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小说）

先说说昨晚在宿舍读《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时的神奇体验吧。在第149页，读完第一段正要进入第二段时，我发现身体被挂在第九行与第十行之间了。在第九行，托马斯·格林写了一句话，“红色、绿色、紫色，全部变成了蓝色。”其中的一个色字——最后一笔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枯树的树干，刺穿我脖子后的衣领，把我挂起来了。我很快感到呼吸困难，就伸脚向下寻找借力，但第十行对应的位置是一个矮矬矬的逗号，我的脚够不着。

我有些后悔，为什么要跟帅睿去听课？为什么要将那个手舞足蹈的糟老头儿的鬼话当真？我是说，如果不是紧贴喉结的那颗纽扣在作怪（为了遮挡丑陋的喉结，我不得不系上那颗纽扣），我就不会大脑缺氧，你们正在看的这个短篇大概就没有下文了。你们只能去看托马斯·格林，然后像我一样被挂起来。

托马斯·格林的短篇小说像诡谲变幻的云朵也像光怪陆离的梦境。一般人拿不准，作为腾云者或梦境体验师，我准备好一箩筐似是而非的理论，预备推敲小说所属的理论范畴后，去查阅有关文献。电脑硬盘里存了两万多本电子书，我确信在里面能找到有用的东西。更何况还有搜索引擎。

有搜索引擎辅助，我便能读懂托马斯·格林，甚至还可能写出另一个——只有自己看得懂，与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短篇小说。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就像托马斯·格林，他写这个短篇小说时也不关心我懂不懂。

办公楼前绿树成荫，没有人打理，那些榕树、法国梧桐、榛子树、白杨树毫不客气，总爱将手脚伸进窗子里，试图到阳光照不见的办公桌上窥探隐秘（在处理公务之余，我会偷偷地看一些闲书）。多数时候我愿意纵容树们的好奇心，并不关窗，星期一下午却罕见地关了。那只鸟是关窗前溜进来的，我不知道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很久才看见他——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溜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用头顶撞天花板（我没见过鸟吃奶的画面，但确定可以这么描述）。他向上撞时很用力，因此往我的键盘上拉了一泡屎，我不能轻易放过他。

我打算用他炖一锅鲜香的汤，并在柔软的火焰在锅底跳舞的间隙，完成新的创作。或者不是创作，是用小说赏析小说、以无聊对冲无聊。

我闲得厉害，开始审问那只鸟。

日期：2022年9月2日

时间：14时56分至15时03分

地点：办公室

讯问人：我自己

记录人：还是我自己（用一只蓝色钢笔）

被讯问人：岩哥（曾用名岩鸽）

（按：在这份笔录的手写体原始材料里，有多个名词和动词写得模棱两可，还有几个语气词，我不太确定是否符合当时的场景。就画了△○×一类的符号替代。这些谬误与用什么品牌的钢笔无关，是我又短又粗的手指在作怪。早年，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语文老师看到我粗壮的手指，就给出结论，我这辈子也别妄想把钢笔字写好。所以，当我从手写本里把文字内容录入成电子文档时，有些特殊记号我只能猜，并把这理解成二次加工，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记录，只保留了原始讯问78%左右的面貌。原始的讯问，可能更荒诞或更无厘头，也可能是一出严肃正剧。这不重要，因为你们看不到。）

问：你是个什么鸟？

答：一只老鸟。

问：我是问你的种群。

答：有烟吗？（他答非所问，却是侦探小说里讲述预审时惯用的套路情节。为了引诱他说出更多隐秘，除了烟，我甚至准备了泡面、棒棒糖、芝士蛋糕、水果和《知音》杂志。）

问：好吧，那就说一下你的家族成员。

反问：从哪儿说起？（对鸟类的审问的确是允许被反问的。）

问题补充：从你的老祖宗或老仙人那里说起。

答：他叫斯塔克，出生于1968年，是在一个作家的笔下。

问：你说的是美国作家托马斯·格林？

答：没错，就是他。准确地说，是他的《除了有病我现在相当健康，不骗你》。

问：这个小说我知道，你是说斯塔克确实是一只鸟？

答：是的，理论上是的。

问：你个混蛋，不要和我讲什么理论，我讨厌那些空洞的东西。你只需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缝纫？为什么小说会描写他在不同的地方展示他的旧床单和洗衣票？为什么说他有一本占星手册，会占卜之术，是一个批评家？这些分明都是人类的动作行为。

