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故乡

汽笛的呼唤

我记忆中的华北平原上的故乡，一条河从它的东面流过，站在岸上能看到绿树丛中的村庄和蓝色的远山。有人说童年时的记忆是灰色的，而我以为是寂静的，像一部部无声的小小的电影，当你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它……

暮春的阳光下，我们赤裸着小小的身子，一股微风吹来，水面漾起了波纹，沾了水的肌肤是有点冷。我们还是把网慢慢推向岸边，轻轻地抬起来，四只小胳臂一起举过头顶，一串晶莹的水滴从网上淌了下来，阳光穿透了它们，发出比星星还要闪烁的光来。网中间坠下的部分，几条银色的小鱼弹跃着，引发了我们的一阵欢呼。正午的阳光那么温暖，站在低洼的河道里，高高的与白晃晃的晴空相接的两岸挡住了视线也挡住了风，四周静极了。在我们看不到的春天的田野上，突然升起了一阵火车汽笛震荡的微鸣，那遥远的声音，让几个站在水里或岸边的孩子都愣在那儿倾听着，而后便是耳鸣中的寂静。我相信生命中是有一种神秘的召唤，我想当时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汽笛的声音……可他们是谁，现在在哪儿，他们是否还记得我，这些我都已无法知道。但那些银色的弯成弓形的，在岸边潮湿的泥土上跳动的小鱼，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一直伴随着我童年的记忆。

还有那水渐渐退下去的河滩，赤脚踩上去是沁凉而松软的，每一步都会印下一个清晰的小脚印。河滩上布满了刚刚长出来的小小的三棱草，我们用它尖尖的叶子逗那些小洞里的灰绿色的小虫。那是放学后的下午，把书包和鞋放在河边的树下，我们几个小伙伴赤脚在河滩上玩儿。那小虫不知叫什么，它们从小洞里探出头来，当你用草叶一捅，它很快地就缩了回去，有时它会从另一洞口钻出来，一蹦就消失了。三棱草在秋天就长得很高了，一簇一簇的与那些水中植物一同摇曳在秋风中。

我记得那秋天的风，松软的河滩，阳光下淌落的网中的水珠……少年蒙昧时期的许多往事都已不复存在了，而这些大自然所赋予的细节还是那么生动而清晰。那时我六岁，还能隐约记得那位乡村女教师和蔼的面容。她送我们走出那座早已废弃了的乡村教室，站在墙壁斑驳的高高的拱门旁。外面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自然的世界。应该说那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她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有那件和所有的乡村女人都不同的蓝制服。那腰身上的曲线和有拱顶的建筑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那座建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那条河是否还在，在我离开了之后就再也不知道了。它们在我记忆中一直没有变，它还是那片寂静的属于我的童年的乡村。

老槐树开花的春天

那棵槐树已经很老了，树冠覆盖了整座庭院，而到了春天还是开满了白色的花，股股幽香仿佛一直延续到夏天。

槐树开花的时候，奶奶买了一群长着黄色绒毛的小鸭子。它们在大槐树下一边叫着一边吞食着飘落的花瓣。那只猫卧在堂屋的蒲团上，不时地偷眼看看。但它没有动，它是一只受过奶奶训练的好猫。

槐树花开败了的时候，小鸭子已经可以下湖了。它们排着队笨拙地翻越堂屋的门槛，从装睡的猫的身边摇摆着走过，走过木栅栏门，穿过枣树园子，就是村边的湖了。湖水还是清凉的，我们还不敢下湖游泳。

那时的枣树，刚刚开始长出嫩绿的叶芽，星星点点地缀满了整座园子。

春天和夏天是怎样消失的，当我在秋天的夜空下，透过老槐树枝叶的缝隙寻找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属于春天的小鸭子已经长大了。每天的早晨，鸭圈里都会有几只青色蛋壳的蛋。它们依然是每天排着队晨出暮归。有时，它们会无缘无故地晚归，奶奶就在岸边“鸭、鸭、鸭……”地叫着。天渐渐暗了下来，湖面上映出了夕阳西下后的蓝色的云层，我们沿着湖边转到对岸去寻找它们，旷野已笼罩在暮色之中了，湖岸边那些长满柏树的墓地把一丝阴冷投在我们心上，我们匆匆地赶路，高声驱赶着滞留在苇丛中的鸭群，对岸传来的奶奶的呼唤声支持着我们。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勇敢的行为，而墓地那黑森森的柏树林所发出的瑟瑟的风声，使我在第一次接触毛骨悚然这个词时，马上就找到了那种感觉。

对于我，那片湖水依旧充满了童年的神秘和欢乐。它蓝色的水面那么宽大，环绕着半个村子。我家的枣树园子就在它的岸边，每到夏日的正午，是孩子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在水中欢叫着，那是只属于天堂和少年的声音。

