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章（短篇）

6月25日晚上我去看奶奶，奶奶问我女朋友的情况。奶奶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景，就是在离开人世之前能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从大学算起，27岁的我已经谈了半打女朋友了，眼下这个是刚认识的，正处于热身阶段。奶奶再三追问，这个女孩漂不漂亮？快带来给奶奶看看，顺便给她个红包！我的几位前女友都享受过奶奶的红包。也就是说，奶奶已经平白无故牺牲六个红包了。

妈妈总是说，奶奶是棵摇钱树。当我从妈妈嘴里知道奶奶每个月可以领到一万五千元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刚退休的妈妈，每个月的养老金只有奶奶的七分之一。而我在银行累死累活，月工资只有奶奶的三分之一。妈妈说，奶奶早就不买新衣服了，伙食也以素为主，一个月的花销不到两千，所以我们要照顾好奶奶这棵摇钱树。

正说着话，奶奶的手机响了。顺便说一下，奶奶是在5年前开始玩智能手机的，那时奶奶85岁。跟所有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一样，85岁的奶奶精神矍铄，身子骨儿硬朗，还去老年大学学书画。奶奶有了手机后就迷上了微信，加了很多好友。奶奶最重要的好友叫兰桂英，河北邯郸人，跟奶奶同年参军、同年入党、同年当上护士长、同年被授少尉军衔。奶奶是在1947年初参加革命的，她当兵的第一仗，就是打孟良崮，那时她才16岁。她在前线给伤员喂饭，包扎伤口，并且用歌声减轻伤员的疼痛。有一次因为人手不够，奶奶和一位支前民工硬是一口气把伤员抬到七里外的野战医院。人们被这位瘦小的少女感动了，有位战地记者穿越火线来采访奶奶。很快，奶奶的事迹登了报，在前线广为传颂。那位战地记者后来成了我爷爷。

兰桂英与奶奶亲如手足，情同姊妹。1963年奶奶复员离开驻扎在福建永安的103医院时，兰桂英送奶奶上火车。当火车一声长啸驶离站台，兰桂英一边哭一边追赶，直到火车消失在远方。几天后，奶奶收到兰桂英寄来的长信。信纸上有兰桂英的大片泪迹，字被洇得模糊不清。兰桂英在信中说：“那列车就像从我手中滑出的缰绳，我觉得自己是被列车遗弃的人，而那根缰绳牢牢捆缚着你的命运。”“我被困在对你的思念中了，无法解脱。”兰桂英一直用部队信笺给奶奶写信。奶奶装了住宅电话后，兰桂英就隔三岔五打电话来。奶奶说，不用这么勤，浪费电话费。兰桂英说，我这是干休所的电话，一天打24小时都不收费。奶奶怎么听都觉得这话有炫耀的意味。兰桂英离休时已经是师级干部了。奶奶总是伤感地说，要是她当年留在部队，现在至少也是师级了，也会和兰桂英一样在南国颐养天年。有一次我在奶奶的朋友圈里看到兰桂英的照片。奶奶说兰桂英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很多军区首长都追求她。如今我看到的却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干瘪老太太。

奶奶今年已经90岁，她仿佛来到了时间的顶点，从那里开始，她像流沙般向两边滑落，滑进回忆的泥沼和衰老的陷阱。奶奶耳背得越来越厉害，不用助听器根本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有时我打电话给她，而她又没戴助听器，她就会在电话那头惊恐地问，你是谁，你是谁啊？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又像一个半夜的旅人，当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房时，却发现门紧锁着。

随着听力的衰退，奶奶的记性也会突然短路。有一次我去看她，她问我，你大学快毕业了吧？我没告诉她我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我不忍心向生命正在快速凋零的奶奶揭示真相。我只是顺水推舟地说，快了，快了。以前，奶奶每天都会用放大镜在手机上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现在奶奶却对新闻漠不关心了，也懒于跟好友聊天。手机不再是奶奶生活中一样重要的东西，它被奶奶触碰的次数越来越少。它寂寞地躺在茶几上，蒙上了尘埃。

爷爷在世的时候，喜欢看央视戏曲频道，电视整天开着。爷爷去世后，奶奶再也不开电视了。奶奶整天呆坐在沙发上，呆坐在一片空茫的静寂里，既像打瞌睡，又像冥想。给我的感觉是，奶奶疲倦了，厌世了，除了兰桂英的电话，再也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兴趣了。也许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年轻时内心很辽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纪变老，他的领地会越来越小，最后就萎缩成骨灰盒那么小的方寸之地。

