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谱(节选)

刘半农

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都有谈及刘半农。周作人曾说：“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所谓“那时”，是指“1919年前后”。1920年2月7日，刘半农赴伦敦大学，妻子朱惠、女儿小惠随行——8月6日，诗人将小惠的话，直接辑录成散文诗《雨》，“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堪称吾国最早且最好的白话儿童诗。是年3月15日，诗人一家到达英国。那时女性第三人称，还用“他”，某个小范围则用“伊”。妻子，女儿，踏人了人称完备的英语世界，会不会念及这样的语言学漏洞呢？6月6日，诗人写出《她字问题》，将此前与周作人私聊过的一个问题，上升为一个公开的语言学提案——应该创造一个字，“她”，作为女性第三人称。“诗人的语言区分不开帝国和共和国，区分不开他和她。”西思翎（Jan Laurens Siesling）接着说：“这需要修复：所有革命中最小的，但最重要的一次。”8月1日，朱惠产下一对龙风胎：一个叫“育伦”，一个叫“育敦”。诗人用“你们”迎接了这对儿女；当他转头看向妻子，就用“他”来代指儿子，用“她”来代指女儿。一个最古老的代词，一个最年轻的代词，琴瑟和鸣，就此分担了不同的语言学使命。西思翎还曾说：“创造这个字是诗人的无与伦比的职责。从字的所有意义来构想它。一首诗必须将这个字介绍到言语中，通过用它、重复它，必要时重复它四次以给聋子的耳朵，最终即使聋子的耳朵也会接收到。”9月4日，诗人写出《情歌》。民谣有所谓“四季歌”，绘画有所谓“四条屏”，大都分述春夏秋冬情景。《情歌》也如此，来读第一节：“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春季相思，或云早晨相思。来读第二节：“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夏季相思，或云银夜相思。来读第三节：“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秋季相思，或云午后相思。来读第四节：“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冬季相思，或云傍晚相思。从春季到冬季，从白昼到黑夜，无论何所睹，无论何所听，无论何所触，百折千回，千呼万唤，无不曲径通幽于相思。全诗既有画面，又有音韵，画面有交替，音韵有抑扬，堪称尽善尽美。然则，诗人在伦敦，娇妻在怀，娇女在膝，谁会是那个“她”？“她”者，“故乡”也，“故国”也。1926年，赵元任先生为《情歌》作曲，颇有舒伯特（Franz Schubert）之风，很快传唱于四海，或当留名于千古。可能正是赵元任，将《情歌》改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亦擅旧体诗，1918年，他写出《听雨》：“我来北地已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1925年，又写出《苏彝士运河》：“重来夜泛苏彝士，月照平沙雪样明。最是岸头鸣蟋蟀，预传万里故乡情。”刘半农诗集，除了《扬鞭集》，尚有《瓦釜集》。后者乃是依照江阴“四句头山歌”声调，以方言创作的“拟民歌”。不但白话可以作诗，方言也可以作诗——诗人以这种极端的试验，交臂于胡适，投身于白话诗运动，被赵景深先生称为“中国Robert Burns（罗伯特·彭斯）”。诗人曾编成《初期白话诗稿》，付梓于1932年，却没有收入自己的任何作品集。他的胸襟，磊落如此。前面提到的周树人——也就是鲁迅——曾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须知，刘半农早年只读过中学，却于1912年扬名上海，1917年执教北大，1918年参与成立“小说研究所”，收集“歌谣”，1919年参与倡用“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命名“鸳鸯蝴蝶派”，进人伦敦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专文指导李大钊编排北大图书馆“新目录”，1921年转入巴黎大学，向蔡元培提出《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1924年出版《四声实验录》，1932年出版《中国文法讲话》和《中国俗曲总目稿》。所译《猫探》《黑肩巾》《欧陆纵横秘史》，所辑所校所印《何典》《西游补》《太平天国有趣文件》，林林总总，大都风行士林，甚而惠泽学界。1934年，诗人为绘制《中国方言地图》，亲赴绥远，魂断塞北，诚可谓以身殉学者也。

