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记

鼓    琴

姑父家有一架琴，每见之，总令我倾慕。那种文人的风雅气息，我能感觉到，仿佛正不动声色地从琴里源源不绝地透露出来，流泄出来，让整座屋子都氤氲弥漫在温馨高雅的气息中。

琴不是那种中国式古色古香的七弦琴，是一架出自西方的大提琴。不禁引人猜想，拥有这架琴的此屋的主人可能曾经受过西方教育，并且因这种教育在思想生活上受到深刻影响。

姑父早期受教于西洋。

在他的打扮上也印有西洋深深的痕迹：留着整齐油亮的小分头，戴着玳瑁眼镜，总是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彬彬有礼。这种打扮入时，整洁，一尘不染，自成风度，无处不体现着西洋人的风格、风尚、风韵。

小时候，他是我倾慕崇尚的对象。在我眼里他总是儒雅洒脱，风流倜傥，一副绅士派头，举手投足间无不透出那种西式的文气、文韵与文明，令我痴迷。

当他在琴凳上坐下，把大提琴靠在肩头，低着头拉响大提琴时，他和琴仿佛组成了一座雕像。很多年后，当我看到罗丹的雕像《思想者》时，总是不由得想到姑父拉琴的模样。我觉得姑父拉琴的时候，他的灵魂体现出来的正是《思想者》所蕴含和诉说的那个内核。他也把自己拉成了一座雕像。

那时他表面潇洒，内心却充满忧患：忧国忧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具有同一个特质：忧患——不仅是为个人，更是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前途。中国要往哪里走？要到哪里去？他们无时不在追问，彼此争执讨论，探寻求索，却又苦恼于总是没有答案。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比之下，现今的我们是多么地平庸，俗气，没有胸怀，更没有情怀。我们苍白浑噩，醉生梦死，几乎是没有理想、没有忧患的一代。

每当苦闷的时候，姑父就会坐下来，拉动琴弦，琴声低沉、喑哑，似在哭诉。

如果说我的姑父属于城市精英阶层，那我的父亲就属于乡绅。他在安陲显出的那种儒雅，是一种乡绅的儒雅：清濯，自安，体恤乡民，有些小情怀。他具有更多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子，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

父亲的琴是一张古琴，有时挂在墙上，更多时候隐于琴盒。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见他弹奏过。

琴在家里是一个隐喻，许是他对过去的一种怀念。我知道，对于这张琴的解读，我永远也不会完全理解，甚至根本不可能直达真意。

很多时候我都在幻想，父亲有一天会操琴而鼓，把琴弹出铮铮的声音来。

父亲没有鼓琴而弹，没有让高山流水在琴中盈动。

琴在沉默，父亲在沉默。沉默是人生的一种姿态，很多时候人生就是一种沉默。

在安陲我还没有自己的心事，也没有自己的心声。可是就像我喜欢唱歌一样，我也喜欢吹奏口琴。这只口琴是我由母亲带去上海探亲时买来的，小巧，优雅，长不盈尺。当把它捧在手中、贴在唇上吹奏时，除了琴声，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

在安陲，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奏琴，正像他从来也没有教过我中国文人喜欢的其他三样东西：棋、书、画。

在当时，在我们这一代，似乎文化、文脉已被断流了，被隔绝了。可是，我却通过一只口琴，无意识并且无师自通地用这种奇妙的方式传承了下来。

文化的生命是顽强的，总会有一脉不息，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在那个人的身上悄然传递。

也许那个传递者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他却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某种使命、某种传承。这种无意识传承的使命，比有意识的行为更顽强，更具生命力，更生生不息。

长大以后我还是爱听琴，爱听别人鼓琴、奏琴。我的同事小莉每到周末，就会操琴而鼓。每当琴声响起时，我都会情不自禁，走到她家楼下，凝神倾听。她奏得如痴如醉，我听得也如痴如醉。可是，小莉却是个高傲冷艳的女孩，只能远观，无法亲近。我虽然爱听她鼓琴，却从来不被她视为知音。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琴声也让我格外痴迷，他的琴声是天才的琴声，那种力量能唤醒灵魂。

