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诗学：森子诗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学界兴起了“先锋文学”潮流，这也是当时席卷整个文化艺术界的一个新思潮当中的一部分。“先锋文学”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先锋小说”，事实上“先锋诗歌”也颇为重要，其发端甚至更早，且更为持久和深入。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先锋文学”强调的是创作者的自主意识，他们运用非正统的观念和技巧，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来追求革新和进步。从“白洋淀诗群”“今天诗群”到朦胧诗派，都具有类似的属性，其中都有知识分子诗人的影子。1987年，在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上，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概念，形成了“知识分子写作诗群”。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这个写作运动当中，地处中原腹地一隅的平顶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民刊《阵地》为核心，形成了“阵地诗群”。

在森子主笔的《阵地简史》中，详细描述了《阵地》诗刊的发展历程。1991年4月，森子与海因、冯新伟、罗羽、老船等创办《阵地》。“阵地”的寓意是坚守人类的精神高地，又置身汉诗写作的最前沿，这也是我们的雄心和抱负。无论面对的是思想的地下室还是生活的现场，《阵地》都坚持触及并挖掘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坚持一种前倾和眺望的姿态，对现代汉诗写作提供某种参考和定位。迄今为止，《阵地》一共出刊十期，并出版《阵地诗丛》十本。在其中，森子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可以说，森子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与演变的亲历者，也是当代先锋诗歌写作的重要实践者之一。

森子，1962年生于哈尔滨呼兰区，曾参军，毕业于周口师院美术系，1986年印制个人第一本诗集《背叛》，1989年获得《青春》月刊“第二届当代大学生诗歌大赛奖”， 2007年获得刘丽安诗歌奖，2013年获得诗东西年度诗歌奖，2021年获得苏轼诗歌奖，并获“第二届诗人名典极光诗歌奖——十佳诗人”称号。出版有诗集《戴面具的杯子》《若即若离》《森子专辑·采花盗》《闪电须知》《平顶山》《面对群山而朗诵——森子诗选》《森子诗选》等。其作品曾入选《推开窗：当代中国诗歌》英文版、《玉梯：当代中国诗歌》英文版、《中国新诗总系》《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与典藏》以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国内外新诗选本。

森子老家是黑龙江的呼兰区，16岁前，一直在东北和河南之间反复迁移，最终随父母定居河南平顶山。对其早年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在东北老家的乡村生活。他在《自述：种过牛痘的人》一文中写道：“在没有污染过的平原的碧空上，在小河边的柳丛里，在麦地蝈蝈的歌唱中，在冬天光滑的冰面上，在雪地上的脚印里，在青纱帐内，在堵严了窗户的油灯下，在奶奶的萨满舞蹈里，也在乡村的俚语和闲话中，更在世代沿袭的民俗和民间禁忌中。如果说我还可以抒情、歌唱，它们早就给了我一个调门。”这些形成了森子乡愁的内质和外延。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幼小的他体会到了那片黑土地上乡亲们人性的善良与淳朴。1990年4月，森子写出《一代人》： “小时候，能看见很高很粗的烟囱/就是幸福/那些蒸煮太阳的岁月……/反复踩踏我们的耳鼓……//当我们坐进土坯教室/面部紧张小腿活泼/懵懂书本上的一切，我们才知道/烟囱对天空所说的全是屁话/但幸福感犹在/庆幸我们没有成为一代暴徒。”这大概就是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与总结。

黑龙江呼兰县，现在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成为呼兰区。这里是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故里。萧红生于1911年，终于1942年，其作品和人生都具有典型意义，是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森子的诗作《呼兰》里写道：“一盒火柴，就能让我想起呼兰/它的名字带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从康金井乘火车去哈尔滨/我多次途经县城，却没有到城里转悠/因此，它的模样就像受潮的火柴杆/擦不出记忆的火花。只有一次/在梦里，我冒冒失失地抵达过县城/一个卖冻梨的老汉对我说/这就是呼兰，不信你冲河水喊两嗓子，它会冒出蓝烟/我捧着冻梨直打冷颤/手脚麻木，满嘴哈气往外冒/小时候，吃冻梨先用凉水拔一下/等梨皮脱掉一层透明的玉衣/再下口。呼兰不会长得像冻梨吧/萧红姐姐、萧红阿姨、萧红奶奶/不会像梨皮一样难看。长岛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去过萧红故居/看了呼兰河，可我却不能跟他谈论/有关呼兰的轶事，我用钢笔把它写进/祖籍一栏。我确实沾了点萧红的光，因此/有些脸红，本来嘛，我的脸就像黑土地/一样黑里透红，并影响到了女儿/两年前，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当长长的暗夜威逼一个少年/成熟、衰老的时候，我掏出一根/火柴，划亮整个县城，她的女儿萧红/用一双审视的眼睛望着我/除此之外，我还能对呼兰说些什么呢”。将自己的故乡的名字比喻为带有硫黄味的火柴，冻梨、黑土地，以及“暗夜”的威压，在不同的时间里，同一块寒冷的沃土里成长起来的人，形成了一种默然的映照。只有呼兰河边卖冻梨的老人明白，你冲着河水喊两嗓子，就会冒出蓝烟。森子本姓林，他在《林家》里说：“年轻人/鸣锣开道，像是过愚人节/或动物狂欢节。除了过年/乡村没什么节日，13岁/我离开林家，再没有回去过”。记忆是一种真实，往往又带有迷幻的效果，其实往往无法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对于个人来说，也许不过是情态之一种而已，除非产生了怀疑，在一致性中裂变，或许才能发现部分交错的印痕。

