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的高地

德川走进大学成为大学教授之前一直在跟红薯打交道。

豫西南的岗坡地，唯一旱涝保收的就是红薯。他母亲用红薯做饭做馍做菜，年头吃到年尾。德川想到红薯，胃就向外吐酸水。

爷爷告诉德川，有口红薯吃，再苦的年景也能过去。

德川出生时，母亲受惊吓回了奶水。

没奶的襁褓，哪还能活命。母亲说，俺把手指咬破用血喂孩子吧，不然他会饿死。

奶奶说，那可不行，你也会没命的，俺有办法。他们把红薯煮成糊糊往德川小嘴里扒，每次德川只是舔一点儿。一天天过去，德川长得像个外星人，四肢细长，眼睛黝黑，挺着大肚子，骨瘦如柴，却奇迹地活着。

德川长大后，母亲常说，德川是用红薯糊出来的红薯人。

一听这话，德川胃就打嗝。他在学校使劲折腾自己，头把墙抵个窟窿，就是要离开红薯地，撂了那碗红薯饭，脱去一身红薯味。

德川出门上课时，学院门卫室值班的校工老魏打来电话，德川教授有你的邮包，麻烦你顺路时取一下。

德川忙回答，老魏叔，我让爱人小娇去拿，谢谢老魏叔。

老魏不喜欢德川叫他叔。俩人操着一样的豫西南口音，即使姓氏不同，德川向他叫叔也很容易让人认为是真的。老魏连他是哪里人都不让德川知道。

准确地说老魏已不是校工，他已从校工岗位上退休十多年。当别人拿着退休金安度晚年的时候，老魏却坚持退而不休，分文不取地在门口做义务安保员，像学院门口的那棵塔松，既坚挺又古老，既真实又奇葩，既崇高又伤感。

德川坚持认为老魏更像老家的红薯，现在的生活都是一把白面一口肉，老魏这棵红薯却倔而吧唧地长着。

老魏笑起来说，小娇的力气太小拿不动，得来个壮劳力才行。

德川边走边想是谁发的邮包，事先也不发个信息。电话里德川没向老魏细问。莫说德川跟老魏说话有些怯弱，就连学院院长、学校校长都对他恭敬有加。

老魏身上的故事很多。几任校长一直用“老魏是个老兵”来肯定老魏对学校做出的贡献。老魏乐于这个称呼。在学院门卫室值班，老魏站着标准的军姿，一床军被叠得像豆腐块，天不亮就起床，把学院前前后后细细打扫一遍。大西北的冬天得多冷冽，春天得多漫长，夏天得多躁闷，秋天得多狂飙，无论春夏秋冬老魏天天如此。领导们说，他像颗钉子钉在大门口，有老魏在就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学院。退休后他依然如此，风雨无阻地站在学院门口，穿着军大衣或旧军装，目光锐利地审视每一个进出学院的人。学院与现在的大学合并之前，是一所军事学院。老魏的举止，像担负着重大而秘密的特殊使命一样。

老魏从部队转业后，学院按调令给老魏落实了保卫科长的工作，落实了工资待遇，给老魏分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老魏当时已经三十几岁，却是个没结过婚的红薯娃子。冲着他工作的那份革命热情和责任心，很快便吸引了姑娘们的目光，说媒牵线的接踵而至。这个时候，老魏把老家七旬老母接来，住进学院分给他的房子里。魏母来时已重病在身，行动不便。她拄着手杖，佝着身体，移着小脚，在学院里东边挪挪西边站站，撵着太阳等老魏下班。老魏对母亲无微不至，给母亲洗衣洗脚，端吃端喝。学院放电影、组织文艺演出，他就早早把母亲背过去，抢头排视线好的位置让母亲看节目。

魏母跟着老魏一起生活之后，像坏红薯掉进姑娘们的碗里咋看咋恶心。一晃二十多年老魏变成了老红薯种，最终也没有女的踏进他的门。

德川到学院上大学时，魏母还活着。德川很远看见旧宿舍楼前，一个中年人背着一个老人，杵在墙根晒太阳。那背着老人的中年人就是老魏，背上的老人就是魏母。西北冬天的太阳太金贵，特别是中午的太阳，一不留神就没影了。老魏背了一会儿母亲，便换换姿势，把母亲抱在怀里。

德川刚到大学人生地不熟，还是个没长大的红薯娃。他走到老魏跟前，没个深浅地搭腔，叔，你这样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抱着，你别扭，老人也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墩坐吧。

