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风景的肖像

人老了，会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一些故人。这里所说的故人，不是那种在某个场合喝过酒、打过牌、交换过名片的泛泛之交，而是在过往岁月的某个节点、某一阶段与我产生过特殊纠葛，留下了不灭印记的师长、亲人和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气息和体温，即使是碎片，也早已嵌入了记忆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可能会窑变，但肯定不会寂灭。正因为如此，曾经的他们，一直让我深信这样一种错觉：他们是如此在乎你，所以绝对会陪伴、护送着你走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年龄都比我大很多，终会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从我的生活中慢慢抽离、远遁。事实上，此文要写到的四位故人，我跟他们至少有十年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集了——有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有的是心理意义上的走散。他们中的有些人，会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但另外一些人则一次都没有在梦境中跟我打过照面——吾虽老，但他们比我更老，无论在此岸还是彼岸，他们的矜持或者懒惰都理应得到尊重。好在还有文字，文字总是比梦境更可靠，所以，用文字来给他们画几笔素描，让这些梦境里的不系之舟在我的文字里暂时靠一下岸，由我假思念和回忆之名惩戒和报复一下梦境的虚幻缥缈和来去无踪，这应该是文字在人工智能时代仅存的用武之地。

排序没有意义，想到哪位就说哪位吧。

孟老师

孟向真老师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我高考文科复习班的班主任。

1976年暑假结束后，按照父亲的建议和安排，我由常州第一中学转学至当时的常州第二十三中。记得当时是父亲找他的朋友——二十三中的教导主任瞿文柏老师办的转学手续。办完手续后，瞿老师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嘀咕了这么一句：准备把你安排在高一（3）班，孟向真教这个班的语文。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尽管听得并不十分真切。揣摩瞿老师特意交代这句话的意思，我想可能有这么两层：第一，孟老师是二十三中的名师，把我安排到他任教的班级，瞿老师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嘱托；第二，孟老师很可能跟同样也是语文老师出身的父亲认识。

很快就见到了孟老师，坦率地说，见到孟老师的第一眼我有点失望，他身材矮小，而且半边鼻子明显凹陷，像是受过外力猛击。他说着一口夹杂着苏北和常州口音的普通话，穿着皱巴巴的白色圆领汗衫，跟我印象中的名师，甚至跟“孟向真”这个有点另类的名字完全不搭。

但是，对孟老师的所有不敬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他转身拈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行字的瞬间，我悚然坐直了身子。

孟老师的板书，挺拔、洒脱、遒劲、不羁，天马行空之余又把一笔一画交代得清清楚楚，连木讷的粉笔在他的手下都有了灵性。我完全无法想象，看上去那么貌不惊人的一个人，竟然在不经意间能写出这么一笔好到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字来，孟老师似乎有一只不归他身体管的右手。

作为一个因一笔好字而受到同事尊敬、学生佩服的人，孟老师总是愿意借一切机会表达他对书法的热爱。每隔一两个月，孟老师就会利用两节语文课的时间来跟学生们聊聊书法。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学时代最让我血脉偾张的时刻，苏黄米蔡、颜柳欧赵，我最早听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在孟老师的课堂上。

聊些什么呢？当然是每个人的创作风格、奇闻轶事啊，当时尚未受过任何人文和美学启蒙的我们，哪里听到过古代文人的那些活色生香、死去活来的故事呢？就算最不爱学习、最没有慧根的孩子，听到颜鲁公的悲壮、米元章的癫狂、苏东坡的洒脱、黄山谷的方正时，又有几个人能够完全无动于衷？所以，在孟老师的书法课上，除了偶尔发出的笑声，基本上鸦雀无声，大伙儿的眼睛都会滴溜溜死盯着孟老师随身携带的教具——那个时代属于稀罕物的字帖。这些字帖都是孟老师的私藏，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好多字帖都已经破损甚至快要脱页了。靠着这些字帖，我们了解了苏黄米蔡、颜柳欧赵各自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我们的一致看法是，这些牛逼哄哄的字其实都不如孟老师的字，但是好脾气的孟老师每逢此时总是一笑：“你们懂个屁，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好坏了，我的字跟他们怎么能比？”

