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底色

一

我对她是拒绝的，这种拒绝深入骨髓，但里面没有怨恨的成分，更多是源于她对我的冷漠与排斥，使我对她产生一种情绪上的对抗。我对她的印象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始终无法对她进行全面叙述。我的语言永远无法触及她的全部。我还在她怀中之时，脚步所到之处也总是在她的局部里，比如一块稻田，一畦菜地，一处斜坡……离开之后，偶尔回忆触及她，也总是某一处落在脑海里，我的回忆往往只凝固于这一部分之上。可以说她在我心里的印象始终是支离破碎的，我从未明白，这种破碎的印象到底基于何种因由：是她原本就过于复杂，还是我未曾将自己真正融入于她？

抗拒意识始于八岁那年一个夏季的傍晚，完全是突如其来的，她在忽然之间向我呈现出一副之前从未见识过的陌生面孔。

那个傍晚其实和平时一样，晚霞铺展在熟悉的天际边。破旧的水井房之外是一大片稻田，早稻尚未全部收割完毕，稻田里有忙碌的人影。在她的气息中，有炊烟、稻香、排泄在路边的牲畜粪便味、带着泥土腥味的水汽，一切都是我从小熟悉并习惯的。从水井房门口一直到落满浮尘的大路边，排着长长一排空水桶。水井房里的水龙头永远像一位耐性极好的老人，细水长流，不紧不慢，并不理会人们火灶上急等注水的锅盆。无论何时，水井房矮小而破损的房屋前总是排着一列等待盛满的空水桶。村人们从来也没想过要多打一个龙头，以加快接水的速度。那天傍晚，家里的两只铁皮水桶也夹在其间，慢腾腾向前挪动。父亲就在水井房外那片稻田中收获他操劳了半年的收成，我一喊，他便会急匆匆地穿过田野中的小径返回，挑走接满水的铁皮桶。

我不记得这项等水的家务活是何时落到我身上的，或许是从我开始挑得动两只空水桶那时起。每次快轮到我接水时，我便飞奔去将父亲唤来。我们父女默契配合完成这项家务。我夹在村人中间，张望水井房之上铺满晚霞的天空：那里空旷辽阔，没有一只鸟的影子。那一角天空也是我所熟悉的，我已经多次在相同的时间和角度打量过它。有时候它会蒙上一层乌云，将落日的融融余晖遮蔽，给大地投下一片阴影。

那时候我所理解的阴影，仅限于乌云遮蔽日光之后投射下的斑块。这种自然界的阴影，并不足以让幼小的我产生任何情感上的波澜。然而那天傍晚，一种在我日后人生之路常见的阴影降临到我的生命。叫他甲乙丙丁都行，赋予他过于明确的姓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那以后，我发现他当时的言行并非仅仅代表他这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属于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她——村庄，我毕生都难以回避的出生之地。他姗姗来迟，个子很高大，挑着两只空桶在等水的队伍中来回走动。他的行为毫无疑问让我感到疑惑，因为最后到达的人应该是排在队伍之后的。然而那个傍晚他打破了这个惯例。他来回走了两趟，而后坚定地停在我身边，把我从队伍中轻飘飘地拽出来。他的手臂力量之大，让八岁的我毫无招架之力。我的两只空桶也被拎出来，置于旁边的空地上。它们脱离了原本的秩序后，显得异常突兀和孤独。

“姓陶的，到后面排队去。”

这是他以蛮横之力侵占我的位置后，给出的唯一解释。我惊愕地站在被抛弃于秩序之外的两只空桶边，手足无措。我感到愤怒，这种愤怒屈于他的强势后渐渐变成满腹委屈。我目光慌乱地看向排队的人群，然而他们对一个孩子的求助视若无睹。

最后我拎着两只空桶重新排到长长的队伍之后。我并未将这件事情告知父亲，我隐约感到一种耻辱，不想将这种隐秘而难堪的感觉传递出去。我平生第一次开始独自思考：为什么会选择我？甲完全可以选一个比我更弱小的孩子，然而他却来回走了几趟之后选择了我。最后我想到他说的那句话：姓陶的，到后面排队去。对于姓氏的起源，我并未有任何研究，觉得这不过是和家中的许多物件一样，椅子，凳子，饭碗，筷子，只是一个区分物事的符号。然而这个傍晚，甲的话让我逐渐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开始渐渐变得敏感，想要找寻事件内部的真相。在这个村庄里，有两大势均力敌的大姓，唯独我们家自成一体，因为我们家并非原住民，是到了父亲这一代才从山区搬迁来这个村庄的。我们的根基不在这个村子里，这片土地未曾流淌过我们祖先的血汗，也未曾埋葬过我们祖先的肉身。

