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诗：外来理论及其回响（三）

三 陈敬容、叶维廉的散文诗理论诠释

1947年，陈敬容陆续发表了波德莱尔诗歌中文译本，上海文坛为之瞩目，她后来又撰写了几篇随笔，集中阐发关于波氏的阅读感言，她在《波德莱尔与猫》一文中指出：

波德莱尔的诗，令人有一种不自禁的生命的沉湎。虽然他所写的多一半是人生凄厉的一面，但因为他是带着那么多热爱去写的，反而使读者从中获得了温暖的安慰，他底[的]作品中感伤的气氛也很浓，但不是那种廉价的感伤，不是无病呻吟。而他底[的]欢乐，是真正的火焰似的欢乐，是一些生命的火花，而非无故的吟风弄月——像我们古代的才子佳人，或近日鸳鸯蝴蝶派底[的]作品那样。我们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找到那积极的一面，我们发现了那无比的“真”。有人认为波德莱尔颓废，那只是他们底[的]臆测之词，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底里。

陈敬容作为中国散文诗历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这段话值得重视，陈氏受波德莱尔及法国象征派的影响较深，可称之为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化人汉语的散文诗写作相当到位的一个作家。上述这一段论述在当时虽然遭到一些批评和责难，但是，对于中国新诗尤其是散文诗理论建构的要义表现在：一是、散文诗要告别传统——像我们古代的才子佳人，或近日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那样。二是、散文诗要直面现实，包括社会现实和人类的感性真面目，敢于以诗心诗情突破一切文化禁忌，而将内心（包括深层无意识内容）呈现出来，以抵抗现实的文化秩序对于心灵的压抑。上述两个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

叶维廉学通中西，理论创作俱佳，其《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以下简称《引桥》）一文，堪称融汇中西，别出心裁，在中国散文诗理论史和批评史上独树一帜，这篇被作为附录收入楼肇明、天波主编的《世界散文诗宝典》的论文，在散文诗理论界曾被广为引证，不过，对于某些不熟悉西方近代人文现状的中国诗人而言，又确实存在着界人和理解的障碍。先看叶氏对于波德莱尔的“——给阿尔塞纳-胡赛”（《巴黎的忧郁》序）中那段广为引用的散文诗宣言的翻译：“在我们一生中许多企望的瞬间中，谁不曾梦想过一种诗式的散文的奇迹呢？无韵无律的音乐性，既柔软粗犷，易于适应种种表达：灵魂的抒放，心神的悸动，意识的针刺。”很显然，就现代散文诗的特性而言，叶氏的翻译不及徐志摩以及当代郭宏安的翻译贴切、传神。但是叶氏在这篇文章中，以其生花妙笔阐释现代散文诗的文体特征以及散文诗写作背后的社会原因，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叶维廉的散文诗理论具有世界眼光，同时具有民族本位意识，较好地将外来散文诗理论进行了文化学意义上的转化和融通。

《引桥》一文首先指出，散文诗存在文体论危机，散文诗“被全世界的诗人应用着发挥着”，“作品面貌太多，而都一概冠之以‘散文诗’之名，由诗意浓郁的象征主义的作品到后现代的‘语=言=诗=派’（L=A=N=G=U=A=G=E Poets）的一些平淡直叙，看来与一般散文无甚差别的作品之间，打开了一个无限宽广的表现世界，仿佛兼收并蓄，可以包罗万象。也许是这种无尽的开放性，使得批评家不愿将之‘圈定’，不愿意着墨太多”。纵观一百多年来散文诗的各种变体，散文诗确实已经紧缩了内涵，扩展了外延，发生学意义上的散文诗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诗学限定（象征主义的Lyric的运作方式、反讽美学、震惊效果等），有了这些内涵的限定，其外延所能延揽的文本必然有所限定，可是，散文诗后来被有意无意理解成“自由诗”，“散文”二字成为“自由”的代名词，散文诗的边界无限扩展开去，散文诗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徘徊于散文与散文诗之间难以归类的名篇佳作，至近年来的一些带有后现代审美特征的长篇散文诗，如美国诗人约翰·阿舍贝利的《诗三章》，散文诗这个倍受争议的文类，恰好又呼应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跨文类（非文类、元类，如非虚构的non-flction）写作大势，边界进一步拓展，有些散文诗（当然是批评家界定之作）确实变成了“平淡直叙，看来与一般散文无甚差别的作品”。近年来，中国散文诗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作品面貌很多，坚持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的诗人和编辑、评论家提出散文诗“打假”的理论命题，看来，散文诗文类界定始终是散文诗理论界的一大难题。

叶维廉在这篇文章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1.具备哪些特色和条件的散文诗才可以称之为散文诗？答日：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心目中的Lyric（抒情的）的运作脉络，才算接近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散文诗”。Lyric的运作脉络：把包蕴着丰富内容的一瞬间抓住，利用这一瞬间来含蕴、暗示这一瞬间之前的多线发展的事件，和这一瞬间可能发展开去的多线事件。

