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老益壮　春风化雨桃李蹊　耿林莽的散文诗生涯

编者按：

今年1月5日，是耿老周年祭。

犹记得，去年那个夜晚，当噩耗传来，编辑部全体同仁无不悲痛万分。在寸丹总编辑授意下，大家连夜制作了“绝唱｜耿林莽：我走我的路，我写我的诗”纪念专辑，在杂志社微信平台第一时间推出了老人家的遗墨，并于1月8日至10日，连续推出三期“送别与怀念：耿林莽先生纪念专辑”。与此同时，杂志社和寸丹总编辑还委托友人敬献花圈、挽联，遥寄心香一瓣，痛悼一代诗翁。

2023年10月下旬，本刊下半月专用投稿邮箱收到《笔耕不辍老益壮春风化雨桃李蹊：耿林莽的散文诗生涯》一文，展读之余，编者欣慰不已。作者侯林鑫系黑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学经典与文体写作，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散文诗这一文体，从现实关怀入手，通过境界、形象、叙事三个角度，解读耿老的传世经典作品，并结合耿老生前的创作和理论，向读者深入介绍先生独特的散文诗创作观和美学观。为此，我们特在本期《诗话》栏目隆重推出，以飨读者，告慰诗魂。

旧叶萎凋，新枝初发。当新年的阳光照射四方，我们不无欣慰地看到，散文诗坛依旧葱郁，景色满园！

摘要：耿林莽是当代散文诗界的泰斗级诗人，他大器晚成，五十多岁始创作散文诗。耿老的散文诗能以现实生活中任何题材入诗，对人、世界、宇宙、自然、历史都有自己的关注，极大地拓宽了散文诗的格局和境界，在诗歌中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诗情世界。他创造诗歌的抒情形象，以情意和胸怀展示作为人的精神气质，在评论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散文诗创作观和美学观，为散文诗界留下了丰厚的财富。

关键词：耿林莽；散文诗；现实关怀

耿林莽，江苏如皋人，1926年生，2023年1月5日于青岛因病逝世。耿老从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坚持创作直至晚年。他曾在《新徐日报》《青岛日报》《海鸥》等刊物任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耿老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散文诗，王泽群评论他为“一支迟开的金丝菊”，刘湛秋称他为“迟开的花朵”。他曾参加诗刊社“散文诗六人谈”，出版散文诗合集《星星河》《潮音集》，并独立出版《醒来的鱼》《耿林莽散文诗新作选》《耿林莽散文诗选》《五月丁香》《飞岛的高度》《梦中之马》《草鞋抒情》《三个穿黑大衣的人》《散文诗六重奏》《鼓声遥远》等散文诗集和散文诗评论集《散文诗品评录》，荣获众多奖项。同时，耿老还在多家报刊开辟专栏，不断推介散文诗界的新秀，诚如王泽群所言：“这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热情？什么样的胸怀？什么样的执著啊？……而耿林莽仅仅是因为：他爱散文诗。”①凭这一份热爱，耿老在散文诗界烙下了一个温馨的背影。

一世界造诗，诗造世界

散文诗在文坛中是个“靠边站”的角色。相比小说、诗歌等“大众”文体，它如同悬崖边绽放的野花小草，没有果实供人采撷，因此，作家们不肯费力气攀峰采掇，评论家也从旁绕过，不指望凭借它获得殊荣。然而，自鲁迅《野草》起，散文诗就凭借思想密度的冶炼和形式的自由绽放伫立在现代文学道路的正中，以独立之姿傲然卓立。说到底，散文诗是诗，有诗歌的象征和跳跃，然而，它又是“散文的诗”，把散文体式上的自由、情感的铺陈披挂在外，散文诗便有了最利的矛和最坚的盾，在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上攻之无不破，在形式和美度的扩张中武装无不周全。耿老投身散文诗中，是以思想和美质的天平来为其正名的。

