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体命运展现农村变革的时代画卷
作者: 何弘南阳是一个作家频出的地方,远如李季、姚雪垠等就不必说了,即使新时期以来,诸如乔典运、二月河、田中禾、周同宾、周大新、马新朝、柳建伟、梁鸿等,都在全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南阳作家群是最早受到全国关注的地域创作群体,至今仍是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地域作家群。
李天岑是南阳作家群的重要一员,他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多余的介绍》,创作可以说是和中国新时期文学一同起步的。在极具实力的南阳作家群中成长,李天岑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水准。他后来从乡镇基层开始,一步步成为南阳这个人口过千万的大市的重要领导,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事务方面,文学创作的梦想被暂时压在了心底。乔典运曾如此评价李天岑:“他的东西很不错,有乡土气息,也很大气,比较放得开。只是他现在做官了。”
从重要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李天岑压抑已久的文学创作热情再次喷发,继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找不回的感觉》后,连续创作了长篇小说《人精》《人道》《人伦》《平安夜的玫瑰花》等,近日又创作出版了反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来农村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三山凹》。
《三山凹》以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个发小为主人公,书写他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性格驱使下不同的拼搏轨迹,以长达40多年的时间跨度,全景式地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恢宏画卷,这是李天岑本人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南阳作家群、中原作家群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中国作家为伟大时代留下的文学写照,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三山凹》获得了《小说选刊》2020年度大奖。2021年4月17日,李天岑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他不求写出惊世之作,只求跟随时代的步伐,做好时代的记录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为人民大众塑像;尊重读者,了解读者,善解读者之意,写出更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应该说,《三山凹》在时代的记录上,在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改革开放史的文学写照
从新时期、新世纪到新时代,从改革开放到脱贫攻坚,从富起来到强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的40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三山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历史的全景式呈现。作品立足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以生动的笔触书写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九大之后40多年来乡村的变化,不仅有对中国乡村改革开放、脱贫致富奔小康实践的全面书写,更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亲情爱情、伦理道德,写出了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变。
多年来,用小人物写大时代的作品很多,但成功的其实很少。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我们对大国元首的活动、明星名人的生活琐事、朋友的吃喝拉撒等,上上下下人物的一切似乎无所不知。但我们又好像失去了对社会、对世界的总体把握能力,对各行各业的运转等一无所知。也许正因如此,当代文学的很多作品,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对复杂经验、微妙情感、内心冲突的细微把握上,于是作品描写越来越细致入微,细节也无比充实,但就是无法对社会有总体把握。相对而言,《三山凹》做得非常好。《三山凹》以三个发小40多年人生命运的起伏为主线展开叙事,在政治、伦理、情感的冲突中展开故事,全面书写时代的变迁。三位发小,一个长期担任县乡领导,一个是村支部书记,一个下海经商。三个人物的三种身份,从不同维度切入大历史之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确立了作品宏阔的格局,很好地表现了时代的变迁,并对一个时代的经验进行了整体的概括。
柳大林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柳大林的命运正是因为高考制度的恢复而被改变。小说由此进入,书写了高考恢复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影响,一下子就把人物与时代的关系紧紧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因为高考,三个发小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而他们命运的变迁,体现的其实是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性变迁。
柳大林大学毕业以后,从秘书一步步成长为县委书记。县级党委政府,是一个承上启下、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枢纽。柳大林这样一种身份,使作品一下子打开了表现空间。作品通过柳大林,真实描写了县乡党委政府的运转情况,真实展现了中国县乡基层政治生态,更由此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变化等清晰表现出来。同时,中国乡村与外界的联系也由此建立起来,使作品对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变化书写得更加充分全面、扎实深入。
张宝山是一个为改变乡村面貌而不懈奋斗的基层优秀共产党员。他和大林一起参加了高考,梦想通过高考走出农村到更广阔的天地有一番作为。虽然分数过了录取线,但因为政审等原因,他没能走进大学校门。但宝山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怨自艾,从此扎根农村,成长为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一步步战胜贫困,走向小康。因此,从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讲,《三山凹》是一部表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取得了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表现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近年来非常多。但这些作品总体来说就事论事的多,就脱贫写脱贫的多,相对来讲给读者的感觉像是在写一场运动、一个活动,因而有单薄之感。《三山凹》在一个更长的时空维度中书写传统乡村,显示出作者对乡村生活和人物的熟稔。作品以作者的家乡南阳为背景,写深厚文化滋养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写乡民思想观念在时代大潮中的嬗变,写他们如何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地努力,彻底消除贫困、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实践,既突出了脱贫攻坚的主题,又使作品显得更有厚度,更为丰满结实。
白娃侯子耀是商品经济时代“能人”的典型。尽管多少带有一些脸谱化的倾向,但白娃在整部作品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白娃代表的是改革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是一个新兴群体的代表。他自身存在道德瑕疵,性格中有投机取巧的偏好,但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勇于改革的探路者,是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就,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而白娃这个群体在其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由于对规则、规矩的漠视,白娃在生机勃勃而又泥沙俱下的改革开放之初敢于打破陈规,先行一步。同样由于不重视规则、规矩,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并逐步规范之后,白娃未能及时调整自己去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是一味投机,甚至触犯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终致走向毁灭。《三山凹》写出了白娃的复杂性,其实也很好地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人和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有了白娃这样一个维度,《三山凹》对改革开放进程的表现才更为全面、更为充分、更为真实,作品也因而更为丰满。