莳  花

我以为父亲对花草是不感兴趣的，在安陲的时候，他没有种过一花一草。

在安陲卫生所，我们最先住的是一间大木房，既是门诊又是我们的住室。

木房之大令人惊讶，有着众多的房间，不但有门诊室、注射室、药房，还有我们几家人的住室。

也就是说那时的卫生所全装在这座大木房里。

这间房子不知是什么时候修建的，肯定不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而特意修建。我们住进来的时候，整座房子到处都透着一股霉味，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要命的是每当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会下小雨。我总是被雨惊扰，下雨的日子成为噩梦。

屋前屋后都是旷地，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可是，安陲人不在乎。好像我的父亲母亲也不在乎，他们每天开门接诊，闭门休息。

说是闭门休息也只是象征性的，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都可能会有病人来访。

深夜来访的病人把门敲得震天响，一边用力敲门，一边焦急地呼喊：“罗医生！罗医生！”

父母急忙披衣而起，父亲接诊开方，母亲配药打针，动作迅捷，配合默契。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医生和护士更默契的配合了。

在安陲我从来没有莳花的概念，在木屋的拐角处有一片竹林，更远处是杉树林。两者结合起来看，颇有茂林修竹的味道。

我喜欢在竹林里走动。根根竹子挺拔修长，都有着优美的姿势。许多小朋友喜欢在竹子上刻笑脸。一个笑脸又一个笑脸在许多竹子上显现，于是整座竹林都像在迎着人笑。

当然也有小朋友心怀不满，在上面刻上咒语。比如黄家明就刻过诅咒我的话。有一次我跟他吵架了，他就愤然地在竹子上刻下诅咒我的咒语。

我看见了，哈哈大笑。一般谁刻下咒语被谁看见了，都会哈哈大笑，有的还会顺手也刻下一条咒语，还击对方。

有一天，我们终于也要调走了，我以为是回县城，到了地方才知道竟然不是，而是一个叫和睦的公社。和睦无疑要比安陲条件好，有电灯，通公路，离县城只有二十多公里。因为交通便捷，县医院的同事们经常到和睦来看望我们。来时都声称是来吃和睦闻名的米粉。父母亲感动得流出泪，回说是是是，带他们进墟亭，每人一碗米粉。我们住在和睦卫生院，它自成一统，有一个还算大的院子，由东西南北四栋房子围裹，俨然自己的一方天地。职工住宿的房子也比安陲好得太多，全是青砖大瓦房，有前庭有后院。我们隔壁东面住着海宝一家。海宝的爸爸常常在他们家的前庭后院莳花种草。因此他们的院子里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有花儿开放，白的，红的，静谧的，热烈的，姹紫嫣红，令我看得眼热，不像我们的家，前庭后院都光秃秃的。我也希望我们家能像海宝家那样莳花种草，可是父亲对此总是一副冰冷的模样，让我好失望。海宝的妹妹怜恤我，常常摘花送我。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她做得非常快乐。每拿到花，我便捧回家，插在一只药瓶里，灌入水，花能开好些天，艳丽无比。

中国的命运在一天一天起着变化，个人的命运也在一天一天起着变化。1980年，我们家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重要变化，调回了县人民医院。在县医院我们分住的房子带个小院，但院子小得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不像在和睦有着几十平方米的前庭后院。可是这时父亲却在这一方小小的庭院里兴致勃勃地莳花种草了，虽然他种的全是最平常的花，最普通的草。我和母亲都不胜欢喜，每天帮着父亲一起淋水浇肥。花有喇叭花、鸡冠花、指甲花，草有含羞草。院子用竹篾围着，喇叭花就顺着竹篱笆攀爬，花期一到，墙内墙外都开满了花，无比灿烂。指甲花的种子成熟后一碰就炸开了，极有趣，我和医院的小伙伴总爱碰着玩。而含羞草伸出手指轻轻一触就会把自己对长着的叶子迅速地闭合了，像位害羞的小姑娘，也很有趣。花花草草都像人，不但有自己的生命，更有着自己的个性，当然也有着自己的命运。它们同人一样，也需要生而逢时。

