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遥远的我

夜半惊魂

其实林师母还间接地成全了我，虽然那客观上是她的悲剧。

在这之前，有天我意外收到一封来自伟大首都北京的信件，那时在我们百里街８号院的门廊里，墙上钉有两个长条形布袋，各家各户的来信都会被邮递员放在那里面，只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件，更想不到会收到这样的一封信。起先，我愕然地盯着插在信袋中写着有我签收字样的那封信看了好一会，就是没敢伸手去拿它，总以为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心扑扑跳了好一会，我才愣怔地想起，大概个把月前，我的确曾给中国少年报社投过一篇稿件。因为根本就没敢抱采用的希望，所以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居然有了回音！

我双手颤抖地撕开信封，却大为失望地看到，这是一封退稿信。只是，夹在我稿件中间的一张铅印信后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希望你继续给我们来稿。”这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尤其是当我听钟建说过，他以前投过两次稿，既没采用，也没收到过退稿信后，我感到更兴奋了。报社退我的稿，没退他的，这岂不是意味着，他们认为我的文稿水平要比他高！要不然，怎么会说希望你继续来稿呢？

钟建住在我们院里北侧中间一排矮平房里。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还有一头自然卷的黑发，个头也比我高。他父亲在学院图书馆工作。因此，尽管他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看的书报却比我多，头脑也比我灵活。在大院里的同龄人中，我算得上是能说会道的了，他比我更能言善辩。平日里与人相处，经常是一副很自得的样子。我之所以愿意与他来往，是因为我也喜欢看课外书。平常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钟建常会给我们讲些有趣的小故事，尤其擅长讲一般人很少知道的外国童话或者是寓言故事。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甚至还有《一千零一夜》等，我都是先听他讲了其中某几个故事，如《美人鱼》《皇帝的新衣》《阿拉丁神灯》等，因此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才央求父亲从学院图书馆借来看。当然，钟建给我们讲的可远不止这些小儿科著作，他还绘声绘色地讲过好几篇契诃夫的小说。什么《变色龙》啊、《小公务员之死》啊，尤其是那个在城里千辛万苦谋生的俄罗斯小学徒凡卡，向爷爷写信诉苦，满心希望爷爷会来接他回家。结果却因信封地址上写的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乡下爷爷收”，使希望成了必然的泡影。诸如此类异峰突起般的小说结局常让我们为之着迷。钟建因此受到院中小伙伴们的佩服。当然，有时也会有人妒嫉或讨厌他，尽管他只是普通职员的儿子，却显得比我们不少人都老成，似乎什么都懂。

有天我到他家去玩，见他正趴在桌上，在方格作文本上一笔一划细心抄写着什么。一问才知道，他居然在写一篇作文，准备寄给《中国少年报》发表。我那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样一种事情，好奇地问钟建是怎么回事。钟建告诉我其中的常识，还怂恿我说：“你的作文不也写得很好吗？你也可以给他们投稿呀？真要是登出来了，还会给稿费呢。”

“真的？会给多少钱稿费啊？”

“我不知道。起码有两三块钱吧。关键是学校里那帮同学，看到报纸上有我们的文章，保准妒嫉得一排排昏过去，哈哈……”

我无法想象同学或老师怎么个一排排昏过去的场景，但我还是感到有一种新奇而非同凡响的激动。就算有两块钱稿费的话，那起码也够我吃几十碗阳春面啦！我又惊又喜，但起先还是一口否决，终究觉得这种事难以想象，离我实在是太远了。但最后还是禁不住有稿费又有名气的诱惑，决定试上一试。于是，就从钟建那儿借了几份登有学生作文的报纸，详细了解了投稿方式，回家后搜索枯肠，把自认为最好的作文，反复加工了好几遍，终于投出了人生的第一份稿件。这过程中还有一个让我惊异之处是：居然可以不用花钱买邮票，就可以把稿件寄到报社。只要把信封右上方剪去一个角，不贴邮票也能寄到！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的稿件不仅寄到了，竟然还收到了回信！钟建拿着我收到的退稿信，翻来覆去地看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别提有多羡慕，这不也算是一大成功了吗？

话虽是这么说，但毕竟人家没发表我的作文。我的兴致也就退了潮，很久没再给《中国少年报》投过稿。

不料，事过半年多后的一天夜里，大院里突发一件惊心动魄的悲剧，给了我一次凶悍的心理冲击。而其中最触动我的是住在林师母家右隔壁的王国治，他的一些举动，完全颠覆了我对他原有的看法。

