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吻

作者: 张一弓

不能再拖延了!

关于他的一切消息都包含着不祥的征兆。据说,在他签发此生签发的最后一份报纸清样的时候,手指突然哆嗦起来,毛笔掉在清样上,留下一块血一样的墨渍。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他笑着向大家告别,但在走下楼梯的时候,却无声地流下了眼泪,歪坐在最后一个台阶上。后来,他就去香槟湖畔学钓鱼了。漂儿在下沉,鱼儿在咬钩,他却跟钓鱼竿儿一起打了个颤悠,“嗵”地掉到了香槟湖里。打捞是及时的。湖滨不乏好心的游人,还有一个水泥雕塑的长鼻子小象。他被脸朝下置于象背上,身体呈马鞍形的弯曲,倒净了一肚子香槟湖水和少量的胆汁,又在草地上施行了人工呼吸。救护车把他带走了。他又躺在离休高干疗养所的病房里,张口穸腮地喘气。

看来他的日子不多了。

我从乡下调回省城的第一天,便去疗养所看他。

初夏的黄昏是迷人的。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伸出浓密的枝叶,从头顶连接起来,形同一个暗绿色的穹窿。穹窿里暮色更浓,一切景物都变得如梦似烟扑朔迷离了。只有梧桐树干还在暮霭里显露出象牙的颜色,使我想起了50年代初期在这里栽树的年月。我靠近一棵梧桐,用脸颊贴了贴树身。有几片树皮脱落下来,像风干的鱼鳞。

树老了吗?它也年轻过的。

三十四年前,当我像一个递交国书的特命全权大使,踌躇满志地把工作介绍信递交给他的时候,他才三十二岁,是上任不久的总编辑,高大,健壮,用锋利的眼神打量着我,像一头雄狮在挑剔一只瘦小的山羊。

“你有十六岁?你是高中生?”

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虽然我在《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的考卷上吃过两个“鸭蛋”,由于我对鸭梨更感兴趣,而在每个“鸭蛋”上又画了一根细梗和两片锯齿形的小叶子,但我在一所名牌高中办了两年墙报的主编身份,偶尔在文科考卷上尝尝“一根油条外加两个小烧饼”的光辉经历,是不容置疑的。我准备作出不同凡响的回答,他却皱了一下漆黑的眉毛,冷不丁儿问道:

“你尿床吗?”

脑瓜儿蒙了一下,太阳穴在“怦怦”地跳。我当时面临的人生之最大不幸,就是常常在梦中找不到厕所。但我傲然望着天花板,对这一有伤大雅的提问不予理会。背后却传来女性的“嘻嘻”的笑声,脊椎骨上一凉,好像钻进了一股尖溜溜的小风。我为了增加身高而昂然挺直了的身子,也像扭麻花那样扭动起来。

背后又传来轻金属般的声音:“嘻嘻,别把人家逗哭了!”

总编辑照旧把脸绷得紧紧的。

“小鬼,你啃过哪一些书?”

我为受到捉弄而气恼,一口气背出了一长串书目,但把书目的排列组合搞得一塌糊涂。

“静静的顿河母亲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敏土,第四十一个二十八个与一个,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家春秋,铜墙铁壁洋铁桶……”

“暂停!”他用右手的食指顶了顶左手的掌心,“没读过理论书?”

“读过!”我气壮如牛犊。

“什么书?”

“《社会发展史简编》。”

“有何重要体会?”

“人是猴儿变的。”

总编辑爆发了惊心动魄的大笑。从破沙发座垫底下拱出来的弹簧,也在一伸一缩,像一个胁肩谄笑的奸臣的脖子。最不能容忍的,还是背后传来的清脆明亮的笑,简直是用一根富于弹性的金属棒,不住点儿地敲打我的后脑勺。我偏过脑袋,投去愤怒的一瞥。我望见一张漆皮斑驳的三斗桌,桌上的笔筒里插着一束红艳艳的石榴花,石榴花掩映着一个笑得前仰后合、穿毛蓝色列宁服的年轻女子,当她用花手帕揩着笑出的眼泪时,我才看清了一张白白嫩嫩的脸,双颊透出石榴花的红晕。

“小资产!”我在心里咒她。

“学过英语吗?”总编辑止住笑,问我。

我大声宣告:“A Little!”