这个看似平静的傍晚，最终成为我生命成长的一个转折点，只是一瞬间，我接触并了解到生活中的某一种本质真相。

童年的所有乐趣在那个傍晚消失殆尽。之后所有的成长岁月，我变得小心翼翼，极像一只时刻准备防御某种不可知也看不见的进攻力量的敏感小兽。我打量村庄那些残损的土墙头，那一扇扇半开半合的门窗，迎面而来的每张面孔，每种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以及每个走进我家院门的村人所持的态度和说话的口气。我发现父亲卑微的笑容以及毫无原则的殷勤，他应承下所有乡邻的请求，帮忙修筑破败的厨房和牲口圈，却通常落不着一顿茶饭。之前我从未仔细留意这样的事情，但它实际上早就成为我们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村庄里很多人家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入侵我们家的生活，并且主次不分，有时还本末倒置。父亲常常搁置自家的活计而先满足乡邻的请求。这种荒诞行径导致我们家的生活通常处于一种鸡飞狗跳的状态。母亲实际上也是懦弱的，她对上门请求的乡邻同样毫无招架之力。在一块尚未能站稳脚跟的土地上，唯有谦卑与顺从，泪水和愤怒没有任何意义。她只好将种种愤懑发泄于父亲身上，发泄于她的骨肉身上。而我和父亲的委屈则被逼入一条死胡同，无路可去，它们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尖锐情绪，一点一点刺伤我们的肉身和心灵。

我逐渐对村庄有了清晰的认知，尽管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我的胞衣埋在她的泥土之下，而她并未真正接受过我，她传递给我的情感，始终是有意的冷漠和疏离。

我和父亲之间是相互体恤的，而母亲自身的眼界和心胸只能让她深陷于家里的柴米油盐。她生命的全部期望是能早日让家庭的根基深厚起来，不被力量庞大的“整体”另眼相待，却从不曾去想如何改变。在我日渐成长起来之后，父亲和我就开始了一场艰辛而漫长的逃离之旅。于父亲而言这种行径充满矛盾，他倾尽一切从山区里出来，现在又倾尽一切想要从村庄逃离出去。很显然，他的肉身再也无法从这个村庄彻底脱离出去了，而作为他生命之延续的我，另外一个生命伦理意义上的他，是能够助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给我铺就走出村庄的人生之路上，屋檐的破损，墙壁的开裂，院墙的倒塌，于他而言不再重要，他在一切能敷衍的事情上敷衍，也开始学会拒绝一切理直气壮的请求。他的行为无疑得罪了庞大的整体，是在挑战整体的秩序和规则，而支撑父亲此举的全部力量是我从学校拿回来的一张张奖状。它们张贴在我家斑驳破旧的黄泥墙上，让父亲觉得如置身辉煌屋宇，并给他指明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突围方向。

父亲这个角色，在人类的生命长河中，代表思想、权威、原则、法律、秩序，负责教导孩子应付和解决来到这个世界所面对的问题。这个角色的品性是果敢而坚定的，他对孩子所展现出来的爱远远要比母亲坚硬和苛刻得多。因为唯有铁一样质感坚硬的严苛要求，才有可能助其实现期望。

我记得父亲多次将我关在小黑屋里。那是一间偏房，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迎纳屋外的光线。这间屋子用来堆放农具和已经废弃的旧家具，还有祖父母百年之后的两副白板棺材。站在这两具棺材面前，无端端便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逼面而来，那是死亡的沉重气息。屋子拥挤，黑暗，潮湿，蜈蚣和老鼠冷不丁出没。关上木门，小屋便成了盛满黑暗的幽深之洞。

父亲的惩罚是沉默的，他从来不屑于任何解释，试卷上的分数便是最直观的参考标准。若降一分半分，他便拽起我的胳膊往偏房拉，在门口将我往门洞里一推，关门，落锁。我对厚重的木门拳打脚踢，但任何哭叫都无济于事。当屋外的白天置换成黑夜时，我彻底被黑暗吞没了。假如一个人长期处于黑暗的环境之中，他便会明白，黑暗其实是有力量的。我在深重的黑暗中，感受到一种逼迫身心的压力：那是一种恐惧，以及对这种恐惧的无能为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我本能地恢复到人的最初状态——在门边蹲下来，两只细小的胳膊怀抱膝盖，下巴抵在膝盖中间，尽可能地将黑暗之中的肉身缩小，再缩小。当我的个子变得越来越高之后，这种动作难度变大了，与此同时，对黑暗的抗压力量似乎也变得强大起来。我不再一心沉浸于黑暗本身，而是留心屋外的一切声响：鸡飞狗跳的声音，邻人争执的声音，池塘的虫鸣蛙叫，这些热气腾腾的声响一点点将我内心的恐惧驱赶走。我在黑暗中努力平息内心的恐惧，并渐渐适应所置身的黑暗。整个小学生涯，我在那间偏房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对于黑暗的适应能力，远远要比同龄人强大得多。这逐渐内化成为我身上一种对抗压力的品质，在我步入社会之后，任何逆境与压力对我来说都不再是什么难解的大问题。

父亲和我千辛万苦追求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我成功地逃离了村庄，逃离了那个整体力量的掌控。当我把户口从村庄迁入城市时，在乡邻的祝贺声中，父亲与我相对而坐，无动于衷。我们默默无语，有一种长途跋涉之后到达终点的虚弱感。这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不仅耗去了我们享受日常生活的能力，也几乎耗去了我们享受成功喜悦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像父女，更像一对配合默契的战友，甘苦与共，生死相依。