郭沫若

郭沫若的第二部诗集《星空》，出版于1923年。诗人曾在卷首引来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说“头上的星空”意味着神的秩序、外在的秩序：那么“心中的道德律”意味着心的秩序、内在的秩序。然则对这两种秩序，郭沫若却似乎并无敬畏。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或可视为对“头顶的星空”的冒犯；第三部诗集《瓶》，出版于1927年，或可视为对“心中的道德律”的冒犯。《女神》所录新诗，起于1918年，讫于1921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泰戈尔（Tagore）阶段、惠特曼（Whitman）阶段和歌德（Goethe）阶段，可对应“五四运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该书呈现了狂飙主义的萌动、勃发和低回，其最高价值，则在狂飙主义的勃发。“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诗人曾说，“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屈原是个什么情况呢？先读其《湘累》：“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垠的潜热，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这是女须说给屈原的知心话，当然，这个屈原正是郭沫若的化身。再来读《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此之谓对“头顶的星空”的冒犯，当然，也不妨解读为对“旧秩序”的冒犯。还可参读《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和《凤凰涅槃》。狂飙主义的极致，就是玉石俱焚。接着读《天狗》：“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这样的“生理学排比”，这样的夸口，这样的任性，这样的失控，这样的装疯，这样的寒热病，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今天或已很难求得诗人所谓“振动数相同”或“燃烧点相等”的读者。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单就新诗而言——早在20年代初期，郭沫若就是最凶猛的一个先锋派：正如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亦是最凶猛的一个先锋派。郭沫若单凭一部《女神》，就好比一部《巨人传》，已然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若干种形象——如果起用政治史解读，他是一个嗅觉灵敏的革命者；如果起用思想史解读，他是一个莽撞的启蒙者：如果起用文学史解读，他是一个从头新到脚的立异者。诗人响应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日本左派思想，孳生了零传统自觉，囫囵带来了泛神论（Pantheism）——他用古语集来的一副对联，“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可以直接诠释这个术语，而不必引来他曾提及的“三个泛神论者”，亦即战国的庄子、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和印度的伽皮尔（Kabir）。综上可知《天狗》或《女神》的意义在于——从“文体”的角度讲，首次创造了真正的“新诗”：一种自由、开放、错落、复沓和华彩的“新诗”；从“主体”的角度讲，首次创造了真正的“新我”：一个暴躁、凌厉、张扬、冲动和狂热的“新我”。来读《女神之再生》：“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为容受你们的新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也许郭沫若早年的旧句，“神州是我我神州”，已将个人之“新我”等于中国之“新我”。来读《凤凰涅槃》：“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风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单从“诗”的而非“五四运动”的角度来看，也许，《炉中煤》和《夜步十里松原》比前引作品都重要；这且按下不表，却说姜涛先生论《女神》，认定此书既是“新诗合法性起点”，又是“生活构想和自我构想的指南”，似乎已在很大范围内成为一个共识。《女神》的压轴诗，亦即《西湖纪游》，就像是预告了《瓶》。《瓶》所录新诗，起于1925年2月18日，讫于3月30日，大致也能分为三个阶段——盼信阶段、收信阶段、阅信阶段，可对应“西湖情史”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该书呈现了洛丽塔情结的萌动、勃发和低回，其最高价值，则在洛丽塔情结的低回。那时纳博科夫（Nabokov）正在柏林，还要等30年，他才会在巴黎出版小说《洛丽塔》（Lolita）。郭沫若的“洛丽塔”，乃是一个女学生，他们的足迹遍于放鹤亭、抱朴庐、宝叔山（应为宝石山）、宝叔塔（应为保俶塔）、白云庵、孤山及灵峰。因而杭州和西湖，也便相当于歌德的赛森海姆（Sesenheim）。在此以前，诗人先娶张琼华，后乱佐藤富子；在此以后，诗人再娶于立群。《瓶》乃是组诗，《献诗》而外，正文有42首。来读《献诗》：“我爱兰也爱蔷薇，/我爱诗也爱图画，/我如今又爱了梅花，/我于心有何惧怕？”——此之谓对“心中的道德律”的冒犯，当然，也不妨解读为对“旧道德”的冒犯。故事的结局充满了反讽，这个女学生，反而执意于对“旧道德”的盲从。来读第42首，诗人引用了她的来信：“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你说，这不是害苦了人吗？诗人还曾撰有书信体中篇小说《落叶》，互文于《瓶》，两者都有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只不过前者采用了“少女视角”，后者采用了“中年男性视角”（先后被对方称为“先生…‘你”和“哥哥”）。《瓶》之价值，仅次于《女神》，两者都演示了歌德的名言：“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