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蓝现象与当代散文诗

谈中国散文诗，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柯蓝的。虽然柯蓝热早已过去，虽然柯蓝体经历了由热而冷而被边缘化的过程。然而，柯蓝现象还是非常值得反思的，而这种反思对于当下散文诗的创作与发展无疑也是多有启迪的，应该说其意义还不啻于散文诗。

柯蓝乃原中国散文诗学会的创会会长，也是建国后第一部散文诗集的作者，其对散文诗的贡献与影响至今也很少有人可与之匹比。曾经以散文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假如我们只知道世上存在着某种现象，但对它所发生的原因，它的前前后后情况，以及它与世上其他事物的关系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没有最终认识这种现象。”我们重读柯蓝的《人生·命运·爱情》（群众出版社1992），即试图从“对它所发生的原因，它的前前后后情况，以及它与世上其他事物的关系”来诠释“柯蓝现象”，发掘其对中国散文诗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 不应轻忽的红色基因与生成背景

柯蓝是延安走出来的“红色作家”。柯蓝，原名唐一正，1920年生于湖南长沙，1937年自湖南第一师范弃学从戎，投奔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柯蓝曾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解放前主要从事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担任延安《边区群众报》（《陕西日报》前身）主编。

革命圣地延安，哺育了柯蓝，铸造了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培养了他强烈的政治功利心。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写成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章回体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1945年又创作了反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中篇小说《红旗呼啦啦飘》。这两部书在解放区都用多个版本印行，后被译为外文，流行国外。

建国后，柯蓝在上海历任《劳动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副所长、《文艺月报》编委等职。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表现秋收起义的长篇小说《风满潇湘》，与表现革命英烈王孝和的电影剧本《铁窗烈火》等。1979年调《红旗》杂志社，任文艺部副主任。

柯蓝在建国初期就关注上了散文诗这种文体，1958年出版了散文诗集《早霞短笛》。20世纪80年代后，他更是在散文诗上倾注了几乎全部心血，出版了散文诗集《果园集》《迟开的玫瑰》《拾到的纪念册》《爱情哲理散文诗》《踏着星光远行》《人生·命运·爱情》《柯蓝朗诵散文诗选》等，开创了联组体、政论体、报告体、旅游体散文诗等新形式。

柯蓝的散文诗创作，一是在建国初期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是在生产力与人的创造精神皆大获解放的改革开放时期。他的散文诗，都是红色基因，题旨积极向上，风格明朗奋扬，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的鲜明色彩，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从《早霞短笛》到《人生·命运·爱情》，形成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青春歌唱的模式，影响了当时不知多少人，也影响至今。

柯蓝精选其散文诗代表作，作为向中国散文诗学会成立六周年献礼的礼物，1992年出版了散文诗集《人生·命运·爱情》。柯蓝在此集的“跋”里说：“中国散文诗成立六周年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的贺词：‘散文诗在人民中扎根，在青年中播种’，这是时代给予中国散文诗的殊荣。”柯蓝为了让散文诗在人民中扎根，在青年中播种，他不只是自己写，而且发动尽可能多的人来写，他1984年在北京创会，1985年创刊《中国散文诗》，1987年在广州又创办了《散文诗报》。柯蓝晚年还为散文诗而在全国四处奔走，倾其全力四处办会，帮助建立地方散文诗学会，充分显示了他的活动能力与个人魅力，成为中国散文诗的最强推手。

二 不可低估的探索热情与体式实验

柯蓝出版了8部散文诗集，《柯蓝文集》第6卷收入了他19篇散文诗理论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还出版了柯蓝长达35万字的散文诗理论专著《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他不仅有着非常自觉的散文诗文体意识，对散文诗理论建设也有着不倦的热情，《人生·命运·爱情》是他散文诗的代表作，也集中展示了他在散文诗体式上的大胆实验。

特征之一：热衷于“揭示哲理”。

柯蓝的革命经历，养成了他强烈的政治功利心，也决定了他一直信奉“红旗、火把和号角”的革命文学观，自觉以文学来参与生活，干预社会，追求与时代情绪共振、与社会生活同步的文学功能。他在《人生·命运·爱情》的跋里这样说：“我要使我的散文诗成为一线火种，哪怕是最微弱的星光，黑夜中蓝幽幽的一丝闪亮。那也是温暖，那也是一种力量。所以我提笔写散文诗。我的散文诗我愿意送给一切被迫害、受中伤，在生活中遇到不幸，或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痛苦的人。”这是柯蓝散文诗的创作原则与审美取向。柯蓝总是以“温暖的目光”感遇万物，他的散文诗，追求哲理性的写法，也具有理性美与精神美，青春燃烧的辉煌和热度成为柯蓝人格和作品的代表色。诗集里如《纪念碑》《烈士的遗书》《将军的桌上》《急行军》《站在生命的终点》等等，都是“红色”题材，反映了诗人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观，散文诗“对于表达自然领域所蕴藏的诗意和道德主题可能比较敏感”（郭风语）。笔者曾经这样评论柯蓝：“强烈的政治功利价值观，和高扬的生命激情，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人格欲望，建构了柯蓝的情感系统和心理意向以及‘青春’的主题原型。”

柯蓝在谈散文诗创作时说：“散文诗的短小、抒情、哲理，以及他取一物一事和一个侧面，从中抒情，从中揭示哲理，这是一种格式，一种规律。”（《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序）这就是他所特别提倡的“哲理体”的基本做法，他的《旗》（P59）全诗：