这一瞬间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经验、感受的核心，从这个经验、感受的核心来来回回地伸向四周，各种事件、经验、感受相互感通，其中便有一种“灵会”，与现实作深深地、兴奋地，甚至狂喜地接触与印认，包括与原始世界物我一体的融浑，与自然冥契的对话，包括有时候进入神秘的类似宗教的体验。

在运作上往往会用一个具有魔力（或强烈的感染力）的形象或事件先把读者抓住，在被抓住的当儿，往往只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一时间理不出其间的走势、意义的层次，读者要在其间进出游思，始可以感到其间的复旨复音复意。

2.为什么要诉诸散文的形式？答日：“散文”二字可作为“自由”来理解，在波德莱尔时代，有其政治意义，表面看来是诗要挣脱形式的僵化，形式的宰制、框死想象空间的霸权，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诗的这种自由民主精神（比如其颠覆性、狂欢性），表达的是诗歌自身的要求，即为了抗拒实证主义工具性影响下语言的单面化，诗人呼吁另一种准确性，所谓含蓄式的准确性（多线发展，意义不决定性），用打破语法、打破时序来求取一组放射意义的符号。

为了说明散文诗的行笔特征，叶维廉举马拉美《白色的睡莲》为例来说明Lyric（抒情的）的运作模式和散文诗中凸现出来的现代性情绪，《白色的睡莲》很像西方目前流行的非虚构写作，诗中的人物并非虚构，但是，诗中出现的各种经验、事件和感受似真亦幻，似幻亦真，云山雾水，波澜壮阔。据说马拉美晚年结识了豪富风流的女演员梅丽，她作为马拉美的爱和美的幻象，成为了他激发灵感寄托诗思的对象，在一次类似于中国古代王子猷雪夜访戴的真实经验的基础上，将他由于梅丽（美感幻象）所激发出来的Lyric，借助梦呓般的语流倾吐而出，铮铮琮琮，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长诗以典型瞬间——作者荡舟花溪前去寻访“一位女友的女友的庄园”作为经验、感受的核心，利用这一瞬间来含蕴、暗示这一瞬间之前的多线发展的事件，和这一瞬间可能发展出去的多线事件，《世说新语》中雪夜访戴意境超迈，但是字字句句落实，散文诗反对字字句句落实，这一瞬间之前的多线发展的事件，和这一瞬间可能发展出去的多线事件，需要梦幻想象加以烘托、晕染，所以长诗各个段落云遮雾障，明灭起伏，因为以心绪的流动暗示淡化人物和情节，读者进入长诗的情绪氛围之中，只能在它的主要的经验、感受的核心进出游思，设法贴近这个Lyric的运作脉络，始可以感到其间的复旨复音复意。所谓复旨复音复意是说长诗蕴含着多重经验、事件和感受以及它们之间的冥契，“白色的睡莲”作为一个似有所指又无有所指的意象符号，在生命中的某个情感激烈的时刻，通过某种偶发的触媒，照亮了心灵的幽深小径，沿着这条曲径，生命的感动像没有目标的河水一样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以至所发不得不发，所收不得不收。

王子猷雪夜访戴最后不了了之，是因为“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造访的高士是中国古人的心像，吾心即宇宙乾坤，因此在我的心中访问过就算了事，可是马拉美不是王子猷，习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马拉美不可能以一己之心包举宇宙乾坤，文化工业塑造出来“共性”作为异己者，眈眈逼视，马拉美既然无法做到像中国文化土壤中操练出来的达人高士，以佛道理念从容化解之，而只能心怀惴惴，所以，在《白色的睡莲》的最后，诗人不无失望地道出他意态阑珊，静静离开的原因——

“一旦，啊，或感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动，一旦她‘毅然’出现——冥思的‘女士’，傲慢的‘女士’，顽皮的‘女士’或残酷的‘女士’——更不敢想象那张我永不欲知道的恍恍惚惚的脸！”

马拉美不愿意看到那张刻着时代共性的脸（单面人的脸），他宁愿在想象中拥有那张朦胧不实的面相——美人情人感性十足的梅丽的脸——那朵白色的睡莲。叶维廉指出，《白色的睡莲》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心目中的Lyric的运作脉络，同时在行文中态度明确地表达了现代人对于现代社会的抵触情绪（审美现代性），用散文诗这种特殊的语言运演模式，再一次触及人类在现代社会已经废弃了的想象活动，在诗的边缘或缺席间颤动，所以，尽管它篇幅较长，依然不失散文诗本色，它是散文诗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杰出之作。相对而言，比如里尔克《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心目中的Lyric的运作脉络，但是其中的审美现代性无有表现，因此可以说它符合叶维廉所指出的散文诗第一个条件，只能算作是内涵缩小、外延扩张以后的散文诗的德国变体。

当然，外来散文诗理论影响之于中国文坛，所激起的回响决不限于上述，事实上，可以说所有的中国散文诗作家、批评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外来散文诗理论的影响，只不过法国象征派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观点对中国散文诗界影响甚巨，我们列举上述几位重要的诗人、诗评家对于外来散文诗理论的延伸解释，目的是展示中国学界对于散文诗这种现代文类，尤其是波德莱尔散文诗的理解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于散文诗的理论阐释有一个逐步深入推进的过程。（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