诗歌要写现实。散文诗曾因矫情矜持、华而不实、细微柔弱的姿态，被诟病良久。然而，这并不是“诬告”，散文诗是在贝尔特朗和波德莱尔笔下起步的，那种阴郁、怪诞、神秘的感受为散文诗“追究内部”提供了一条合法道路。因此，耿老提出“野一点”的写作要求，野一点，便是大胆一点，要把现实应当关注的、作家应当关注的都写到诗歌当中。散文诗人要做到“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敢于说出心中的所思所想”，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散文诗本来是让人大展拳脚的文体，若是思前想后、畏首畏尾，那必然不能使它将思想和文体上的优势发挥出来。现实世界一切应当关注的，都可以人诗，也都应当入诗。耿老的散文诗，包含宇宙、生命、文化、哲思、生存、自然，有大气象、大格局、大关怀。耿老的热量是巨大的，他能够把对世界的整体性思考移植到作品当中来，并且辅以对时代的横向展开，这种考量不是泛泛的，而是切实地大爱和关怀，如写《采薇》，开篇即是“薇是一种贫寒的草，不是那支歌”，祛除诗歌的柔美意蕴和文化溯源，一种野菜，只与饥饿相关，只与贫寒相关，不是“采薇”，是“掐菜”，而更加悲凉的是，梦里的采薇女子、满坡露水的草地、盛野菜的竹篮子都“找不到”了，作者用《诗经》原本的戍边故事把采薇女子和出征男子结合起来，但绝不能说它只是对《诗经·采薇》的一种重写，而是以采薇的框架直指人民的生活的苦难，这种苦难是现实的，把无法忽视的苦难以克制和隐忍融进优美的词句中，于是，它又成为一首诗了，生存、历史、人情融进一首诗中，诗篇又反过来形成了一个悲悯、柔情、残酷并存的想象世界，以诗人的情感为线索实现了想象和现实的重合。耿老的诗中，还有吃不上早饭、穿不上鞋子的孩子们（《穷人——一位民办教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有睡在沙丁鱼罐头似的工棚炕铺上的农民工（《民工呓语》）；有守着煤、儿子却在矿难中离开的老人（《陷落》）……耿老从不对题材挑挑拣拣，能够拿来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在耿老这里同样可以用来写诗，他的目光触到最顶层时，便是浩瀚宇宙与整个人类之间的无声交谈，触到最低点时，便是底层人民最深切的痛楚，读他的诗，没有人会怀疑他为什么会关注这些人、这些现象、这些话题.最现实也是最凸显灵魂的一切，在诗中都可以读到。耿老关注事件，贵州五个流浪男孩在垃圾桶中死亡的事件被写进《五个男孩子》，他描绘历史，写南京大屠杀，成为文物的陶碗、纤夫、白帝城……他说“史与哲的因子，融涵于美的诗境之中，便具有凝重感了”②。感受宇宙的扩大和历史的深长，也怜悯雨露中的花朵、花朵上被淋湿的蜻蜓，一切的世界都写入诗中，一切的诗中都囊括世界。

耿老用词也大胆。许多作家往往敢于把一些新潮的词写进小说、戏剧中，却不敢用于诗歌和散文诗，仿佛以为小说戏剧就是全然西化的、现代的文体，而诗便要沾些古意，学古人吟风弄月或踌躇满志。然而，古人以尺素家书寄相思，今人亦可以打电话、发信息传真情。艾略特说诗歌的任务是保存、恢复并且发展语言，语言文字不只是工具，也是思想、现实，现当代文学要贴近现当代的生活现实，古诗是古人的日常，今人之诗也要有今人的生活，不要以为现代的词语入诗不雅，或破坏了气氛，诗就是表现诗人当下的环境和心境的，只要用得合适、恰当，一切都可以入诗，不然，岂不是推翻了现当代文学存在的实际，否定了“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努力？耿老提倡用“鲜活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新鲜的民间口语”入诗，且要“赋之以自然的音乐节奏、旋律和韵味”才能在创作中水到渠成、如虎添翼。“旅游小区”“三十七层大楼”“玻璃幕墙”“上市公司”是极现代化的词语，然而，用于表现当下生活的凌乱琐碎，表达人类精神的失落，却不得不用。耿老用心灵改造和情意的结合使它们完美地融入诗中，破除了现代性词汇在诗性用语中的融合障碍。耿老对词汇择取的背后实际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崔国发指出散文诗对“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事物”不能漠然视之。词汇的背后是思想、文化、精神，不必一味地隐喻、象征，词汇的直接冲击力同样是一种文学的处理方法。

