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缘起：邵丽诗歌评论

邵丽，作为当代著名的女作家，通常是以小说创作为我们所熟知，其实她在诗歌、散文等文体方面，也有不菲的成就，均有代表性的作品。邵丽，1965年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20世纪70年代末高二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大学时期在校报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作品，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让其蜚声文坛，这既是她长篇小说的处女作也是她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2007年，邵丽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2004-2006）鲁迅文学奖。或许是因为邵丽获得过长中短篇小说方面的多种奖项，她在诗歌、散文方面的成就就很容易被人忽略。

关于诗歌写作，邵丽在其诗集《细软》的后记当中提到，“过去我不怎么写诗。在我看来，诗歌是最难操纵的当代文学形式，即使在全民写诗的年代，我也惜墨如金，偶尔写一首，也是为了给自己看。我远远地距离着诗，实际上是为了尊重。我忘记是谁说过，文章没写好，就不要轻易写诗。最近忽然爱上了写诗，是缘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断裂感。当然，这种断裂一方面来自生活的不期而至，而另外一方面则来自常年以来的某种焦虑的存在。果真是人到中年百事哀吗？我相信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更相信认命后的解脱和无力感。”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10月，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颇为成熟，且已人到中年的邵丽，开始发力诗歌创作。邵丽的诗歌写作是在进行了充分和必要的准备的前提下开始的，也许是由于诗歌文体具有小说文体所不具备的功能和作用，邵丽尝试通过诗歌写作来扩展和完善自己的艺术世界。在谈及自己的诗歌作品时，邵丽说：“批评者说，这些诗太自我，缺乏那种对人类的更宽泛的爱。我觉得这纯粹是表扬，于我，尚觉得往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得不够远。有一个现成的理由是，毕竟这些东西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邵丽的诗既是对来自生活的疼痛与无奈的自我疗愈，也是对家人、朋友，乃至世间万事万物的爱与怜悯。

邵丽在2016年的《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所理解的写作及其他》，其中谈到对于小说创作的认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创作，有两个倾向性的东西必须要警惕。一个就是离生活太近，它几乎就是生活的描摹，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性。无病呻吟，故意放大个人病态的感受以期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者同感。第二个倾向就是离生活太远，既故作姿态，又语焉不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两种倾向的通病都是离心灵很远，即使他说的是所谓的心里话，那也是来自心脏。”从生活中来，表达心灵，这是邵丽创作一以贯之的内在准则。在她看来，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尤其重要，“作家的道义和责任感，有时候也反映在说话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态度在作品里显影。”俄罗斯文学对其影响很大，“像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彪炳千秋的作品，尽管大多数述说的都是苦难，但我们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崇高的悲剧美、对人性不竭地追寻、对苦难宽容的态度，是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之处。”“真正的悲悯是要有足够的尊严的——不管是悲悯者本人还是被关注的人，并且它是通过微笑来表达的”。邵丽以切入社会的视角，维护着文学的尊严。

小说倾向对于客观现实的描述，以塑造人物形象，而诗歌则以表达诗人的主观的心灵世界为核心。邵丽的诗歌作品中爱情主题的占了绝大多数，以女性的视角来表达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等多个层面的理解和认识。爱情是文学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从《诗经》开始，中国的传统诗歌当中就有大量的爱情诗佳作，但往往是从男性的视角为主进行表达的。这和传统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有直接的关系，她们的思想情感也往往容易被忽视。近现代社会以来，女诗人的群体日益壮大，逐步发出了属于女性的独立的声音。邵丽的小说作品，也有对于女性的关注，特别是对她们的心灵世界进行了丰富而多元的描写，但更多的是去性别化的中立视角来进行表达的。在诗歌方面，邵丽的创作就带有鲜明的性别倾向。

邵丽在《我想你》中写道：“我想你/是一棵大树/我可以在树阴下/明媚地笑// 我想你/是一座大山/我能够在你的胸前/纵情地哭//我想你/是一条河流/任凭我坐在你的水边/听风//我想你/是一个家国/我任意在你的屋宇下生出/一群吃草的麋鹿//可是爱人/我最想你的是什么/你是否知道//我想你/老去的那一天//我期待/你老年的顽劣/你重的或者轻微的痴呆//那时/你只要在你自己的身边/游走//我牵着你的手/你是我最疼的孩子/我手的力量/是你日子的全部//那时/所有的往事/都像一把拐杖/拄着我们的幸福”。这首诗以明亮、轻快的基调来表达深沉的情感，整首作品前后映照，从想象进入现实，从当下进入未来，以浓郁、炽烈的情感来讲述具有人间烟火味的凡俗且又理想化的爱情。在表达方式上，诗人以复沓的方式来进行祈祷许愿，这种创作手法常见于《诗经》等早期诗歌作品。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当中指出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当中巫术的广泛应用，其建立的思想原则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的“相似律”或者“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的“接触律”或“触染律”。这种观念带有早期人类社会当中的“童话思维”的特征，而诗歌也是人类早期文化发展当中的产物；因此，诗歌就其发源来说，不可避免地带有童话思维的特点。人类现存的最早的诗歌总集埃及的《亡灵书》当中，这种特质就很突出。而这在不同民族早期的诗歌当中，特别是民谣中，更为常见。以语言的方式，通过反复强调来达成自身的意愿，这在早期的巫术到后来的宗教发展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形成了人类诗性思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

