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奔月之路

2023年5月，三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十六号登上天宫空间站后，中国宣布了一项更雄心勃勃的计划：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至此，“可上九天揽月”的梦想正越来越近。

时间回到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按预定路线发射，它在一周后完成中国探月工程一期的最后一个里程碑，采集约2公斤月球样品并送回地球。“嫦娥五号”指挥官们经历24天卡到嗓子眼的紧张后，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并返回的国度。

指挥官们有印象，此时，他们都收到了一位91岁、腿脚不便的老人的短信，喜悦地对年轻一代的壮举表示祝贺。

这位91岁老人一生心系航天。他的名字与一切新中国如雷贯耳的航天工程紧密相关—孙家栋。

1965年，导弹发射。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80年代通信卫星发射。90年代，北斗导航卫星工程起步，还有21世纪的探月工程，都有孙家栋的至关重要的努力。而从1967年，也就是孙家栋38岁开始，他担任的近乎都是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想的是“怎么做”的具体问题。

卫星发射专家王建蒙在孙家栋的专著回忆，2009年，进入80岁后，孙家栋工作内容侧重国家战略研究，频繁参与各种会议。他厚积薄发的人生迎来了回报，对他的各种嘉奖和荣誉纷来沓至。但孙家栋依然事无巨细地担任北斗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据王建蒙回忆，尽管高龄，他从未缺席过北斗卫星发射，每次都准时出现在指挥控制室。

这位前半生执迷造星，后半生引领登月的“两弹一星”元勋，与中国的星辰之梦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成长曲线。

如果回顾这位果敢的、坚持的、荣誉等身的老人半个世纪的航天之路，与他的成就并道而驰的，是他面对一无所有与一败涂地的境地时，始终如一的勇气和坚毅。

“月亮上不去，拿我孙家栋是问。”

三巨头

1993年的某天，一个研究了半生地质的科学家敲响了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栾恩杰办公室的门。

来者叫欧阳自远，此时已经58岁，年近花甲，但一如他的名字，他依然心怀远方—远至太空的远。他学地质勘察出身，早些年背着馒头和水壶，埋头观察了无数矿脉，年纪渐长，他开始抬头仰望星空，40岁后，他把目标转向了月球。

现在，他刚论证完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探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兴奋地告诉这位比他小5岁的航天局领导。

20多年后，在一档节目里，欧阳自远激动回忆起一幕：“栾恩杰听了非常振奋，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我们中国也一定能搞成。但有一个人，你一定要去找，孙家栋，一定要把他拖进我们的队伍里来。”

得到积极反馈的科学家，又去敲开了另一扇门—65岁的孙家栋家。

这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事务繁多，很多事情等着他奔走。

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银河号事件。7月7日，“银河”号从天津新港出发，628个集装箱，驶向中东，却在不久后失去了信号，无法判断方向，在海上漂泊足足33天。原因是7月23日起，美国称握有确凿证据，指责“银河”号货轮载有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要求在公海上停船检查。但后来报告公开，美方其实并没有所谓证据。同时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关闭了银河号所在海区的GPS导航服务，迫使“银河”号货轮停航。

拥有我们自己的导航系统，变得极为迫切，孙家栋主动站了出来，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联名上书，建议启动中国的卫星导航工程。至此，北斗系统，开始了漫长的研制。

与此同时，世界正在兴起第二轮的探月热潮。欧洲空间局相继制定了登陆月球、建立月球基地的设想，除了美俄，日本印度德国等也加入了太空竞赛。

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项目就立项了，欧阳自远认为，这证明国家的技术已经能够进入太空了。

听着眼前欧阳自远的畅想，孙家栋同样兴奋，询问了很多细节。

谈了半天后，孙家栋果断对眼前的晚辈说：“月亮上不去，拿我孙家栋是问。但一个问题，上去了以后，看什么，拿什么，这是你的事。”

欧阳自远回忆：“他太高兴了，对我说，‘欧阳我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明天再谈一次’。”

三人各有所长，一拍即合。

栾恩杰任总指挥，孙家栋做总设计师。一辈子搞科研的欧阳自远，则是首席科学家，自称是被两人带入门的弟子。

2004年，孙家栋被正式任命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已经75岁了。传记作家王建蒙记得，作为探月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每月在北京的时间不足十天，经常一周飞好几个城市。