答：斯塔克变成一只鸟前，是高山部落的巫师。你知道，那时候巫师们什么都会。（岩哥还说这是一本鸟类族谱的记载，我没有作正式的记录，因为没有人会信，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文字记载的作用并非是让人相信点儿什么。）

问：你是说巫师死后投胎变成了鸟？

答：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如果你真的能理解的话。

问：我要怎么理解你才会觉得我真的理解了？（这时有一组画面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像投影仪上的幻灯片。一个面目可憎的巫师，被部落驱逐，进入森林，在一棵树上搭了一个窝，从此过上了鸟人的生活，几十年后他的双手变成了翅膀，皮肤上长出了羽毛，念咒语时在嘴唇上磨出来的那些老茧变得越来越硬，最后蜕变成了尖尖的鸟嘴。画面闪得太快，像流星，或飞驰的D字头火车。）

答：你知道理解不是一个能被告知的结果，所以我很难就这个问题再告知你一些什么。（居然绕不过一只鸟，我有些沮丧。）

问：好端端的一只鸟怎么能跑到人家的小说里去？并且还是一个癔症患者写的小说。

答：你怎么会认为格林是一个癔症患者？不，他说了他很健康。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病，大概是他左腿的静脉曲张，他常常疼得浑身冒冷汗。疼起来房间天旋地转，脑海里会出现“一场盛大的蓝”。哦，对了，他太孤独了。

问：有什么证据吗？（我又给他点了一支烟。）

答：你没看到吗？格林在小说里说，帝王蝶长途跋涉千万里只是为了去交配。因此，斯塔克和他的子孙后代都认为格林或他笔下的那个“我”早就陷入性饥渴的沼泽里了。你知道他是一个画家，住在出租屋里，平时不怎么出门。他的房东所罗门·戈卢布是个絮絮叨叨的市侩商人。戈卢布连驾照都考不过，他和他实在没什么共同话题，他搭理他只是因为怕被涨房租。他是个艺术家，但他的画没人欣赏，卖不出去，他对涨房租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为了顾全一个艺术家的体面，珍妮会定期过去给他打扫屋子，还脱成模特让他画各种造型变态的裸体画。他已经落魄到不敢嫌弃一个53岁的老女人，真可怜。

问：你是说他让珍妮泡在一桶冷水里画画？那确实很变态。

答：不。那是格林的疯狂虚构。他以为写得越残忍就越能激起广大读者的悲悯心，读者们会愤怒会喷薄，用臭鸡蛋或香蕉皮扔他，甚至将他的小说付之一炬。他以为自己是谁？事实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读者，都把那些病态的画面当成一种娱乐罢了。

问：你怎么知道？

答：飞翔是很神奇的技能，会让我们鸟类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事，比如有一次途经埃塞俄比亚，在一个装饰典雅的窗子里，我就看到有个画家曾按照格林的描写折磨他的模特。在旁边，他的助理瞪大了眼睛，像戈卢布那样瞪大眼睛。还有一次，我飞过东京上空，看见有个画家正在鼓励一个输了股票的中年人从28楼跳下，他也想捕捉那个中年人落到半空时的表情甚至心情，但他太慢了，笔还在颜料盒里调色，那人就已变成了水泥地上的一摊红。反正吧，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你想听，我可以说三天三夜。

讯问对象（签名）：岩哥（其实是我对一个爪印的翻译）。

我把岩哥转移到宿舍。一个逃离原单位到新城寻找机会的浪荡子，写材料、送文件、参加各种会议、执行各项指令才是本分。胡乱惹事会让无关紧要的人察觉到我的胸无城府，并以鄙视的笑容作为铺垫，强行与我发生淡漠稀疏的关联。我是说，如果有人知道我在办公室对一只鸟施暴，那就糟了。知道这个事的人一定会顺藤摸瓜，找到我曾在文本框里让名词、动词与形容词形成三足鼎立、制造理解摩擦、挑起认知争端、引发词汇大战的证据。他们会伪装成不同的身份来敲我的门，咚咚咚，检查一下空调，咚咚咚，饮水机里还有水吗？咚咚咚，借一下你的毕加索（一个钢笔品牌），咚咚咚……我对这样毫无技术含量的偷窥和监视忍无可忍，迫不得已，只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之于众。比如名词显得丰富，动词能显出生机和力量，形容词则能赋予文本灵动的触觉。如果让词汇们彼此厮杀，稿纸上，或者电脑屏幕的文本框里，必然不堪直视。人有千面，词也有千面，所以说写作如做人，是立心的过程。

