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谱(节选)

作者: 胡亮

刘半农

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都有谈及刘半农。周作人曾说:“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所谓“那时”,是指“1919年前后”。1920年2月7日,刘半农赴伦敦大学,妻子朱惠、女儿小惠随行——8月6日,诗人将小惠的话,直接辑录成散文诗《雨》,“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堪称吾国最早且最好的白话儿童诗。是年3月15日,诗人一家到达英国。那时女性第三人称,还用“他”,某个小范围则用“伊”。妻子,女儿,踏人了人称完备的英语世界,会不会念及这样的语言学漏洞呢?6月6日,诗人写出《她字问题》,将此前与周作人私聊过的一个问题,上升为一个公开的语言学提案——应该创造一个字,“她”,作为女性第三人称。“诗人的语言区分不开帝国和共和国,区分不开他和她。”西思翎(Jan Laurens Siesling)接着说:“这需要修复:所有革命中最小的,但最重要的一次。”8月1日,朱惠产下一对龙风胎:一个叫“育伦”,一个叫“育敦”。诗人用“你们”迎接了这对儿女;当他转头看向妻子,就用“他”来代指儿子,用“她”来代指女儿。一个最古老的代词,一个最年轻的代词,琴瑟和鸣,就此分担了不同的语言学使命。西思翎还曾说:“创造这个字是诗人的无与伦比的职责。从字的所有意义来构想它。一首诗必须将这个字介绍到言语中,通过用它、重复它,必要时重复它四次以给聋子的耳朵,最终即使聋子的耳朵也会接收到。”9月4日,诗人写出《情歌》。民谣有所谓“四季歌”,绘画有所谓“四条屏”,大都分述春夏秋冬情景。《情歌》也如此,来读第一节:“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春季相思,或云早晨相思。来读第二节:“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夏季相思,或云银夜相思。来读第三节:“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秋季相思,或云午后相思。来读第四节:“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冬季相思,或云傍晚相思。从春季到冬季,从白昼到黑夜,无论何所睹,无论何所听,无论何所触,百折千回,千呼万唤,无不曲径通幽于相思。全诗既有画面,又有音韵,画面有交替,音韵有抑扬,堪称尽善尽美。然则,诗人在伦敦,娇妻在怀,娇女在膝,谁会是那个“她”?“她”者,“故乡”也,“故国”也。1926年,赵元任先生为《情歌》作曲,颇有舒伯特(Franz Schubert)之风,很快传唱于四海,或当留名于千古。可能正是赵元任,将《情歌》改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亦擅旧体诗,1918年,他写出《听雨》:“我来北地已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1925年,又写出《苏彝士运河》:“重来夜泛苏彝士,月照平沙雪样明。最是岸头鸣蟋蟀,预传万里故乡情。”刘半农诗集,除了《扬鞭集》,尚有《瓦釜集》。后者乃是依照江阴“四句头山歌”声调,以方言创作的“拟民歌”。不但白话可以作诗,方言也可以作诗——诗人以这种极端的试验,交臂于胡适,投身于白话诗运动,被赵景深先生称为“中国Robert Burns(罗伯特·彭斯)”。诗人曾编成《初期白话诗稿》,付梓于1932年,却没有收入自己的任何作品集。他的胸襟,磊落如此。前面提到的周树人——也就是鲁迅——曾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须知,刘半农早年只读过中学,却于1912年扬名上海,1917年执教北大,1918年参与成立“小说研究所”,收集“歌谣”,1919年参与倡用“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命名“鸳鸯蝴蝶派”,进人伦敦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专文指导李大钊编排北大图书馆“新目录”,1921年转入巴黎大学,向蔡元培提出《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1924年出版《四声实验录》,1932年出版《中国文法讲话》和《中国俗曲总目稿》。所译《猫探》《黑肩巾》《欧陆纵横秘史》,所辑所校所印《何典》《西游补》《太平天国有趣文件》,林林总总,大都风行士林,甚而惠泽学界。1934年,诗人为绘制《中国方言地图》,亲赴绥远,魂断塞北,诚可谓以身殉学者也。