枣园中的那口老井的水永远是清澈的，把木桶挂在辘轳的铁钩上，摇动弓形的手柄，麻绳都倒完了的时候，木桶就漂在水面上了。当它贮满了水，绳子就拉得很紧了，使劲摇动辘轳，它便吱吱呀呀地把水桶绞了上来。盛夏，那清凉的水喝上几口就凉透了身心。然后，在树下睡上一会儿，游泳后的疲倦就一扫而光了。

秋天的早晨，早熟的枣子被风吹落，红红地撒了一地，麻雀蹦来蹦去地啄食着。有时，不知谁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成群地飞到了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似乎在交流着一场虚惊后的感想。而乡村的清晨总是平静的，那散发着草香的炊烟把人们送入了新的一天。

中秋，人们将打下的枣晒在苇席上，那是一种沉着的红色。醉枣的坛子还不能开封，最少要半个月。即使到了春节，醉过的枣还是那样饱满而清脆。而后便是人们盼望的春天了，我少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老槐树开花的春天。它那么单纯，那么飘逸，那小小的白色的花朵是清香而甘甜的，就像我们无忧无虑的那些乡村里的童年。

大地的礼品

湖边枣园对面的河汊，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初夏，岸边的浅水中长满了草。它们不是那种从水底长出的藻类，而是生长在潮湿的河床上的草，当初夏的雨水渐渐涨了上来，它们便处于浅水中了。它们的叶子细长，有些呈三棱型。如果说疾风知劲草的话，它们应属于劲草之列。一阵春风吹来，一片葱茏的碧色，只有草尖整齐地弯向一边，如果你仔细地倾听，草丛会发出轻轻的呼哨声。这些长着草的浅水下，有许多小鱼游弋其中。

河边潮湿的泥地里，还长着一种“甜根”，我说不上它的学名。用手轻轻地将它从泥里抽出来，长着节的根白白的，有半尺多长，用河水洗净，吃起来有一丝清凉的甜味儿。有时我们每人揪上一大把，坐在河岸上慢慢地嚼，悠闲得像一群小田鼠。河岸边还有一种草叫“地梨儿”，我想是应该加上儿化音，那长在泥水里的“梨”那么小，有蚕豆一般大，皮又黑又硬，啃去了外壳，白色的芯比甜根更有味道。这些小小的植物的根茎，给乡村里的孩子们增加了那么多在田野里流连忘返的情趣和理由，在孩子们闲暇的童年岁月里，太阳照耀着，河水闪烁着，属于大地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游荡在乡间的原野上。黄昏来临村子里飘出了炊烟淡淡的柴草的气息，夕阳把我们瘦小而细长的影子拖在沉沉的大地上，有时我们会听见谁家的母亲那悠长而清晰的呼唤。

大地的确为孩子们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礼品，比如高粱、玉米不结粮食的那种茎秆，我们叫它们“甜秆儿”。还有紫色的野葡萄，吃起来是酸甜的。还有一种花叫“猪妈妈草”，叶子很大，毛绒绒的，匍匐在地表上，花是淡紫色的，花朵长长的，开得不大。它喇叭形的花朵像羞涩的乡野少女们，收敛着它的花型，花上也长满了细细的白色绒毛。轻轻地从花萼上把花摘下来，用嘴吸吮，甜甜的蜜一样的汁液就沾满了舌尖。

这土地是广袤的，它用自己的胸膛养育了那么多儿女。我想起了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中的歌词，它说：“大自然没有坏天气，阴、晴、雨、雪都是它的赐予。”是的，生活给我们的不都是美好的乌托邦式的阳光与歌声，有时，苦涩也会和我们相伴，它有时是亲切的，比那些浮泛的所谓的幸福更有意味。

有时苦涩让我想起故乡那棵粗大的杜梨树，湖岸边它弯曲的身躯伸向湖水。它的果子那么小，只比黄豆大一点，在墨绿色的叶子下，一簇簇地生长着。我们爬上高大的树干，品尝它的果实。那甘甜后的苦涩，有另外的一种滋味。它别致的感觉，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如童年的某些往事，有如乡村的女人们，在寂静的夜晚哼唱的那些带着哀伤的曲调。

它不是“小银”

我记得很深的还有那头驴，当然它不是“小银”。它比西班牙希梅内斯的那头小毛驴要高一些，背部的颜色也深一点。它大部分时间是在磨房里，眼睛被蒙了布，不知路途地在磨道上转。我不是很喜欢它，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那件事。

我更喜欢那只大黄狗，我们都叫它“黄子”。

那是秋天，地里的庄稼熟了，我坐在驴背的驮架上，和人们一起去驮庄稼。也许是驴很久没有吃到鲜饲料了，一见满地被割下的红薯秧，便挣脱了缰绳，将我一下摔在了路上，木制的驮架砸在了我右手的小臂上，手一下就不能动了。那会儿我只觉得眼前突然失去了平衡，秋天的田野也旋转了起来。黄子突然大叫着，冲到了驴的前面。