我给严少聪发了个微信，有事外出，帮忙盯一下，切切。盯什么不用说明白，他懂。他回信很快，肖哥，得令。严少聪和我一样，是时代这本大书里的名词。丰富，却不生动。严少聪借调到现在的单位快两年了，上不来下不去，全天候印堂发黑，整张脸灰扑扑的，状态很诡异。我不喜欢严少聪这么喊我，但管不住他的嘴，就随他。我跟他在一起时，会不停邀他干杯，以减少他张开臭嘴的频次。

还是说说我的宿舍吧。你们一定以为，我下了班会去住只够挡雨的桥洞、医院走廊或ATM取款机的玻璃隔间。反正不会往好处想我，我到了新城后的人生镜像，在你们眼里都会被翻转成委屈、求全、漂泊、悬浮。你们见不得我好。你们可能还这么猜测过，我天天晚上喝酒，有时自己喝，有时叫严少聪一起，喝醉，喝到断片，然后号称地球是我的，倒在哪里就睡在哪里。

宿舍离我工作的大楼大概两公里，是一个老旧的三合院。苏姨妈不肯把墙重新刷一遍，那些有了年头儿的标语便拼尽全力抵抗日晒雨淋，几十年，他们一直合作得很愉快。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那些标语里藏着一个密码，关乎苏姨妈的亡夫留给她的一个宝藏，是苏姨妈与亡夫爱情的见证。他生前喜欢与苏姨妈打情骂俏，背着苏姨妈藏私房钱，仿佛制造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哑谜，苏姨妈猜不到。她想，猜到不一定幸福，猜不到也不一定不幸福，干脆不猜，才好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

否则她怎么不再找个新的老头儿？如果是个很大很大的宝藏，就一定会被那个陪不了自己几年的新老头儿分去一半，不，新老头儿也是老头儿，总归也是要死的，应该说是被预想中的那两个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喊他继母的中年男人分去一半，甚至一半都不够，他们还会想尽一切办法，谋夺本来属于她远在新加坡的女儿的另一半，人心总是没有满足。那怎么可以？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表达对那些标语的抗议，她都充耳不闻。

这个院子里有三十多个房间，全部都租出去了。苏姨妈只留了进门右手的那间给自己，还能兼职门卫，看护我们这三十多个租客的安全。奇怪的是，我们也认为这样很安全。院门正对的二楼外墙上挂了一块牌匾——创业青年寄宿公寓。红底白字，很突兀。

苏姨妈常常让我联想到珍妮，那个53岁还在当裸模的女人。她和珍妮一样，皮肤松弛，乳房下垂，也有一件旧麝鼠皮大衣，是女儿到欧洲旅行时给她带回来的。那年她从欧洲返回新加坡，中转到匀城来看老母亲，顺便逛了逛小时候飞也似的跑过的石板街。在街上，她给新加坡老公和新加坡儿子介绍自己多么热爱故土，多么热爱这里的阳光、水、空气以及滋润的老妈妈。那一回，女儿在家待了不到三天，说公司业务太忙。苏姨妈说，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她喜欢在女儿号称很忙时给出同样的反馈，仿佛这么说就能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我想，这大概还关系到一个老女人的自尊。

不管是哪个季节，只要有点儿凉意，苏姨妈都会把那件皮大衣翻出来穿上，向租客们宣誓自己是个幸福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原因，本来可以不说，但不说的话，如果这个小说发表出来（我相信它能发表出来，我写它是为了发表的，不是为了打印出来，然后锁在抽屉里作为老鼠的晚餐被咬碎的。等老鼠们撕咬得一个字也不剩，我是不是还得再打印一份放进去？疯了吗？），那些有“指摘癖”的批评家一定会写评论文章来抗议。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事——企图抗议格林的莫名其妙与故弄玄虚。如果不是岩哥的忽然出现，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时到底在写什么。

有一晚，就是我读完小说第一遍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苏姨妈的三合院变成了一个大画室，我们这三十多个租客都变成了美术学院的学生，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二楼的走廊上，一个个拿着画笔，站在画板前，眯着眼睛，郑重其事，苏姨妈坐在一个装满水和冰块的铁桶里，就在院子正中间。我们一个个沉默又激动。梦里的那个出题人离我有些远，看不清他的样子。他大概对2014年风靡全世界的“冰桶挑战”仍然印象深刻，缓缓地走到苏姨妈正对着的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下了题目《苏姨妈的冰桶挑战》。我们对着瑟瑟发抖的苏姨妈画得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