郭沫若

郭沫若的第二部诗集《星空》,出版于1923年。诗人曾在卷首引来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说“头上的星空”意味着神的秩序、外在的秩序:那么“心中的道德律”意味着心的秩序、内在的秩序。然则对这两种秩序,郭沫若却似乎并无敬畏。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或可视为对“头顶的星空”的冒犯;第三部诗集《瓶》,出版于1927年,或可视为对“心中的道德律”的冒犯。《女神》所录新诗,起于1918年,讫于1921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泰戈尔(Tagore)阶段、惠特曼(Whitman)阶段和歌德(Goethe)阶段,可对应“五四运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该书呈现了狂飙主义的萌动、勃发和低回,其最高价值,则在狂飙主义的勃发。“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诗人曾说,“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屈原是个什么情况呢?先读其《湘累》:“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垠的潜热,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这是女须说给屈原的知心话,当然,这个屈原正是郭沫若的化身。再来读《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此之谓对“头顶的星空”的冒犯,当然,也不妨解读为对“旧秩序”的冒犯。还可参读《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和《凤凰涅槃》。狂飙主义的极致,就是玉石俱焚。接着读《天狗》:“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这样的“生理学排比”,这样的夸口,这样的任性,这样的失控,这样的装疯,这样的寒热病,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今天或已很难求得诗人所谓“振动数相同”或“燃烧点相等”的读者。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单就新诗而言——早在20年代初期,郭沫若就是最凶猛的一个先锋派:正如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亦是最凶猛的一个先锋派。郭沫若单凭一部《女神》,就好比一部《巨人传》,已然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若干种形象——如果起用政治史解读,他是一个嗅觉灵敏的革命者;如果起用思想史解读,他是一个莽撞的启蒙者:如果起用文学史解读,他是一个从头新到脚的立异者。诗人响应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日本左派思想,孳生了零传统自觉,囫囵带来了泛神论(Pantheism)——他用古语集来的一副对联,“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可以直接诠释这个术语,而不必引来他曾提及的“三个泛神论者”,亦即战国的庄子、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和印度的伽皮尔(Kabir)。综上可知《天狗》或《女神》的意义在于——从“文体”的角度讲,首次创造了真正的“新诗”:一种自由、开放、错落、复沓和华彩的“新诗”;从“主体”的角度讲,首次创造了真正的“新我”:一个暴躁、凌厉、张扬、冲动和狂热的“新我”。来读《女神之再生》:“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为容受你们的新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也许郭沫若早年的旧句,“神州是我我神州”,已将个人之“新我”等于中国之“新我”。来读《凤凰涅槃》:“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风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单从“诗”的而非“五四运动”的角度来看,也许,《炉中煤》和《夜步十里松原》比前引作品都重要;这且按下不表,却说姜涛先生论《女神》,认定此书既是“新诗合法性起点”,又是“生活构想和自我构想的指南”,似乎已在很大范围内成为一个共识。《女神》的压轴诗,亦即《西湖纪游》,就像是预告了《瓶》。《瓶》所录新诗,起于1925年2月18日,讫于3月30日,大致也能分为三个阶段——盼信阶段、收信阶段、阅信阶段,可对应“西湖情史”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该书呈现了洛丽塔情结的萌动、勃发和低回,其最高价值,则在洛丽塔情结的低回。那时纳博科夫(Nabokov)正在柏林,还要等30年,他才会在巴黎出版小说《洛丽塔》(Lolita)。郭沫若的“洛丽塔”,乃是一个女学生,他们的足迹遍于放鹤亭、抱朴庐、宝叔山(应为宝石山)、宝叔塔(应为保俶塔)、白云庵、孤山及灵峰。因而杭州和西湖,也便相当于歌德的赛森海姆(Sesenheim)。在此以前,诗人先娶张琼华,后乱佐藤富子;在此以后,诗人再娶于立群。《瓶》乃是组诗,《献诗》而外,正文有42首。来读《献诗》:“我爱兰也爱蔷薇,/我爱诗也爱图画,/我如今又爱了梅花,/我于心有何惧怕?”——此之谓对“心中的道德律”的冒犯,当然,也不妨解读为对“旧道德”的冒犯。故事的结局充满了反讽,这个女学生,反而执意于对“旧道德”的盲从。来读第42首,诗人引用了她的来信:“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你说,这不是害苦了人吗?诗人还曾撰有书信体中篇小说《落叶》,互文于《瓶》,两者都有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只不过前者采用了“少女视角”,后者采用了“中年男性视角”(先后被对方称为“先生…‘你”和“哥哥”)。《瓶》之价值,仅次于《女神》,两者都演示了歌德的名言:“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

(连载二)

上一篇 点击页面呼出菜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