以往，在我和许多同院伙伴心目中，王国治是个无足轻重甚至有些猥琐、卑俗的人物。有一度，我甚至还恨过他。但后来想起，不管是他，还是林师母等其他长辈们的生活，实际上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王国治是学院总务科的勤杂工。进进出出总挎个泥瓦工常背的白帆布袋，里面插着瓦刀、铁锤等工具。裤腰上则总是挂着十来把钥匙、指甲钳和小剪刀，动辄发出嚓嚓的响声。他中等身材，背有点驼，额头上好像刻满沧桑。两个肩膀还一边高一边低。四十来岁的人，已是满头白发。加上体瘦，看上去就像根木条。

王国治老家在苏北乡下，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是单身？也不知是不是他走路总是垂着头，日常也寡言少语的，看不到他和谁交往等原因造成的。碰上院里长辈和他打招呼，马上堆出满脸谦卑的笑。由于家乡没有妻儿，他极少回老家。平日里除了星期天，白天在院子里也看不到他。下班回来，直到夜里关门上床，我不知长辈们是怎么看他，反正他成了我最关注的人物。他住得靠我家近，每晚只要不下雨、不太冷，他基本都会在他那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前，摆出个方凳子当饭桌。然后坐在电线用完的空绕线轴上，打开一个饭盒，里面装着从学院食堂打来的饭菜。我暗中留心过伙食，基本是米饭加青菜烧豆腐、炒茄子、长豇豆之类素菜，好一点的有西红柿炒鸡蛋、肉丝炒香干等。但是他每天都要喝点酒。一瓶“小炮仗”，即两角钱一小瓶的白酒，一点不多，一滴不少，每天一瓶。他翘起二郎腿，笃悠悠地喝酒，神情很是陶醉。他的下酒菜里，有时也会有一小碟炒黄豆，几粒油氽果玉（花生米），甚至还天天吃点油汪汪的咸鸭蛋。吃法也不同与我们，我们通常会把咸蛋剥掉壳，切成几小块，家人们分着吃。他是把蛋尖敲个小孔，用筷子在里面掏一点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抿。不过他每天只吃半个，剩下的第二天再接着吃。但这足以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眼热了，经常凑到他身边，假装玩什么游戏，实际悄悄观望他。他很少搭理我们，通常都埋着头听身后房间里收音机播放的节目。听到唱京戏，就竖起两根手指，坐在方凳上摇头晃脑地敲节奏。有时也会哈哈大笑开来，那是他听到相声了，如马季的《打电话》，他能从头乐到尾。

趁他心情高兴，我们偶然会问他几句话，他也会笑眯眯地回答我们。有回还举起“小炮仗”，向我们面前一送：“尝一口？”

我们自然往后缩，说一声：“酒有什么好吃的？辣死了。”

“呵呵，等你们大起来，就知道酒的好啦！”

王国治也抽烟。计划供应的烟不够他抽时，他就会抽些一毛几分一包、不要票的劣质烟。什么“大铁桥”“珍珠鱼”之类。但是他说：“‘阿尔巴尼亚’送给我也不要吃。臭得很！”

他面前的方凳上还会放只小药瓶，香烟抽掉一半多时，便把烟头扔进药瓶里，拧上盖子让它自然熄。过一会则倒出来，把烟头套接在一枝新烟上，抽一阵又扔进药瓶里，下回再接上新的抽。

王国治衣着很普通，天凉后总是一身工作服，袖管上套两只护袖。夏天则经常性地光膀子，有时就是穿件汗背心，后背上也补了一小块。天再热时，他就在肩上搭一条湿毛巾，不时撩起一角擦擦前额的汗。喝完酒就穿着条短裤头，在院中水井旁，用吊桶打水兜头冲澡。这也是他常令我们非议的地方，太不讲文明了。冬天大概一两个星期，我们就随父母到学院澡堂去洗澡。夏天再麻烦，我们也打上井水，用铅桶拎回家倒在大木盆里洗，洗好后再把木盆抬出门外，把水倒掉。

王国治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家几个孩子都不满。那时的电表都是共用的，我们这一排有我家，林师母家，还有他家，都是用同一个电表计量，每月费用根据各家灯头数量来分摊。王国治家只有一个电灯泡，但他还有一台收音机。他喝酒的时候，人在外面，却把门打开，让屋里的灯光照出来，还把收音机开得老响，自得其乐。我和姐姐自从知道电费是分摊的，哪家用多用少不容易分清，就开始对王国治的灯光分外敏感。看见光亮着，仿佛有台探照灯刺进我们心里。当然，那收音机声更讨厌。只要声音响着，我们就有点坐立不安，暗恨他太不自觉。“你在门外喝酒，月光又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开着灯？难道不这样你就会把菜吃进鼻子里去吗？收音机里又没有什么好听的东西，天天开得这么响，那不是更费电吗？”我心里暗骂道。