奶奶说，你看一下，谁打来的。我从茶几上拿起手机，对奶奶说，是兰桂英。奶奶赶紧接过去。兰桂英出现在屏幕上，乐呵呵地笑着，露出空洞洞的嘴巴，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牙齿了。兰子啊，你碰到什么喜事了？奶奶总是叫兰桂英兰子。兰桂英总是叫奶奶老孙。兰桂英说，老孙啊，你没看到我脖子上挂的东西吗？

奶奶拿起放大镜，眯着眼看起来。兰子啊，谁给你发奖章了？兰桂英纠正道，不是奖章，是纪念章，入党超过50年的老同志都有。奶奶愣住了，兰子，我和你都是同一年入党的，我怎么没有啊？兰桂英说，不可能，我们都是1950年入的党，党龄都70年了，更应该有。奶奶着急起来，我真的没有！兰桂英说，再过几天就是建党100周年了，听说纪念章在“七一”前都要发到位，你再等等吧，说不定明天就发给你了。

跟兰桂英通完电话，奶奶就抓着我的手不停地唠叨，兰桂英有，我怎么没有啊？兰桂英有，我怎么没有啊？奶奶的手指瘦骨嶙峋，都快掐进我皮肤里去了，疼得我直咧嘴。

我知道，兰桂英脖子上挂的是“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对象是党龄达到50周年的党员，在“七一”前夕，全国710多万老党员都能获颁纪念章。奶奶无疑是710万之一，可是她怎么没拿到纪念章呢？

我用手机上网搜了搜，我们这个小城，早在几天前就完成了颁发纪念章的工作，而党龄超过70年的老同志，均由县领导亲自上门颁授。我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我说，兰桂英不是让你再等等吗？

也许，奶奶睡一觉就把纪念章忘了，甚至会忘了跟兰桂英视频这件事。我借口有事，拔脚离开了奶奶家。我知道，要是我再不溜走，奶奶便会将她的一堆相册捧出来。观摩老照片，是我每次来看奶奶的保留节目。奶奶年轻时拍了那么多照片，当然与我当摄影师的爷爷有关。每次我硬着头皮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老照片时，奶奶都会一一介绍它们诞生的经过。对往事奶奶记得特别清楚，她眉飞色舞，眼神熠熠生辉，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中。

那些老照片大多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背景不是部队大院，就是山坡，河流，树林。奶奶穿着军装，或佯装读书，或忸怩作态地蹲在花丛旁，伸长脖子去嗅花朵的香味，或穿着白大褂，听诊器插在口袋里，站在楼梯旁，做出上楼的样子。她把刘海全塞进军帽，露出光洁的额头，领章则从白大褂的翻领中脱颖而出。有很多是奶奶和她的战友、同事假日出去游玩的照片，兰桂英的身影无处不在。即便是休闲的日子，奶奶也照样穿着军装。而很多家居照，奶奶抱着我幼小的爸爸和姑妈面对镜头时也是军装在身。

我早就腻烦了那些老照片，每次我去看奶奶，都会借故迅速撤离。我跨出门回头的那一刻，会看到奶奶失落的神情。我估计，除了她的宝贝孙子，再也没有谁看她的老照片了。我不想再看奶奶的老照片，还有一个原因：穿着军装的奶奶在老照片里英姿飒爽，而现实中的奶奶是那么衰老枯萎，不忍目睹，我无法接受时光对她身体的摧残。

一大早我就被爸爸的电话吵醒了。我埋怨地说，您这个电话打得也太早了吧？爸爸委屈地说，你奶奶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我又跟谁说去？原来奶奶为纪念章的事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让爸爸给她想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啊，这事还得你去张罗。爸爸在遥远的拉萨说。我说，等您和妈妈回来再说吧，我工作忙，脱不开身。爸爸说，再过几天就是“七一”了，等我们旅游回来，黄花菜早就凉了。

我去奶奶家时，钟点工已经来了，正在拖地板。奶奶还躺在床上，面色蜡黄，形容枯槁，眼神空洞，一夜间苍老了许多。不过一看到我，奶奶就来了精神。奶奶总是说，我是她的灵丹妙药。我搀着奶奶坐到客厅的沙发上，给她戴上助听器。我对奶奶说，纪念章的事我来解决。

奶奶从乡下医院退休搬到小城后，一直在县卫生局过组织生活。以前我曾问过爸爸，什么叫过组织生活。爸爸说，就是退休的老党员聚到一起，读读报纸，聊聊时事，谈谈心得，喝喝茶水。爸爸经常劝奶奶不要去了，“你年纪大了，路这么远，我们又没空送，安全上有个好歹可不是闹着玩的”。奶奶根本不听，照常去卫生局过组织生活。她背着当年从部队带回来的已经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里面放着笔记本、水笔、老花镜、保温杯、钱包，乘公交穿过整个小城去卫生局。小城的公交车说是20分钟一班，实际上半个小时也不会来。我经常看到候车的人们脖子抻得像鸭子，朝来车的方向望穿秋水。前年冬天，我开车路过一个站台，恰巧看到奶奶。她裹着围巾，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让奶奶坐我的车，奶奶不愿，说不想耽误我时间。我问奶奶等了多久，奶奶说快一个小时了，最后还是我把奶奶拽上了车。