“一点点,好嘛!”总编辑漾着笑意的目光从我身旁掠过,投向我背后,“小白杨,我们的见习记者小常同志交给你了,要首先给他讲一讲新闻五要素的五个‘W’,还要开列一套‘干部必读’的理论书目。”

“是,朱赫来同志!”

我愣了一下。因为校长向我介绍过,这位来自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姓朱,不叫赫来。但我立即想起,这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波罗底海水兵的名字。这位朱赫来又与我想像中的那位朱赫来十分相似:硕大的头颅,黑漆漆的浓眉,公牛般健壮的身躯,只是把波罗底海水兵衫换成了只给地委级以上干部配给的“麻袋呢”。

至于小白杨女士,不过是一位穿上列宁服的冬妮亚而已。但当我知道了她肄业于南方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只身投奔解放区,已经度过了两年富于传奇色彩的随军记者的生涯,冬妮亚即刻变成了丽达。接着,她便用五个“W”征服了我,使我从五个简单的英语单词中发现了音乐的韵味。

Who/ When/Where/What/Why

该死的W!她们五姐妹消磨了我自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三十载青春和盛夏年华之后,却又发现我跟她们不那么相宜,终于在四年多以前绝情地抛弃了我。我只好投奔到缪斯门下,当一当叫花子。现在轮到老总编了。虽然他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走钢丝、如练气功地把五个“W”侍弄得服服帖帖,但有什么法子呢?人总是要老的。她们却永远年轻,永远迷人,永远面带没有皱纹的微笑。啊,这五个折磨人的精灵!

我登上通向病房的楼梯。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里,弥漫着石碳酸或是敌敌畏溶液的气息。这是隐藏着某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息。听说老总编被救护车送到这里以后,万念俱灰,卧床不起,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了。我在设想他的样子:灰白的头发,刀刻的面部皱褶,褐色的老年斑,呼吸时发出胸部积水的“丝丝”声。然而,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啊,您还显得这样年轻!”接着要谈谈足球。老总编投身革命以前,不仅是新闻专科学校的高材生,还是Q市的足球明星。可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他踢球、看球赛,或是听他谈一谈当年绿茵场上的赫赫战功呢?

我敲病房的门。病房里传出爽朗大笑声。笑声停息,我再敲。

“请进来。”声若洪钟。

是不是敲错了门?

门开了。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在开门。她相貌清秀,神态娴雅。杏形的眼睛在笑。那是一双比她的年龄年轻而富于表现力的眼睛。但这笑不是给我的,显然她刚刚谈论过一个使她忍不住笑的话题。

“对不起!”我表示歉意,又问,“报社朱总编在哪个房间?”

她礼貌地瞧一下我,又对屋里说:“老朱,你的客人,恕不奉陪了。”她向我颔首微笑,脚步轻轻地侧身走出。我看见一件罩在淡青色衬衣外边的黑丝绒小马甲,嗅到了淡雅的香气,属于“晚香玉”香型。

“哦,是你呀!”洪钟又在轰鸣。

我呆住了。在离我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一位“年轻的老人”正从沙发上直起身来。他面色红润,头发棕黑发亮。当他跨步向前,与我紧紧握手的时候,如同一位老当益壮、胜利在握的将军,在他的指挥所里迎接盟军的使者,仪态庄重,举止轻捷,神采奕奕。我正纳罕,他又活泼泼地眨着眼睛,说“请你们不要再用五个‘W’折磨我了!”他从床头小立橱上拿起一份打印的材料,塞给我,说,“这个改进报纸工作的五点意见,恕我不看了。我已被冷酷的轮转印刷机榨取干净,像一篇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个挤干了汁液的柠檬,哈哈!”

我骇然不知所措地奉还打印材料,可怜巴巴地提醒他:“朱总,我也是一个柠檬。”

“什么?你是小常!”他愣愣地凑近了我,又后退一步,难为情地在眼前挥舞双手,好像在驱赶什么。“黑雾!黑雾!我眼前常常飘浮着该死的黑雾。”他自嘲地摇了摇头,“我把你当成总编室主任了,荒唐之至!不要紧的,只不过是水晶体有一些浑浊而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他坐在一个长沙发上,一阵寒暄过后,他突然小声问我:

“你注意到刚才为你开门的女同志吗?”

“哦,仅仅打了个照面。”

“你说,她像不像小白杨?”

“小白杨?”