大军小军两兄弟是我同学，大军爱种花，小军不爱种花但爱送花，为讨好女同学，把大军种的花一束一束摘下来送给女同学。只是小军送花最终也没能收获他渴望的爱情，最后只好离乡别恋了。大军没送女同学花，却最终和我们班的班花杨如意喜结了良缘。也许这正是生活的玄机，生活的奥秘。

广告人朱守谷由于职业的原因，经常有机会在办公室里看到各种花。俗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而面对花，送来的人无意，看着的人也无心，朱守谷对时常送来的这些花，只下意识地顺手扯出一张A4复印纸用各种笔信手涂鸦。没想到正是这么无意无心地涂鸦，后来竟成就了他的另一番事业——他出版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莳花》。其内容正是他当初画下的100幅画再加上作家心岱的文字，非常讨读者喜欢。我也收藏着一本。这真有点像金庸笔下那些浑浑沌沌就成了武林高手的人。看来小说的艺术形象总是能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相似。有时不知是小说模拟了生活，还是生活模拟了小说。同学杨惠理说，艺术与生活，生活与艺术，它们互相模拟，互相模仿。可能真是这样。

日子逐渐归于平静，莳花成了父亲的一种生活。

倚   竹

我在安陲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张明鸿，他是老师也是校长。

刚开始校园只有一个，建在山上，只有一间房子，开办着一、二、三年级。三个班，是复式班，全在这一间房子里读书。

后来不知为什么，在继续开办四、五年级时，居然把四、五年级办到了山下。

一个小学居然分在了两处。一、二、三年级在山上，四、五年级在山下，虽然都是复式班，老师却只有张明鸿一位。

这样一来，张明鸿似乎必须要有分身之术了。

他只好上罢山上的课，就匆匆跑下山去上山下的课。

好在那时的学生不多，每个班十人左右，更好在那时学生间年龄差别巨大。就拿一、二、三年级来讲，从五六岁到十七八岁应有尽有，这无形间给了张明鸿管理学生的便利。

上罢我们一、二、三年级的课后，他就指派一名十七八岁的三年级的大哥哥代管。他甚至让这位三年级的大哥哥代他上我们一年级的课。

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

后来张明鸿招来了两位老师，一位是他的亲妹妹，一位是他的堂妹妹；再后来，又聘了一名男老师，这名男老师叫杨世荣，吹得一口好笛。学校壮大了，也日趋正规了，学生也更多了，所有年级都分了班。

杨世荣每天咿咿呜呜地吹笛。笛声应该是清亮的，可是他吹出的笛声却是呜咽的、喑哑的。我却被吸引着，每天粘着他，听他吹笛。学校的边上是一片竹林，高大参天，根根挺拔，顶天立地。他走进竹林，倚在一根粗壮的竹上，举起笛子放在嘴边，咿咿呜呜地吹。

倚竹吹笛，画面很美，笛声却凄苍、喑哑，像在哭诉。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有一种凄凉的美感。

一根独生的竹子也许是平常的，一片丛生的竹子却因为不能一眼望尽无端地就充满了神秘。当你走进这片竹林，就像走进了秘境。而在这片秘境里有一个倚竹吹笛的人，更像一种神迹了。

杨世荣几乎每天都让这种神迹发生。我每天都跟着他，痴痴地看，痴痴地听。他的身世我也开始有点了解，他无父无母，有一个弟弟，弟弟不听他的阻拦跑出山外，结果不幸被打死。杨世荣个性沉默，从此更沉默了。他来上我们的课，从来不苟言笑，同学们都怀疑杨老师会不会笑。他的脸总是刻板的，令同学们不喜，但好像他并不在乎。

有一天他照例走进竹林吹笛，我照例跟进竹林听他吹笛。他靠在竹子上，问我：“想不想也学吹笛？”我无比惊喜，赶紧点头。

他教我握笛，教我如何贴着笛孔吹气，教我指法。

很快我就学会了，他送了我一根像竹子一样的绿色的笛子。吹吧，他说。

我也学他那样背倚着竹，一只脚撑地，一只脚抬起反踏在竹子上，鼓气而吹。

有一天学校里再也找不到杨世荣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辞而别，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