奶奶带着我穿过村子，在一个水塘边的房子里，请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奶奶看我那只不能动的手臂。她看了好一会儿，用手抻了几下，就用夹板固定了起来。听奶奶说，我脸上的汗珠直淌，但始终没有喊疼。晚饭后，奶奶打开夹板看我的伤势，她握住我的手向前轻轻一拉，只听“咔”的一声，手臂折断的部位变得平直了。我记得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炕桌上点了煤油灯，大家都围着我看，那声音好像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半年后，我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照透视，医生说，几乎看不出是骨折过的。那时我五岁，旺盛的生命力很快就掩盖了那痛苦的记忆。那驴子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它依旧在磨房里走那条没有尽头的路。当然，它也不会知道，关于一个孩子骨折的经历。

有人说往事如烟，但小时候的往事是不会飘散的，它们简洁而清晰地勾画出了我的童年。养伤的那些日子，黄子成了我最好的伙伴。我走到哪儿它总是跟到哪儿，摇晃着它那粗大的尾巴，似乎随时都在等待着我的呼唤。

乡村的夜晚是那样的寂静，白天喧闹的鸡群都已上了窝，为防止黄鼠狼的袭击，鸡舍用一块石板封上了门。忙碌了一天的毛驴也吃足了草料，站在它的圈里睡着了。黄子俯卧在门前的石阶上，守护着我们的家。夜晚的狗叫声传得很远，一阵一阵的，似乎在彼此传递着消息。黄子很少叫，有时在一片狗吠声中，我也能听到它粗壮而短促的叫声。很多年后，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听到了另一种犬吠声。那是牧羊犬的叫声，它们发出的不是汪、汪、汪的有节奏的声音，而是狼一样的长长的吼声，在草原星空低垂的旷野上，那声音体现了野性的力量。那时，我想起了黄子，如果把它放逐在大草原上，它会不会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那只混迹于狼群的狗一样发出荒野的呼唤。

华北平原上的乡村是祥和而寂静的。那头使我致伤的驴不是有意的，当然它也不是“小银”。黄子的温顺更多于它的野性，村子里的许多狗都很怕它，但对人它总是顺从的，不论何时，只要我们想要它，只需“黄子、黄子”地一叫，它便会出现在身边。有时，它听到了呼唤，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在你面前摇动它粗大的尾巴表示歉意时，你会看到，它的腹部还在一缩一胀地喘着粗气。当我们抚摸它光滑的脊背，它就蹲下来看着你，表现出一副满足的样子。

黄子和那头毛驴都已回归了养育它们的那片土地，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和我童年的生活是永远融为一体的。

故乡的家

我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过：“一片雨中的风景/是故乡北屋古旧的门廊/黑暗而神秘/褪了色的人像在深红色条桌与瓷器之上……雨水积满了庭院/倒影摇乱/而阳光下/……只有磨房、临湖的园子/开满繁花的老槐树……”透过记忆虚掩的门，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庭院还历历在目。

那是一座临湖的庭院，院子的南面是一片湖，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了。它处于两面临水的村子的西南边。在院落和枣树园子之间是一排磨房，在我的记忆中，一头灰褐色的小毛驴总在拉动那个发出轰轰响声的大石磨。无论冬夏，成群的麻雀也总爱在磨房四周的院落里飞起飞落。

南屋外面是一片菜园。在南屋与北屋之间的院落里，一棵老洋槐树的树冠覆盖了整座庭院。对小时的我，北屋永远是神秘的。在深褐色的木板隔墙之间，在深红色的条案和方桌之上，贡品和香火，还有那些褪了色的人像，因铅粉而变黑的眼白和面颊，把我胆怯的感觉拉向了一个不可知的年代。它们似乎体现着这个家曾经有过的某种辉煌。

奶奶是这个家的家长，我没有见过爷爷，他很早就去世了，唯有奶奶支撑着这个家。大伯、爸爸和姑姑们都离开了家乡，奶奶守护了它许多年。“大跃进”时，奶奶也搬到了北京，只留下了那座老房子。现在，它也早已不存在了。

我在老家的那几年，家里还是蛮热闹的，我和哥哥、弟弟，还有几个表兄妹时常住在那里。晚饭后，奶奶看着我们在大炕上连滚带爬地嬉戏打闹，有时候也给我们讲那些乡村流传了很久的故事。我记忆中有《门栓和狼》《牛郎和织女》《老大、老二和老三》，也有奶奶那一辈人所经历过的那些战争的往事，直系和奉系军阀的故事、乡间土匪的抢掠、卢沟桥事变后撤到村里的二十八军，他们的大刀上还带着血迹……那些都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而我们的乡村生活是充实而无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