老魏盯视了一会儿德川，点点头，中。

学院里哪会好找德川嘴里说的墩。德川老家方言叫“墩”的这个物件，指的就是椅子凳子，能坐的东西。德川找了很久，才在墙角找到六块砖头。他把砖头放在老魏站的太阳地，正好摆成一个稳稳的墩。

老魏抱着母亲一屁股坐在砖墩上，说，你这个红薯娃找这个墩怪中哩。

方言是有营养的。老魏嘴里缺少大西北的长腔拉调，说的尽是德川的家乡话，特别是用红薯娃来称呼后生晚辈，用墩来称呼椅子凳子的方言，只有在德川老家豫西南的穷山沟里才能用得这么生动贴切。整个冬天，只要有太阳，老魏中午就坐在德川做的砖墩上，带着母亲晒太阳。从老魏嘴里撂出的家乡方言，也成为德川漂泊心灵甜美的慰藉。

老魏有时像没看见德川似的，不跟德川说话，只跟母亲说话，有时又像认识德川，说些土得掉渣让德川听起来过瘾的家乡话。

德川问，老魏叔是哪人？俺越听你的口音越觉得咱是一个地方的。

老魏并没有直接回答德川的话，抱紧母亲茫然地望着远方，说，以前穷，家里人死的死、散的散，就剩个妈，小的时候是俺妈用红薯一口一口把我喂大，俺就跟那红薯娃一样走到哪哪就是家。老魏却突然嚷道，你这个红薯娃子整天跟着俺扯啥闲，滚回教室学习去。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系里有个女生把德川拉到墙角说喜欢德川，把德川吓得几个晚上都合不上眼。那个女生就是小娇。小娇是城市姑娘，还是系里学习最好的学生，被定为留校学生之一。

德川上学的目的是脱去身上的红薯味，像他这样至今还是一身红薯味的农村学生，根本没敢想过娶个城市的大学生做媳妇。他想了好几天也没拿定主意，晚上拿着碗去打饭，刚到饭堂门口便撞上小娇。小娇把眼一瞪，手指比了个八字，又指了指后操场，暗语的意思是八点在后操场见面。

德川八点在后操场见到小娇便埋怨起来，你是要留学校的人，干吗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小娇说，怎么会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说上学是为了不用吃红薯饭，离开学校回到老家你还得跟红薯打交道，吃红薯，种红薯，你是想当个红薯人。

小娇的话说得僵硬别扭，德川倔着头返回宿舍。多日没有见到德川，老魏到宿舍楼找德川。德川把心里的苦给老魏说完便哭起来。

老魏拍了拍德川的肩膀，说，身上的红薯味你是脱不去了，不过只要努力学习，小娇就是你的。

果然被老魏言中，德川一直认为是老魏给学校做了工作，德川也同小娇一样成功留校，成为一千多毕业生中仅有的五名留校生之一。

老魏是个老兵，德川考虑着让老魏给临近毕业的学生上堂课，但是主题他还没有想好，也不知道怎么跟老魏说。在教学楼前，德川看到两个强壮的男生，便让他俩去找老魏取邮包，自己夹着电脑进了教室。

因为再过一个月就要毕业离校，绝大多数学生会就此结束自己的学生时代，步入到新的开始。学生们有些躁动，一些表现得踌躇满志想到社会的大海大浪中当弄潮儿，一些表现得心浮气躁面对生活像抓刺猬无从下手，还有一些表现得郁郁寡欢对未来感到迷茫。

德川把电脑放在多媒体桌子上，一边擦着桌面上的灰尘，一边等待着教室气氛的平静，可教室里一直弥漫着一种焦躁，乱糟糟的。

德川坐在桌子前看着学生们，你们这些红薯娃都做好准备了？走出学校都能养活住自己？就知道闹，等你们闹足闹够了我再讲课。

有几个同学觉得浪费时间，站起来给德川提意见，教授，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光如此宝贵，你不能这样挥霍浪费呀。

德川冲话筒喊，请想发言的同学上台来讲。德川的声音有点儿大，或者是话筒的音量开得有点儿大，整个教室安静下来。

德川说，今天的课本人索性跑跑题，请大家谈谈准备好向未来出发了吗？

学生们回答得乱七八糟。德川像再次捅到马蜂窝一样，教室里再次嗡嗡一片。正是青涩的时代，学生们心里的那点儿想法全写在脸上，挂在嘴上。

德川说，本人不想给大家讲大道理，希望每一位同学无论是走向社会，还是继续深造，都要去做一个红薯人，走一条像红薯一样的未来之路。

学生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为什么呢？

德川说，因为红薯耐旱，在山岗地也能生长，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三山六水一分田，毕竟山岗地多，做个红薯人好生存好活命。