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高考大搏杀，学校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原先的班级设置被全部打乱重组，所有有志于参加高考的同学都按照个人志愿被分进了理科班和文科班（另外一部分不愿意参加高考的同学则趁着学制改革选择在高二时“肄业”）。我当然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文科班。

孟老师不出意料地被学校任命为文科班的班主任。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孟老师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我们朝夕相处，在高考的指挥棒下，结成了远超师生关系的战略伙伴。在孟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我先后获得了首届常州市中学生语文竞赛的第一名和首届江苏省语文竞赛的二等奖，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物。以校长为首的所有师长都对我寄予厚望，谁都知道我是孟老师最为倚重的得意门生。孟老师本人虽然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达过一丁点对我的偏爱，但是不止一个跟孟老师同教研室的老师告诉我，孟老师每每读到我的作文，都比吃了红烧肉还开心，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把我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高谈阔论读给其他老师听。

很快，就到了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我让孟老师失望了，甚至，孟老师因失望而愤怒，我居然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他骂了。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离高考还有大半年的时候，我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迷上了打“八十分”。这一爱好在高考前最紧张的两个月里，不可思议地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约上几个死党到家里打上几局。当然，怎么会有不透风的墙呢？很快，关于我经常在家组织牌局的消息传到了孟老师耳朵里。一开始孟老师是不相信的，一则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这一阶段并未明显下滑，二则我父亲对待我的霹雳手段尽人皆知，我怎么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如此胡作非为？但传言多了，孟老师不再那么笃定，他决定用他的方式来一探究竟。

于是，某个星期天下午两三点钟，孟老师头戴一顶草帽，冒着烈日，偷偷掩进了我家的大杂院。他佝偻着本来就很矮小的身躯，贴着墙慢慢逼近我家面向院子的那扇窗口。从大门口七拐八拐走到我家大门至少要五分钟，很难想象他如何躲开了我那些一贯喜欢多管闲事的邻居投来的警惕目光。

孟老师性格温厚练达，遇事从不感情用事，更不会采取极端手段，所以，当孟老师气得五官变形的脸冷不防地出现在我家窗口时，把刚剃了个光头、正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我吓傻了。我的几个牌友都是同班同学，他们也被孟老师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吓傻了，慌乱间都扔下手中的牌，高高低低地站了起来。其实那会儿孟老师也傻了，他摘下草帽，恶狠狠地瞪着我，嗫嚅了好一会儿，才从牙缝中迸出几个字：“你，你这个畜生，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就这样对我？！”说罢，他狠狠扫了眼桌上凌乱不堪的扑克牌，转身就走。他手上的草帽不见了，半小时后，我才发现那顶汗涔涔的草帽被扔在了我家窗台下。

孟老师愤然离去后，我和几个同学面面相觑，然后坐下，重新洗牌，默默打完了剩下的一局——我可以发誓，那是高考前我打的最后一局“八十分”，当然，已经完全记不得输赢了。

两个多月后，孟老师在同一扇窗口，兴高采烈地给“畜生”递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也把那顶被母亲洗净晒干的草帽还给了他。我们各自回顾着往昔的岁月，但情感并未两清。

大学毕业到南京工作后不久，孟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写到了半辈子的心病——那个半塌的鼻子给他带来的各种困扰，询问南京有没有可以给鼻子整形的医院。我请同事帮忙打听了一下，得知省工人医院就可以做这个手术——硅胶填充。我立即写信给孟老师，邀请他来南京动手术。

就这样，在和母校离别四年多之后，我又有了和孟老师朝夕相处的机会。孟老师在南京待了三天，当时的我连个单身宿舍都没有，晚上就在办公室打地铺过夜，孟老师也就在地铺上和我挤了三个晚上。这三个晚上，关灯后我们都会漫无边际地聊上半宿，交流的内容比在学校的三年还多。