在邵丽的《这时我知道了》中写道：“这时我知道了/我可以是蔷薇/在道路两边的栅栏上/开到顽强/你说/别担心季节和雨/错过今天/明年还会有春//这时我知道/我可以在金水街的行道树下/很矜持地漫步/我用天真的眼神打量每一个夜晚/你说/看好车辆走过去/街的对面/会有另一个故事//爱人，我看不到你的影子/你说话的时候/把自己藏在了哪里//在月亮里/在月光下的云彩里/在小鸟的翅膀里/在树的枝叶里/ 在小贩们的喊声里/在车辆和行人的步履里/在拿起又放下的书页里//我找你/把眼睛都瞅坏了/把脚走疼了的那一刻我知道了/你藏在我的身体里// 在我的血管里/在我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里/在我的欢笑和疼痛里//寻找是幸福还是落寞/不用去问街口转角处等待的那个人/爱会用不同的方式丈量爱/即使这辈子我注定在路上/即使还有一百条路要走/你永远在/我的每一声脚步里”。这首作品以口语化的方式来对爱人进行不同类型的倾诉，从坚信到质疑和反省，在疼痛中感悟，却不改初心。新诗在初创期，胡适之的《尝试集》就以口语为主。其实，在诗歌发生期，也应该是由口头传播再进入书面语的。是否具备诗性和诗意，不是以口头语和书面语来加以区分的。在格律诗盛行的唐代，李白和杜甫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风格。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的“无一字无来处”，都可以创作出佳篇名句。黄庭坚称道杜甫诗和韩愈文善于取古人陈言，陶冶万物，“点铁成金”。韩愈的诗歌晚年日益口语化，其《早春》《晚春》等诸多诗作都做到了“文从字顺”，佳句天成。在语言的使用上，邵丽的诗歌是清新自然的，不事雕琢，浑然一体。在主题上，这首诗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关于爱情观念的性别差异和爱情在不同社会时期的伦理价值取向问题。现代社会，女性不再必然依附于男性，基本实现了两性平等和爱情的自由选择。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以及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在邵丽的另一首作品《你是我的》当中写道：“你是我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答案/更是一个预言/和一个走进世界的方式”。在这里，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男人的坚贞，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自主选择，还有对对方的要求和期许。爱，必须是对等的，这何其之难！如果人只能有一条路可走，和有千万条路可以选择时仍然把一条路走到黑，是不一样的。

在《酒》里，诗人进行了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相识你的时候我是葡萄/你把我酿成酒/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工序/生了又死，死了再生/为你/我把爱摆放在神坛之上/一千九百八十六年的高度/谁能逾越//有人能够给我粮食/ 有人能够给我水果和蔬菜/有人能够给我汽车和下午茶/可是没有人/给我一个酿酒的秘诀// 我醉在自己的杯子里/用你的木桶/ 藏起馥郁//我不怕黑/我醒在酡红的甘醇之中/我不能有片刻的休眠/使我错过一万次的惊喜/归来吧/我香甜地等待你/把我擎在五彩的器皿里/狂饮//相识你的时候我是葡萄/ 你把我酿成酒”。这首诗采用了首尾呼应的封闭式结构，用葡萄酿成酒的意象来呈现爱给予平凡的人生的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把爱摆放在神坛上”才能实现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当然，也只有“你”能够回来，并不辜负“我”的等待，并“把我擎在五彩的奇妙里狂饮”，才能实现爱的美丽。这首诗也讨论了婚姻对于女性生活带来的影响。这首看似欢乐的诗歌，隐含着淡淡的忧伤。在《我是你的前世情人》中开篇写道“我怀疑/我是你前世的情人”，结尾处写到“告诉我/我是你的前世恋人吗/在哪一颗石头上/刻着我们的名字/和预言”。我们经常用因缘天定的宿命观念来解释爱情，这也许不过是把不确定性用一个假设来转化成确定性的带有很强的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罢了。当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是老天让我们相爱，那么，前者通常是心理上的弱势的一方了。人性是复杂而诡异的，我们通常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一直在那里为我们守候，一旦成真，却未必不会把其当成一种束缚；而失去后，又往往懊悔和追忆。

