋头走路，不去管旁人的眼光唾沫。

这之后两年，我都感觉自己在萌芽、扎根，但迟迟长不出蝴蝶翅膀一般的胚芽，在薄薄的红壤扎不住根。不怪红壤太贫瘠，要怪就怪自己基因不够好、萌力不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