黑夜中，孟老师不紧不慢的话语声在我那间逼仄的办公室兼宿舍中回响，幻化成一幅幅色彩暗淡但是人物却异常清晰的画面：一个赤着脚的乡村少年在田野中不断奔跑，父母、乡亲们的苛责都不能令他停下脚步。随着他越跑越快，他不出意料地被绊了一跤，鼻梁骨被地里的一块石头碰断了。从此，少年清秀的脸上就有半个鼻子塌了，但即使如此，少年依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甚至越跑越快——终于，他奔跑的背景变了，不再是苏北乡下那连绵不绝的麦田，而是江南小城那氤氲着吴侬软语的巷陌。不同的是，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在跑，而是领着一群少年在跑。他们的终点在哪里，没人知道，可能曾经的少年自己也不知道。

孟老师的南京之行达到了预期目的，省工人医院的医生用一双妙手让他的塌鼻子恢复了原样。孟老师的人生，也随着改革开放进入高光时刻，他成了常州教育界公认的名师，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书法家。

小  姚

小姚全名姚秀良，出身于典型的书香门第，其父姚文华先生是常州市最有名的数学老师之一，是常州教育界毫无疑义的泰斗级人物。

当时小姚已经三十出头，但因为一直在乡下，根本没有考虑过婚恋的问题。我热心的母亲帮他介绍过几次对象，虽然没有成功，但一来二去，小姚成了我们家的熟客，也成了我的忘年交。他经常会来我家跟我聊天，我们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由此我知道了他的家世，也知道他虽然爱看小说、爱写文章，但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原因，他内心最爱的还是数学。他最心仪的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因为复旦大学有全中国最厉害的数学系，系主任是大数学家苏步青。

1978年小姚参加过一次高考，成绩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小姚一口气填了五个复旦大学数学系，但是他的一往情深似乎并没有打动复旦大学。最后给他寄来录取通知书的是南京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学院，小姚一气之下，把人家的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亲手葬送了自己此生唯一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气不忿的他随后给复旦大学数学系写了一封信，责问校方为何自己分数达标却被学校直接无视。几天之后，校方的回信到了，在信中校方用寥寥数语解释了没有录取他的唯一原因——年龄，学习数学需要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打基础，所以复旦大学数学系一般不录取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的考生，而当时的小姚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复旦的回信秉着公事公办的态度，小姚认为说得在理，也就不再计较，自认跟复旦大学的缘分到此为止。谁会猜到，一年以后，他跟复旦大学的这段不了情居然跟我发生了缠绕。

1979年7月，我参加了高考，虽然考完后自我感觉一塌糊涂，甚至已经做好了复读一年的打算，但实际结果是我的分数远超预期——上一个好大学是不成问题了，可是上哪一所好大学又成了问题。

很快到了填志愿表的日子，这对我来说也就是走个程序的事情。我按照自己和孟老师的约定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其他几个栏里则写上了武大、厦大、中大等离常州十万八千里的学校。

当晚回家，我把填写志愿的事跟母亲说了。母亲沉默了一会儿，从牙缝中憋出了这么一句话：就不能再考虑考虑复旦大学吗？

眼看着儿子已经笃定进入南大，母亲内心略有不甘，得陇望蜀，也算是人之常情。对我们家来说，南京和上海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在南京我们举目无亲，在上海却有我的亲舅舅一家。所以，母亲一提到“复旦”两个字，我就猜出了她的心思。谁不想上复旦大学呢？我万分理解母亲，但填报志愿一事，我跟孟老师已经权衡再三，事实上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号。母亲的问题，我是没有办法给出答案的。

看到我满脸的为难之色， 母亲没有再多说什么。吃过晚饭，像往常那样迅速洗好碗筷，跟外婆耳语了几句，她就出了门。母亲如此神秘莫测而又行色匆匆的举止，在我看来是罕见之事，我预感到母亲的反常一定跟我有关。

二十分钟后，母亲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身后跟着显然也刚吃过晚饭的小姚。不用说，母亲是去搬救兵了。

天气很热，小姚没有进屋，还穿着海绵拖鞋的他一屁股就坐在了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母亲则到卧室床底下摸了个大西瓜出来，在咔嚓一声切瓜声后，好西瓜特有的那种香味飘进了院子。

应该是在路上母亲就向小姚交了底，小姚坐下后就单刀直入挑开了话题：“已经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