不同时期出生的诗人，在写作上会有一定的共同性，有大致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特别是观念上，在形式上的不同并不会削弱它。这不会因为诗人在想象上的差异或者标新立异就能改变，诗人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于自我的拓展和突破，诗人是以诗歌写作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的塑造的。一个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的是诗人创作理念的逐步演变。2004年，森子在《自述：种过牛痘的人》中讲道：“我向往的是朴素的生活，它更是自由的生活。为了这份自由，我投身写作，而写作就是在各种不自由中寻找自由，哪怕是一缕自由的微光。这微光自然包含了生命、历史、黑暗、恐吓、怪诞、愉悦、冲动、死亡，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现实生活的意义，以及对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认识。它们是抽象的，但它们却热爱形式的具体。这个具体就是诗，诗的雏形，它也是诗的内核，那个生命中的生命在消耗中做着它的长梦。任何果实内部发生的事情，也在我的生命中发生。”

“我个人的写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对应，有时我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有时则是主动的，深入未知的领域。我的诗学反应是，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审美的距离。这一方面等于承认我是时代生活的同谋，另一方面说明我也可以与时代生活成为一种朋友关系，相互承担，并互为见证。我的写作主题大部分来自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回忆、审视和想象力。面对生活这本巨大的奇书，我投入的不仅仅是热情，还有怀疑和批评，甚至是戏谑。”“2000年之后，我就在想与泥沙俱下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告别。我已经不再满足于写作与生活的简单的镜像关系，诗歌不能成为生活的伴生现象，诗歌不是生活的注释，诗歌写作与生活应该是一种平行关系，它具有批评意识和创新生活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对于叙事性的加强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诗歌是以抒情为主的，诗歌里的叙事也往往是为了抒情效果的达成。这种有意识的转换或许是对一种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的策略转换，将抒情的背景深化、泛化，从而成为事物本身或者试图形成一种假想中的达成。叙事性的加强，是为了拓展写作的可能性，但却未必能够有效，甚至可能会影响诗歌文体本身的审美属性。在经济学上有“不可能三角”： 在金融政策方面，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上，难以同时获得三个方面的目标。事实上，“不可能三角”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诗歌写作来说也一样，形式、主题和审美互为表里，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在写作上也有可能形成难以兼顾的局面。诗人在创作上，面临一样的困境和选择。1998年11月，森子写了一首《那年夏天——致杨远宏》：“那年夏天，我从昆明看画展归来/路过成都，带着一张青芒果的脸敲开/你家的木门，看见你失眠的眼圈发黑/一绺头发很不听话地翘起，像压不住的/火苗。我们谈外省的天气：多云转阴/成都也有些闷热，仿佛一根火柴/就可以将空气点燃。晚饭，我们吃夫妻肺片/喝沱牌酒，抽五牛烟，关于诗歌现状/没说一句话。傍晚，你带我到河边散步/没有一丝晚风透露给我们希望的消息/第二天，你找来两辆旧单车，我们在蓉城的/马路上追逐，是追逐，因为你/骑得飞快，很危险。小广场上空荡荡的/连一只鸽子的影子也见不到/天空似一只反扣的大锅还没有烧到沸点/我们站在那里大概有六七分钟”。这首作品里有大量的叙述，环境的描写，以及森子很少使用的口语化表达，将情感外化、物化，以氛围的渲染来营造意境。在知识分子写作里，诗人往往还大量使用中西方的文化典故、复杂的句式来融入叙述，从而达到自我抒情的疏离与外置，延伸入更为丰富的时代生活，表现更为复杂而庞大的主题。这其实还是对于价值或者说意义的探寻与迷恋，隐含着表达者的幻象。