通过大林、宝山、白娃及与其相关的众多人物,《三山凹》表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变化,描绘了从乡村、乡镇、县城到省会及深圳等现代都市的历史变迁,是对中国40多年来发展的全景扫描,是一部中国乡村的改革史,也是一部人民奋斗脱贫的创业史,更是中国农民的情感史、心灵史,是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当代中国故事,是新时期、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创业史》。
坚持讲故事的传统
《三山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故事性强。作品开篇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桥段:大林要结婚了,发小白娃骑着自行车去迎亲,却把新娘拐跑了。人物的矛盾纠葛、情感冲突由此一下子展开,奠定了作品展开注重故事性、冲突带有戏剧性的基调。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将作家称为“讲故事的人”当然并非从莫言开始。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出过一本名为“The Storyteller”的书,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讲故事的人》为名将其翻译出版。小说家从根本上说,就是“讲故事的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高峰是唐传奇;白话小说的直接起源是话本,说史、说经话本形成了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单篇故事的形成了短篇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欧洲早期的小说集《十日谈》,收录了10位年轻人为躲避瘟疫到佛罗伦萨郊外的小山上10天讲述的100个故事。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记述的是少女山鲁佐德用讲故事的办法,吸收国王因爱听故事而不忍杀她,在一千零一夜里所讲的故事。从中外早期的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小说起源于说故事,小说家的前身就是说书人。《十日谈》《一千零一夜》更是隐含了用讲故事完成对自我和他人拯救的主题。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讲好故事是小说的根本,小说意义的表达应该通过叙事来完成。当然,小说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讲述故事那么简单。特别是当代小说,琐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成为描写的主要内容,故事被严重弱化,人物的内心生活成为表现的重点,小说家似乎已不再以讲故事为己任。这样的小说不能说不好,它在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性的开掘方面确实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小说也因此变得精致化、精英化,离大众越来越远,读者越来越少。毕竟,一个好的故事框架和精彩的讲述对完成一部好的小说来说,仍然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元素。小说要想唤回大众读者,必须回归讲故事的传统。
李天岑的小说写作一直坚持讲故事的传统,从《找不回的感觉》《人精》《人道》《人伦》《平安夜的玫瑰花》到《三山凹》,他一以贯之地把讲好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基础。李天岑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谈到,“有趣”“有故事”是小说好看的前提。当作家要做有心人,要注意收集故事。他在各种场合,听到有意思的故事和有趣的语言,就立马用笔记下来,微信里看到好的内容也收藏起来。正是因为注重故事性,李天岑的小说才显得可读性强,生动感人。
李天岑的小说注重讲故事,但并非简单如写传奇小说般构造离奇玄幻的情节,而是注重利用人物间的情感纠葛,设置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以此推进叙事。《三山凹》以大林、宝山、白娃三个人物相互交织的命运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展开故事。这种结构方式避免了以单一人物为主人公推进故事带来的单调感,使人物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纠葛,故事发展具有更多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表现空间因而更为开阔,对从小山村到现代都市的生活进行能够全面展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因而更为丰满。
李天岑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矛盾冲突的戏剧化。《三山凹》的人物设置本身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宝山的媳妇、白娃媳妇是亲姐妹,白娃的媳妇是大林的初恋。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为作品戏剧化冲突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作品一开头,发小拐走兄弟媳妇的桥段就富有戏剧性。此后随着情节的展开,这样的矛盾冲突不断出现,比如白娃之死也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事件。细读李天岑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设置戏剧化的冲突是其推进情节的重要手段。《三山凹》之前,《平安夜的玫瑰花》以夏玉莲和武大楼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其间又穿插夏玉莲与武小房、婵树林,武小房与谢凡、夏玉莲,武大楼与夏玉莲、刘翡翠等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如此多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作品的戏剧化性就显得极为明显。
对小说创作来说,很多人尽量回避戏剧化冲突,以免对作品的真实感产生影响。但李天岑却将此类戏剧化的冲突描写成反映时代特征的典型事件,加深了读者对不同时代的认知、理解。像白娃拐走大林媳妇这个事件,初看感觉有些荒唐。但事情产生的原因是,大林没有自行车,而白娃作为大林的发小,自己的父亲有一辆自行车,自然要帮兄弟骑车接亲。自行车是那个时期人的身份、地位的象征,白娃的父亲是村支书,自然对黄花琴更有吸引力,白娃又是个生性浮浪之人,拐跑新娘似乎就成了当时环境下不难理解的事情。如此一来,作品描写的这些事件,就有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有些戏剧化,但不会让读者产生虚假感,反而会有深刻的印象,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时代。《三山凹》从头至尾,通过一件件事件的串联、积累,将不同时代的特征准确地梳理出来,很好地表现了时代的变迁。
细节的扎实、密集是李天岑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李天岑说:“小说靠好的故事立起来,我在写每一个章节的时候,都要认真考虑几天,力求每一章节写出两到三个出彩的地方,在出彩的地方,写出好的真实的细节。我感受最深的是,有好的细节,有精彩的情节,故事就能够跌宕起伏,富有感染力。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不能编造,必须真实,才能打动人。”《三山凹》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扎实生活积累的基础上,比如写到白娃接亲时骑的是飞鸽自行车,黄新月跟白娃一起做生意买的是一辆飞鹰自行车,白娃做生意后买了辆130汽车等。这都是那个年代具有标志性的物品,在还原历史场景时有着非常好的效果。《三山凹》这样的细节密度很大,尤其是矛盾冲突一个接一个。桥段密集是现代电视剧、网络小说常用的手段,为的是保持作品以读者足够的吸引力。但集中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对于小说写作来说,叙事保持适当的张弛,作品才会显得更为灵动,也能给读者留下回味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