二 一个多情的男子汉

耿老的散文诗中常常有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情感的喷薄和倾吐都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形象之口吐露。比起拟作寂寞空庭的闺怨诗，耿老欲塑造的是具有现代独立精神的凤凰和天狗，看他的《男子光辉》：男子汉叩响了时代的门，他不是游泳运动员、拳击选手、斗牛士或冲浪运动员，只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名普通人，而时代中数不清的普通人都像他一样凛然、壮阔、粗犷、雄浑，拥有“人的自信，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意志的闪光”，令人神迷。这章散文诗可以与《风中男孩》进行对读，他同样拥有陶色的胸膛，“纵马，拳击，冲浪运动员，斗牛士。全不是”，他们乘着穿街而过的轻型摩托，在夜的长廊尽头点一支烟，令人神迷。这就是同一首诗，但《男子光辉》中男子叩门而入，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是我”二字比起风吹来的男孩多了分量，这种对自我存在的清晰意识和无惧无畏地站立在天地之间的气魄，使男子汉的形象从一根羽毛变为一尊铜像，健劲、庄重、坚实，极力展现了诗人主体人格和诗中形象的精神气质。这种男子汉的形象在诗中是随处可见的，如《夏日闪烁》中男子汉劳动归来，紫色的胴体上布满闪烁的汗珠；《醒》中的男子汉胸膛光洁、等待日升；《远山感觉》中的山也给人一种男子汉的感觉，充满力度饱满的诱惑；《水手·石榴和岸》中水手生命力蓬勃，是阳光海岸的体魄健壮的儿子；《黎明是水》中的他有隆起的胸部和闪光的筋肉，是大地之子，是人的向日葵；《红高粱：摇得响的火》中男子汉像红高粱一样粗犷、昂然、火热……他还可以是佩剑的美男子、远征的男人、吹笛的男孩，一切都是激昂的、青春的、有冲力的，情感充沛、自信昂扬，展示着对“人”的肯定和确信。

对话性是耿老散文诗的一个特点，诗中主人公有时与读者直接进行交流，作家赋予读者诗内的身份，把其他人物对主人公说的话直接对准读者，“你说”“你呢”“你问”“你去寻找”……直接把诗歌中最直接的生活、话语、感受施加到读者身上，引起最震颤心灵的触动，把读者也带人到那种力与美的感受和生命能量与热度的灼烧当中，“你”可能是一只鹤、一个邮筒、一个乘舟的旅人，或者就是那光辉的男子汉。对话是在激发不同角度的想象和理解，试图把冷冰冰的诗中人物推到现实中来，让“人”注意到“人”，不是一个容易的命题，它要把人的生命、存在、情感统统具象化，把人的忧伤、欢乐、思念甚至嗔怨都放人生活的杯子来一一品尝，所以，耿老常从生活化的片段人手，劳动、餐食、行走，或是对阳光的感受都让“你”直接体验，“你”仿佛就身在其间，所以，与“你”对话再正常不过，用“你”而不是用“我”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读者站到诗中来，读者看、听、触到一首诗，也是看、听、触到诗中的每一落叶飞花、每一举手投足，情感的体验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耿老心中，散文诗也是一个男子汉，他在《闲哉诗话——关于散文诗》中说散文诗“既不作散文的婢女，也不作诗的童养媳，要作顶天立地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子汉”③，散文诗的柔弱谄媚，或许一直是他心口的一道创伤，他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治愈散文诗，也是治愈自己，因此，在诗中创造了那样直起腰杆、挺起胸膛的人之形象，希望散文诗有一天也可以成为诗中的男子汉，他是抱着一个父亲的心殷殷盼望着这个孱弱的孩子能够快些同其他文体一样顶天立地的。耿老是一位真正有作家意识的诗人，不抢板凳、不抢麦克风，只一心为一个文体的发展，一种文学生态的健康成长用心作诗、做事几十载，更是因为他的心灵单纯、洁净、明亮，对世界、人生、他者都怀着纯洁的爱。

三 流向开放的句点

散文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作家手中“枯木逢春”，站在散文诗内部看，是极为可喜可贺的，但拿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当中，还有许多人没读过、没留意，甚至在研究领域，有爱之者，也有弃之者。它的尴尬地位常来自文体界定的模糊不清，研究文章少，专著更少，文学理论对其定义少之又少，似乎以此便可断定散文诗为文学大家庭里不重要的一员。然而，任何一种文体，都没有统一的、完全一致的定义，就小说来讲，就从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的鄙薄之道和班固的“街谈巷语”变为梁启超的“文学之最上乘”，而同时代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又各自以其不同的想法论述，一个文体准确又全面的定义是不易得到甚至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它的范围不断扩张，也总有文体超逸出这个范围之外。因此，首先要创作，作品实际存在，就有进入概念范畴的可能。散文诗也是在诗的四周点开了一支手电，它只照到其中一个方向，且光束所能到达的距离是有限的，但我们会知道，在诗歌未被探索的边界上，有更多方向、更远距离等待着更多的手电照亮。“从格律诗到自由诗，是诗的一次解放；从自由诗到散文诗，是诗的又一次解放。”④耿老探索散文诗抒情和叙事的结合、思想和美感的互渗、复调式结构的钻研、诗歌与散文融合等方面的努力，正是为了在动态发展中，把握散文诗的文体界定、形式完善、价值生成、未来走向。文体的自我嬗变和敞开是一定的，“单一形态的无尽反复绝非一种文体发展的福音”⑤，散文诗本身的诞生正是诗在格律化和散文化不断交替中诞生的一个环节，是“诗的家族中最后一个‘出走’的‘浪子’。”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