2003年10月，森子写了《有生之年》：“下午的阳光有智者的温和/它也老了，我说/走过杨树林时，我想到了/无用的智慧，就这样/直挺挺地傻站着/一排排，一行行，不猜度别人的心思/不幻想房梁、课桌、枪柄、镜框/更不做实用主义的新郎/阳光梳通了它们的血脉，在它们/稀少的头发上，鸟雀如漂亮的发卡飞走/在我有生之年，我也要像它们一样/更加挺拔，更加无用。”这首作品当中，叙述、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类似于自我剖白与辩解。这和庄子的无用之用所追求的自然而然有所不同，还有“挺拔”，这是不畏刀削斧砍的勇毅和果决，是文学介入意识的深植。2004年3月，森子写了《细草间——给耿占春》：“他眼睛里有只羊/他眼睛里我们都吃草/而草呢，吃露水、羊粪、满天的星斗和栅栏/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吃羊奶牛奶，/却不喊她们——母亲/我们还爱喝晨光，蛋壳里跺脚的白昼/和光波中长短不均的荷尔蒙/每个人都得到一小块满意的方巾/我们都不看北方/不看野火下的白居易、马齿苋和车轱辘/我们给古诗涂清凉油/在他的眼皮下放一桶清水。”耿占春参与过《阵地》和《阵地》诗丛的编选，对于阵地诗群的形成也起到过重要作用。作为一份同人刊物，《阵地》的作用不只是刊载作品的传播效果，还有创作观念和意识的碰撞和融合，从而形成了更大范围以及更深层次的影响力，并对当代诗歌发展起到了建设作用。这首《细草间》是对《有生之年》的补充和细化，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体行为，也是某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的自我选择，是一种特定语境中的自觉和清醒。

2013年5月，森子写出了《无可选择的人》：“起床前，你从淤泥中拔出胶鞋，/这说明你的力气不在本地区。/你在鞋子的边缘转悠，因为脚趾需要索引。/故乡也在找替身，当你厌倦钟表/做公鸡的伙伴。//向南，有小路通往小镇/它由不够长和不够短构成。/你询问，在确实如此之外扎一道樊篱，/为了困住自己是个无可选择的人。//早已给定的区域不管是黎明还是黄昏，/都需要一种献身行为。/从省内向省外掏泥也是给予，/发出到达的忙音，/如同菜地里突然窜出一只野兔，只是//你不再羡慕它逃脱的姿态。/你很好地想了想身内和身外，/竟无任何知觉。你光着一只脚从梦径起身/来到这首诗中，并不需要摁下趾印。”当我们确立自我时，经常会考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在何方”这些永恒的话题。人会“厌倦钟表”，想选择“做公鸡的伙伴”，“知觉”既是一种解惑，也在迷惑之内。以文字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行为，带有鲜明的象征意义。物象的指涉在抽离本体之后，当然这种抽离也是不完全的，不可能真正到达，就成了衍化。诗人在写作时的追问行为本身，也许就是其价值所在。面对无可选择时，也许情态是第一位的，我们无法改变现实，却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王维有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面对同样的困惑时，王维的态度是化繁为简，从容不迫的。

诗人云游天下，将足迹踏遍大好河山，并将美好的诗句留下来，在时空中回荡。森子也写下了很多纪游诗，在这些作品里，还将古人的言行加以参照，加以映照。2015年8月，森子到河南省汝南县，写下《天中山一日——寄怀颜鲁公》：“这一天，颜鲁公受困蔡州，离死仅隔一张纸/这一天，颜鲁公立笔为木/青鸟看见树影长出嫩芽，同他说家乡话//这一天，颜鲁公洗手，满手都是砂砾/一种折磨的必须就像取火的燧石/颜鲁公纵身向火，如果不被拦住的话/天上的彩虹就会多一条绷带//这一天下降了几厘米，理想的身高是承重之后的/赑屃，将压力传导给俯卧的大地/这一天，李希烈想什么，没人关心//这一天，一直在等一场大雨/那时还没有宿鸭湖，但有野鸭前来报信/颜鲁公见来者便拜了两拜，无怪乎朱熹说他有忠而无智/但眉头稍微一皱便是大智若愚//这一天，颜鲁公气炸了肺/山崩了几厘米，死期不可再期/这一天，寸草从颜体中起身，看见了晨跑的学童/这一天是天上的一日，千年后/理想的身高并无丝毫增长。”诗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德宗派颜真卿到叛将李希烈部传达朝廷旨意。颜鲁公明知此去凶多吉少，还是毅然前往。颜鲁公被李希烈扣留，后又被送至蔡州（今汝南城），终被缢杀于汝南。现在天中山碑上的大字，即颜真卿在汝南时所写。”颜真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舍生取义。这种理想主义的行为，在一个极度现实的年代，隔着时空遥望，令人不免感喟。事实上，“理想的身高并无增长”，承重的强度就是其“身高”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