“你怎么会把小白杨给忘了!”他有些生气,“你这个记者娃娃还在床上‘画地图’的时候,是谁给你拆洗被褥的?”

“不过,”我说,“我好像只画了一些小小的岛屿。”

“不,我问的是小白杨。”

“听说她在首都一个研究所工作。”

“不,我问的是她像不像她。”

“她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

“不,我要问的是……”

“不,我要说的是您成全了她,让她弃文从工,去上钢铁学院的。”

“哦!……”他沉默了。

“她离去时,曾在站台上等一个人,一直等到火车开动前的最后一分钟。”我不怀好意地瞥他一眼,发现他倏地挺直了身子。“她只是期待着一次握手,假如握得紧一点儿,也不至于有损道德的完美。她还期待着一声‘再见’,或者说‘别了’,甚至是‘永别了’,但她连这一点儿可怜的期待也落空了。”我居心不善然而绝对真实的报道,倒是把我自己给感动了,我的心哆嗦了一下,老总编也哆嗦了一下。我又冷冷地说,“我不知道,在这一切过去了三十多年以后,您为什么又产生了拿她与别的女性进行对比的兴趣。”

老总编颓然歪靠在沙发背上,揉着剧烈起伏的胸部,发出呻吟般的喘息。

没想到,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变得冷酷了,在为着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进行报复。我谴责自己。

“其实,我和小白杨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说得真挚而沉重,又用祈求宽恕的语气问我,“你相信吗?”

我无言。

要是果真发生过什么,也许我会好受一些。我只记得,小白杨限制他抽烟,并威胁说,吸烟人的肺像烟囱,挂满了油腻腻的黑灰,需要用消防车上的水龙头和清扫工的大拖把进行清理。于是,年轻的朱赫来奇迹般地戒烟了。小白杨立即宣告:保尔·柯察金就是这样戒烟的,这是意志坚强,具有令人尊敬的克制能力的表现。小白杨还说过,男同志如任其胡髭处于无政府状态,并认为这就是老八路传统作风的话,那就只好请他与刺猬媲美了。我立即发现。朱赫来的腮帮上涂满了肥皂泡沫,而后,他的腮帮就时常放射着耀眼的青辉了。接着,小白杨邀请朱赫来跳舞,我便在地板上打蜡,凑齐了留声机、扩音器和名叫<步步高》、《双声恨》、《哎哟妈妈》和那个忘了名字的163 33143 2121331的唱片。

舞会喧闹、红火,不时传出谁被谁踩痛了脚、谁又撞歪了谁的怪叫和嬉笑。小白杨在舞场上也是出类拔萃的。她身材苗条,两颊绯红,口中不停地打着拍子:“嘭嚓嚓,嘭嚓嚓”,拖着朱赫来,如同驯狮女郎调教雄狮跳舞。雄狮表现了出人意料的驯顺,甚至有些羞羞答答。他的类似涉急流而过险滩的舞步,不时受到小白杨的鼓励:“不要紧的,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不要往脚上看,要这样、这样……”她微仰着脑袋,身子挺得笔直,颇像一位尊贵而优雅的绅士。“这样从我肩上望过去,随着音乐,感受着一种情绪,一种意境,一种来自心中的旋律。”

啊,那时候,我们也曾欢乐过的。

欢乐却常常让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小白杨调教朱赫来跳舞的时候,年轻的记者和编辑,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忽然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羡慕和嫉妒、嘲笑和猜疑的目光,便在小白杨和朱赫来身上扫来扫去了。

记得那天上午,总编室主任在朱赫来的办公桌上,发现了朱赫来令尊大人的一封家书。他首先被朱老先生的柳体书法吸引住了,继而对其中文言与白话兼容并包、古语与新词交替使用产生了浓厚兴趣,接着便声遏流云地朗读起来:

鸽雁传书,知吾儿仍无接汝妻进城之意,感慨系之!

近闻城中自由恋爱之风大兴,为父竭诚拥护而不胜惶恐之至也!吾儿婚姻,系父母之命。吾儿苦此久矣!为父落伍于时代,欲结秦晋之好,难谐琴瑟之音,诚可悲也!吾儿心善,已怀休妻之意,犹存难言之苦,欲言而未言,诚可感也!然汝妻贤,谅汝之苦衷,亦谓“捆绑不成夫妻”,言未终而闻唏嘘之声,诚可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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