虽然年过古稀，但孙家栋一如往常，腰杆挺得很直。

虚弱不堪的妻子，幽怨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在“嫦娥一号”卫星技术方案会议上，他解释了探月任务的不一般：“卫星在地球上发射，但地球与月球在不停地转动。地球在什么季节与月球距离最近，最有利控制？”

他又说：“火箭点火是牵动全局的事情，与之有关的火箭、卫星、发射场、测量控制、通信保障等系统，都要保证与发射时间绝对同步—这绝对是新的尝试，中国所有航空发射从没经历过的。”

老骥伏枥，孙家栋只能运用经验和系统的力量，实现一件很新的事。

这种能力与他大半生的经历紧密相关，成长于沉浮、贫困、百废待兴的年代，未知与变化充斥个体的未来。

神秘的人

一起生活十多年，妻子魏素萍并不知道孙家栋在做什么。

他不仅忙碌，还很神秘。一个冬夜里，魏素萍被电话铃声惊醒，看见丈夫急忙忙跑去客厅，衣服都没披。魏素萍怕他冷，拿着大衣过来。孙家栋却条件反射一般，用手捂住了话筒，并示意她赶紧走开。

保密，是孙家栋工作的基本要求。

195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主修汽车维修专业的孙家栋，因俄语成绩优越，被公派到苏联学飞机制造。7年后，这位29岁的青年学成归国，又因为国家需要，再度“转行”。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秘密进行的导弹研制工作。接下来的十几年，他都没告诉妻子，自己具体从事什么。

1967年7月，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这也是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此时的他，年仅38岁，正是家庭最需要经营的时候，妻子也怀了孕，但他无暇照顾她。女儿出生的第二天，他才赶回来看望妻女，虚弱不堪的妻子，幽怨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新中国最神秘的组织之一，坐落在北京城南。当时有外媒表示诧异说，京郊有一个神秘的大院，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光闪烁，“也不知道新中国在搞什么大行动”。

这个故事，则需要从钱学森说起。1950年，筹备回国却被美方认定为间谍的钱学森，在一座美国小岛被软禁了5年。1955年，钱学森通过外交手段回中国。次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做院长。

担任领军人物的钱学森，打算做一件很新的事。

1965年，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导弹和原子弹。钱学森大胆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建议：卫星研究应该提上日程了。

“搞卫星是件很复杂的事，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拿出东西。”

聂荣臻婉拒他，这个问题自己和总理讨论过，“都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

眼前的科学家没有放弃，继续说：“人造卫星的作用不光在军事方面，还可以搞广播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尤其是载人卫星，前景很广阔。”

聂荣臻很快给出批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当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卫星规划纲要，还开会讨论了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间：1970年。

现在，只剩5年时间了。

1967年，与钱学森共事了9年的孙家栋，成为被选中的指挥官。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钱学森既是孙家栋的领导，也是他的恩师，情同父子。

孙家栋正是在办公室趴在地上设计导弹时，收到了调任通知：“你来负责我国人造地球卫星设计总体工作”。

一穷二白的时期，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临危受命，孙家栋激动又惶恐。此时他不到40岁，“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年轻了，但在当时还很年轻。把造卫星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你去负责，确实既有压力也有动力”。

超宇宙速度

1967年，中国制定卫星发射计划时，开了一场长达42天的技术研讨会。

会议接近尾声时，法国突然宣布，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世界第三个拥有卫星技术的国家诞生。

倍感压力的中国航天人，商讨出发射第一颗卫星的12字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这个要求已经不算高，但当时的中国人，连如何实现第一步都感到艰难。

据王建蒙在《孙家栋院士传》回忆，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相当薄弱，人们连航天的概念都没厘清。

要想飞出地球，飞行器首先得实现第一宇宙速度，也就是物体紧贴地球表面作圆周运动的最小速度：7.9公里/秒。中国从未有过这样速度的飞行器。

在会上，科学家最终决定物尽其用，“多快好省”地造卫星。为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他们决定将火箭的前两级用正在研制的导弹改装，第三级是固体火箭。

有了导弹的加持，是不是就有足够的推力，让卫星上天？

这是中国首创，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答案。留给孙家栋的问题更多了：空间的环境状况和温度参数全无，火箭、卫星到底要怎样的设施？如何帮助卫星控制温度？地面的东西怎么满足太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