邵丽的《说傻话的女人》中写道：“明天/我又要出发去看你/带上新鲜的桃子/是夏天的原因吗/我迷恋着你/吃桃子时的那份笃定/到了冬天/我想象/我就是你握在手心的那颗核桃/有坚硬的壳和/细密的纹路”。这首诗更像是爱的寓言，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当中有类似的表达。当我们付出了时间和心血，想要建立一种深刻的关系时，如果我们仅仅靠“甜蜜的桃子”就希望对方可以完成“坚硬的”承诺，那也许就只能是“傻话”了。人是很难被“驯养”的。如果“驯养”和“被驯养”成为最坚实的基础的话，那就不是人了。其实，“驯养”是建立在惩罚和规训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有时也建立在匮乏和需要上。

在《我是谁》中写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爱你的季节/我没有名字//我是你一树的碧绿/我是你一池的春水/我是你心底藏着的纤软/我是你一漫滩的野火花//我是/为你生的女人/为你/我的身体和心情在每一个静夜里/柔软着”。这是一篇爱的宣言，为了爱而失去自我，无怨无悔。这看似非常传统的诗篇里，其实带有一定醒悟的成分，是和真正的传统观念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邵丽的爱情诗在语言和主题上都形成了独特的整体性，将口语融于书面语，将传统和现代结合，或者说，其诗歌更加接近于原初的诗篇，也就是诗性的缘起。回到诗歌的源头，探寻衡量心灵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那就是心灵；而心灵的等价物是另一个可以终生托付的心灵。不染纤尘，不计较得失，这种纯真和牺牲，在一个物欲和权力的时代里，其本身就是一种高贵和美丽，纯净和温暖着语言和人心。这与其说是坚持，抑或是拯救，却包含着其对世道人心的通透和谅解，投射着她铁骨铮铮的品格和风骨。

邵丽的诗歌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写给家人的。比如这首《春天》：“我跟老公躺在床上/电视吱吱啦啦地响着/就像我们纷乱的心事/贴近又遥远/这样的夜晚是新的/但又好像延续了数万年/老公的一条腿压着我的/霸占着生活的方向和内容//过去的时候/这样的姿势总会引发新的事端/被我们称为爱情的游戏/被算计成各式各样的程序/事情在预料之内，又在情理之中/——谁又换了一次台/都不再说什么了/他任我躺在他的右边抑或左边/在我细微的鼾声里测量着幸福的指数//外面在下着雪/雪吱吱嘎嘎地压着地面/老公说，又快到春天了/我看着电视，说，是啊/是啊，是啊，又是一个春天/我说着春天的时候，突然想哭/因为，又是一个春天啊”。这首诗前面看似拖沓庸常，后面却在隐忍中爆发。雪总是不经意之间降落大地，冬天本该有冬天的样子，冬天过后就该是春天了。然而，失去的青春和爱情呢，还会再来吗？

邵丽的小说往往会取材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很少凌空蹈虚，邵丽的诗歌也是，其中“父亲”更是常客。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金枝》《黄河故事》等小说作品里塑造了多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父亲”形象。这些小说作品虽然有一定的家族自叙的色彩，但毕竟是小说，小说是需要虚构的。就文体的时间属性来说，散文往往是以过去完成时态为主，小说则带有非常强的现在进行时，而诗歌则是向着未来的，或者说，诗歌在其属性上往往都具有天然的假设句式。在诗歌《父亲的稼穑》里写道：“父亲死了/享年七十七岁/……//离休之后/忽然关心起农事/请人在院子里开垦出一小片田/种上辣椒、西红柿和小白菜/甚至还有几棵玉米/总之，他想起复制田园/让儿时的记忆蹒跚而来 //短工走后/母亲扛起了长工/灌水浇园/剔苗捉虫/挥汗如雨/为了让西葫芦攀上高枝/ 她像一个胖大虫那样爬高上梯/搭了一个菜架/并因此闪了腰/她在父亲要挟的目光里/轻伤不下火线/直到西葫芦爬上房顶//……//我的父亲那时活着/他说他要去村庄种地/他蹲在地头跟人聊天 给帮他收拾田垄的乡亲抽最好的烟/父亲常常掰着手指说/春分了我要回去看看麦子/秋分了我要回去看看玉米//我的父亲那时活着/不断给村子买回种子和/农药化肥/尽管从来不曾见过/他打下粮食//我离休的父亲/忽然活成了自己/他对土地的热爱/远远大于土地//父亲的生活又被弯了回去/他的道路上重新铺满了/麦芒、秸秆、千粒重/过磷酸钙/人粪尿/他在餐桌上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打在墙上/好像那里可以突围//我的父亲死后/终于回到他的玉米田里/埋他的时候小苗刚刚没住脚脖子/后来我带着孩子去看他/那些玉米都高过了孩子/也高过了我/高过了我的哭/高过了我的思想/我看着自己一截一截地/被栽在田垄里/喝透了氮磷钾/并保持了/和父亲一样的株距和行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