不过，发生了那件悲剧之后，我就不再计较王国治“浪费电”的问题了。

那天，大约是夜里十点钟，我正缩在蚊帐里看书，忽听门外响起个熟悉的声音，大呼：“救命啊！来人啊！快来帮帮我啊！”父亲刚要上床，闻声便开门冲了出去。我不顾母亲阻拦，也跳下床冲出去。我听出那是隔壁林师母的惨叫。

原来，林师母的先生林教授，突发急病，昏迷不醒。林师母手足无措，只好跑出门来呼救。

好多前院的男人闻声赶了过来。住在林师母隔壁的王国治，原以为喝过酒早已睡了。没想到他还是第一个冲进林师母家的人，并且身手十分敏捷。他立刻爬上床用力给林教授按压胸膛，还往他嘴里吹气。其他人挤满了一屋子，都不知该做什么，有人还喊道：“王国治，你轻点，轻点，不要反而按坏了。”王国治像变了个人，根本不睬他，还厉声大叫：“你们都出去，给我多留点空气！”

按了一小会后，王国治抬手抹了把汗，猛地跳下地，也不说话，粗鲁地推开门口的人，迅雷一般冲回自己房间。我跟着他到门口探看，只见他把自己睡床上的被褥、枕头、衣物呼啦呼啦地都撸到地上，双手举起铺床的竹榻板，掉头冲进林师母家。不一会，他就和几个男人们抬着竹榻板上的林教授，呼哧呼哧地往医院赶去。其中一个就有我父亲。我清清楚楚地注意到王国治是光着脚猛跑的。

我跟到门廊外，本想回家了。但林师母的悲泣声宛如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攫住了我。我便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小跑起来。

可是，转过百里街没多远，抬着床板的人却突然停了下来，互相低语着不动了。我急步上前一听，原来是林教授已经过世了。

是父亲察觉的。他抬在后面，半道上伸手摸了摸林教授的脚，发现已冰凉。他叫大家停下来，上前摸林教授的鼻息、胸腔，再听了一会他的心脏，无奈地摇了摇头，吐出三个字：“不行了。”

林师母怎肯相信？她猛扑上去，也摸了摸，听了听，疯了般抱住林先生使劲摇搡，哭嚎声陡然放大。平时柔婉的嗓音，此时竟像个汉子一样粗壮、瘆人。听得我心惊胆战，掉头就往家里跑。脚下的石板路突然变得高高低低，走着只觉得头重脚轻。头顶的圆月竟然亮得晃眼，逼退了满天星星。圆月在星照桥河上的投影，却像只火盆，在波光里变幻不定……

虽然听过千遍万遍，但那夜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真。

过去我从来没把这个词当真过。上学路边的农田里，曾有座无主墓。有一天，我见不少人围着坍塌的墓穴议论纷纷。原来洞口露出残棺，不知什么人把里面的骷髅扒了出来。我用树枝把骷髅头拨到脚前，一脚飞起踢得老远。同学们惊慌地闪躲开，我索性把它拿起来，扔向人群，哈哈大乐而毫无畏惧之心。

《洪湖赤卫队》歌剧盛行的时候，我被女主角韩英悲壮的唱段感动，在家反复学唱：“娘啊娘，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娘啊娘，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

正慷慨激动间，忽听脑后一声怒吼：“好了！唱什么不好？唱这个！”

我大吃一惊，好一阵不明白，一向对我疼爱有加的母亲，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后来我悟到了什么，却仍然觉得母亲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可是，亲眼目睹了那夜的悲剧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像尖锐的楔子，深深扎入我的内心。此后很长时期里，“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这种无可排遣的意念让我不知所措。我似乎失去了对自己灵魂的控制权，不由得开始通过许多莫名其妙的动作和仪式化的行为来减少焦虑感。但那时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许多年以后我才弄懂，那实际上就是潜意识中的恐惧派生的强迫症。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要特别讲究卫生，要把一切做好，这样才能免遭死亡找上门来。父亲向来要求我们放学回家后必须洗手，过去我从不把这类要求当回事。现在我回家后不仅要洗手，而且洗两三遍还不放心，有时会洗到五遍、六遍才觉心安。家里的饭桌向来归姐姐擦抹。现在我总觉得她太马虎，须得自己再擦上一两次，使桌上看不到一丝油污才罢休。喂“黄狮”的小碗，以前难得替它清洗一下，现在我每天必须把它洗干净。每晚查看大门是否锁好，本是父亲的习惯。现在我等他上床后，还要跳下地，悄悄地去检查一下，才能安心睡觉。以往每晚上床睡觉前，我都是把鞋踢得东一只、西一只。现在我每天必定要把它们排在一起，端端正正放在床底下才行。拧公共自来水龙头，握门把，用钥匙开门，我都要摘一片树叶或用废纸垫着，否则就惶惶不安，总觉得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