我想去卫生局讨个说法，但奶奶说，她的组织关系已经在几个月前转到居委会了。居委会离小区不远，一个姓陶的姑娘接待了我。她是小区的网格员。小陶瞪着美丽的大眼睛听我说明来意，说我认识你奶奶，一位老革命对不对？小陶领我到隔壁见负责党建工作的刘大姐。我直截了当地对刘大姐说，我奶奶孙小姗是一位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可她老人家还没拿到纪念章。

刘大姐说，我知道你奶奶，她是1980年入党的，党龄满打满算41年，不符合获颁纪念章的条件。刘大姐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奶奶是16岁参加革命的，怎么可能是1980年入党呢？刘大姐坐到电脑前，用鼠标点开桌面上的文件夹，说，你来看，这是卫生局转来的材料。我凑近去看，没错，表格里填的入党时间确实是1980年。

我对刘大姐说，这肯定搞错了，我奶奶是1950年入党的，您看能不能给她老人家补发一个纪念章？刘大姐说，你奶奶的入党时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以资料为准。我说，电脑资料也是人输入的啊。刘大姐说，你说得没错，所以你得去卫生局让他们把你奶奶的入党时间改过来，把组织关系重新转到我们居委会来，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纪念章了。

我从居委会出来时接到钟点工的电话。奶奶耳背得厉害，跟她打电话太费劲了，所以有事都由钟点工代劳，再让钟点工转述。钟点工说，奶奶让我问问你，问题解决了吗？还有，奶奶让你来吃午饭。我说，请转告奶奶，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我中午有事，不来吃了。说实话，我越来越怕去奶奶家了。

下午去卫生局，一位姓康的主任接待了我。康主任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解奶奶的情况。你奶奶是山东人，对不对？我认识她。康主任说，就是由他经手将奶奶的组织关系转到居委会去的。康主任把我领到档案室，找到奶奶的材料袋，从里面抽出一张手写的公函，大意是“现将孙小姗同志的组织关系转到你处”云云，落款是坎沙乡卫生院党支部，时间是1986年。坎沙乡卫生院就是奶奶以前工作的医院，在这封公函里，奶奶的入党时间写的是1980年。

我说，这肯定不对，我奶奶16岁就参加革命了，怎么可能1980年才入党呢？康主任说，我也觉得蹊跷，可是材料上就是这么写的。你看啊，8跟5是不是有点像？所以笔误是完全可能的。我央求他把奶奶的入党时间改成“1950”，再告知居委会。

这不可以改的，康主任说，因为你奶奶的入党时间不是我们搞错的，要改也要找当时坎沙乡卫生院具体负责的同志来改。我问，能找到吗？康主任说，这很难说。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还是钟点工打来的，替奶奶问我事情是不是解决了，奶奶在家里急得上火。我让钟点工等消息，就把手机关了。我又问康主任为什么很难，康主任说，坎沙乡卫生院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撤并了，人员四处流散，一大半的人不是退休就是去世了。毕竟30年了，有多少东西能经得起30年的淘洗呢？

从卫生局出来后，我没去奶奶家汇报情况，而是打电话给女朋友，问她现在能不能出来。我开机后发现有几个未接电话是奶奶家的号码，也没理会。

女朋友问我，去星巴克喝咖啡吗？我说，好久没看电影了，能陪我看场电影吗？女朋友说，我也好久没看了，正想看呢。哈，一拍即合。我们约好在市中心的环球影院碰头。本周有部热映电影，《守岛人》，豆瓣评分较高。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有不少泪点。从放映厅出来时，我发现女朋友的眼睛红红的。

我带女朋友去吃烧烤，一边吃一边盘算到哪儿去开钟点房。我发现，恋爱谈多了，那种叫“爱”的东西就流失了，只剩下欲望，而欲望带来的，除了欢愉，就是麻木。

和女朋友从钟点房出来时已是午夜。我先送她回家。女朋友下车后，我拿起一直搁在副驾座上的手机，才发现又关机了。我想了想，应该是进钟点房后把手机关上的。

一连串未接电话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都是爸爸打来的，我立时头大了。我看了看时间，爸爸最后一次打来，是在一小时前，那时我和女朋友正在床上。我又点开微信，有爸爸发来的几条语音，时间也是在一小时前。显然，爸爸打不通我的电话，只好发微信了。爸爸质问我为什么关机，为什么不接奶奶的电话，你奶奶快要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