母亲有时候会嫉妒我对父亲的袒护，她觉得我应该是她的，她用温热的血液和奶水孕育了我最初的生命，我自她而来，最终也应该归属于她。她对我的人生规划，就是在本村结一门姻缘，寻找到可供依靠的强大外部力量，最终得以融入整体之中。对于我的离开，她表现出一个母亲强悍的占有欲，扬言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事实上，我们早就“断绝”过。在我读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两年时间里，她离家出走，没有人知道具体原因，也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两年光阴里，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成长，又形成了怎样的品性。即便她日后重返家庭，想要加倍弥补，然而那段因为缺乏母爱而充满恐惧的岁月已经成为我命运的一部分，无可更改，更无从去弥补。

二

我最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村庄，带着连根拔起的决绝。行走在通往村外的碎石路上，那些黄泥土坯房、矮墙、熟悉的面孔、稻田、菜地、清风、暖阳……鲜明而又模糊，渐次退于我的身后，淡出我的视线。村庄于我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对我的掌控。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不到二十岁，我还未能全部明白，人生除了看得见的“现实生活”，还有看不见的“命运”。

有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过年，当新年的烟花在午夜黑沉沉的夜空中骤然绽放时，我也和邻居们一样仰望绚烂的光华，感到满足和欣喜。那是一种已经落地生根般的踏实感。偶尔我也会在烟花落尽、夜空恢复宁静的某一瞬间，想起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距离并不算遥远的村庄，想起她的夜晚与白昼，穿巷而过的冷风，落在屋檐上的斜雨，以及雨后泥泞的泥巴路。但那仅仅是一瞬间，风驰电掣般掠过脑海，完全没有引起我任何的情感波动。那些年，我在城里平静地度过一个个日出和日落，在雨水和阳光丰沛的季节里，去郊外采来野花插在花瓶里，置放于临窗的桌前。阳光穿窗而过，洒落在它们身上时，那些色泽或淡或浓的野花和光亮便也构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心生欢喜。

城市人的生活空间是密闭的，极为私人化，邻里之间唯一能交流的瞬间是在楼梯间的偶遇。楼梯间的空间和光线并不尽人意，注定这样的交流时间不会长，当然更无深入可言。例行公事般打招呼之后，又重新遁入各自的生活轨道。各家的烟熏火燎止于各自的家门之内，这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我近乎沉溺于这样的生活方式里，热情止于表面，彼此互不干扰。这让我想起村庄无遮无拦的日子，邻里的争执与烟火气息隔墙相闻，人们习惯性地扎堆，集体发酵并传播某一个家庭的隐秘事件，将一个家庭的软肋毫不留情地曝光于公众之下。相比而言，城市的密闭空间让我有一种固若金汤的安全感。我在一栋单元楼里住了八年，但除了我的姓氏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谋生，又是哪里人。而我通常也分辨不清迎面而来的面孔是五楼的还是四楼的住户。恰当的生疏成为一层极好的盔甲，软肋与痛处都有安全稳妥的去处。没有明目张胆地排外、挤对，也无从窥探。

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度过余生：平静，缓慢，没有过多的波澜，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力所不及，让过去归于往事，尘封心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做到了。

母亲对我关于村庄的抗拒是心知肚明的，亦是无能为力的。她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电话里的声音让我感到极为陌生，完全无法把这个声音与母亲联系起来——电波改变了她原来的声调。然而说话的语气一如往常，劈头便问我回不回家。这很符合她简单直接的性格，我也通常报以直率的答复，十之八九是拒绝的。她的身边尽管有丈夫和儿子，但她总是固执地认为我才是她最为可靠和稳妥的依赖，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将我拉向她。我们之间像是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拔河比赛，彼此不肯妥协。她甚至不惜用责骂和泪水来加重她那端的力量筹码。面对这些我无动于衷，对村庄的抗拒似乎也变得更为彻底。我可怕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理性在我心中所占据的比重远远要比感性大得多，这得益于小时候父亲对我不近人情的理性管教。他成功地把原则、秩序、自控力以及顽强的对抗力等等强硬的品质灌输给我，并最终形成我性格中最为稳固的部分。这些品质在我处理工作中的麻烦时发挥了极好的作用，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我却输得一塌糊涂，尖锐、固执、没有人情味始终是我最为显著的交际特点。母亲在和我长期的拉锯战中，不得不败下阵来。但她并不认输，而是选择改变策略。她开始不断从村庄给我捎来各种食物，根须上还带着新鲜泥土的蔬菜，每一季刚收获的新米，节日煮出来余温未消的传统食品，甚至是一些亲手编织的家用品，源源不断地从各种渠道来到我城里的家，不容拒绝。这些物品本身当然是毫无过错的，但它们所指向的背景让我产生强烈的不适感，童年那种被肆意侵犯的感觉又汹涌而至。我对这些物品通常的处理方式是，毫无保留地赠予我的邻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