学生们被德川的幽默感染，哄堂大笑。

德川继续说，红薯是粗粮、保命粮，做个红薯人就不会饿肚子，走出学校就能渐渐地生活得自足和美满。

学生们的笑声，渐渐被德川的话淹没了，教室里只剩下一双双注视着德川的眼睛。

德川接着说，红薯这种东西不记归途，这一点儿像我们的人生，只要一出发就没有回头路。不同的是，我们的人生是无情又自愿地在真实与虚无、搏杀和忏悔、华丽跟浮躁的碰撞里去衰老、去腐朽、去消亡，而红薯走到哪就在那里扎根安家。无论是高山平地，天南地北，国内海外，它都无声、踏实、安稳又真实地生存下来，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拯救了很多生命，甚至挽救了整个贫苦的人类，却默不作声、沉默无语地活着，这种沉默意味着付出，意味着隐忍，意味着淬炼。

在整个教室陷入沉寂的时候，那两个学生吃力地抬进教室一个超大的邮包。它是从德川老家寄来的，打开是一大袋红薯。德川不由得胃酸直冒，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在这乍暖还寒的暮春，从千里之外的老家给他这个大学教授邮了几十斤重的红薯。

学生们批评德川说，刚才还赞美红薯，让我们做红薯人，现在看到红薯居然是这副表情，前后反差太大啊！

德川忙解释，本人自小吃红薯长大，落下了吐胃酸的毛病，但这不影响我对红薯的认识、理解和感情，我赞美它更说明它的可贵和价值。

学生们理解德川的感受，这像紧追自己的那个自己不喜欢的男生或女生，虽然见到他或她就反胃，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他或她的品质，说，既然德川教授被红薯伤了，吃不了红薯，那教授不如请我们吃红薯吧！

德川被学生们的表情逗乐，摊摊手，好，这么多红薯怎么吃得完。

听德川这么说，学生们都激动地鼓起掌。现在即使在农村也很少见红薯，很多农民吃红薯也要去超市购买，而且还是在这晚春季节里吃红薯。下课的时候学生们都欢呼雀跃地上台，很有仪式感地给德川鞠躬后，从德川手里接过一个红薯离开教室。

德川把剩下的红薯抱回家，小娇正准备做饭，看到红薯两眼发亮，跟德川商量，今晚做红薯茶怎样？

德川说，好。

红薯茶不是茶是饭。把红薯去皮切块，放到水里煮熟，红薯和水一起盛着吃，这就是红薯茶。小娇从邮包里拿出红薯去皮时，却有一片纸落在脚前。

灯光下纸上暗淡的铅笔画，像飞机飞过晴空时的尾烟，慢慢地一点点清晰起来。上面画着一个用某种果实拼成的小瘦人，肚子的位置画了一个很大的果实，头顶的果实上还画着长有心形叶子的长藤。

小娇叫道，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画。

德川看到画顿时陷入沉思，这画分明画了一个用红薯拼成的红薯人。德川看着看着有了感觉，接着想到一个人，他终于找到了画的由来和邮寄红薯的人。

德川想到的那个人是老舅。老舅不是德川的亲舅，但绝对是德川全家人最敬重、最感激、最亲近的人。母亲常说要不是老舅，回娘家的路早该断了。

老舅是个哑巴，憨憨傻傻，鳏寡一人，却异常勤劳，种得一手好红薯。他住在山腰，围着大山开垦出一片一片荒地。这些地干巴巴的，只能种一季红薯，如果农时抓得不紧，连红薯也种不活。种上红薯，老舅一筐一筐不停地向地里背羊粪，到秋里结出的红薯又大又圆，吃起来像板栗。

荒春的日子最难熬，每到这个时节，母亲就让德川和哥哥一起到老舅家背点儿红薯下锅做饭，背点儿红薯干打面做馍。有时候母亲会做一双鞋或把破衣服改造一件，让德川和哥哥送给老舅穿，送去的目的还是去背红薯、红薯干吃。那个时候每个月都会去老舅家一次，二十多里山路德川和哥哥要走一晌。到老舅家，如果老舅进山不在家，那就惨了，等回老舅俩人背着红薯返回时天已黑透，能听到狼的嚎叫。一想到走夜路时狼的叫声，母亲便心惊肉跳，德川和哥哥也惊恐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