最美丽的旗，迎着风才会飘扬……／最新最大的白帆，也要被风灌满，海上的船才会前进。／我们这颗拥抱世界，奔向生活的心，只有装上最动人的理想，才能像旗一样的飘扬，才能像船一样，航行在希望的海洋上……

《海啸》（P71）也这样的精短，全篇如下：

一滴海水说，我存在，我又不存在。我战斗在不息的惊涛骇浪之中。我又生活休息在宁静的海面。……／我的愤怒只冲向阴险、专制的暗礁。而我却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人民，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的海啸。（写于湛江海岸）

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的物象与场景，随时都可触发柯蓝的灵感，进入他的审美视域，而按照他的生活逻辑和美学取向，进行自由地切割与跳接，形成意象跨越、意向突变的飞跃式结构。柯蓝说：“为了扩大容量，散文诗的结构要有跳跃性，要从一个场景迅速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场景。它不能繁琐和空洞，它的结构美是从片断到片断，是一个两个点的巧妙地接连，它的结构美是跳跃性的美和空白美。”柯蓝哲理体这种写法，打破了“场景+描绘+理念”的模式，形成思维速转与情感动荡的大跨度飞跃，写照和浓缩了他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不仅对社会生活特别关注，还对人生理想积极思考，也给读者留下许多空白，留下广阔的想象天地，获得思想与精神上的升华。

特征之二：感奋于对话寄语。

柯蓝的散文诗，属于青春的歌唱，类似于“东风鼓点”与“青春寄语”的歌唱。柯蓝不仅将散文诗写成了唱给青年人的歌，他也认为散文诗适合青年人歌唱，他说：“散文诗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这种艺术样式比较适合青年学生，在青年学生群体中来推动散文诗的创作很有意义。”柯蓝散文诗具有一种很温馨的谈话风，杂感的形态，箴言的内容。他非常喜欢与年轻人对话，自觉不自觉而有“我的青年朋友”的呼告，与青年交朋友，与青年谈人生谈理想谈爱情谈幸福生活，凡是青年人热衷的话题无所不谈。他的《山泉》（P81）全篇如下：

山泉，可爱的山泉是如此清澈，而又令人感到如此深沉。你这来自地层的远客，我尊敬地用双手将你捧起……／“喝一口吧！”山泉向疲倦、干渴的登山者说：“我永远等候在这里，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或者，另一股山泉说：“随我前去吧！”于是，山泉唱起银铃般的歌声，扬着浪花，勇敢地穿过乱石，向前奔去了。它们寻找江河、大海去了，寻找它们的理想去了。

散文诗的字里行间洋溢热情向上的激情，让不可抑遏的激情以跳跃的意象流泻，有着强烈的感召的力量。他的《急风骤雨》（《乌苏里江柔情》六章其三）也是对话写法，先是“风说”，接着是“云儿说”，最后是“从南国来的人说”。其他几章里也是这么个写法，与乌苏里江对话，与小草对话等。严格意义上说，这不属于“对话体”，“对话体”散文诗，叉名为“戏剧体”散文诗，既然是对话体，便应该有角色，设置一定的场景，虚构一些情节。然而，柯蓝的对话，则主要是他的独白，基本上是单向交流性质的，是一种寄语的写法，是一种劝勉的格式。因此，他的对话，其实是一种“笔谈”，是一种“书信体”。他很是热衷于这种书信体的写法，如《爱情哲理诗五十章》《情中五十页》等，他的《寄往心灵的信》，短章30首，如《等待》（P257）全篇如下：

我不知道你还等待什么？在这最美好的季节，在这最美好的时刻，我不懂为什么没有听见你的歌声。／你应该歌唱。／不要在无谓的等待中，来无谓地消磨自己。还不够充实的，到实践中去寻找。还不够成熟的，也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使它成长。可这决不是无谓的等待。

此作写于上世纪50年代，柯蓝置身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氛中，情不自禁地召唤“朋友”，说出热切的忠告，表达诚挚的劝勉。他的《黎明》（P5），则是要“干脆走在黎明的前面”，做一个向所有人发出“黎明通知书”的通知书送递者。“我就要大喊大叫，向所有的人发出通知：黎明要来了”。他急不可耐，想要唤起那些还没有醒的人，唤醒民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去。

柯蓝的不少散文诗，都以“书信体”写，或者直接与青年对话，或者模仿青年与青年对话，这些散文诗，很少有铺陈性叙述和交代，只是先设定一个发生场景，感召读者去思索、联想和想象，积极“参与”其间，获得感应沟通的精神激励和审美享受。

特征之三：执著于精短文体。

柯蓝认为，散文诗分为偏于诗和偏于散文的两种，无论哪一种散文诗都应该浓缩在三五百字内。他认为：“要强调短小，明确散文诗要在一百来字中（最长不超过三百到五百字），自成一种诗的意境。”（《散文诗杂感》）耿林莽在《诗贵精练、含蓄，尤贵创新》里专门引用了这段话，然后评论说：“这段话我以为既适合于一般散文诗，尤其又适合于微型散文诗。短小与诗意应是微型散文诗的两个关键词，至于字数，当然只能做参考，不要视为一种‘规定性’。”（《星星·诗歌理论》2021年第1期）耿林莽也赞同散文诗要精粹，要微型化，但不必“规定性”。而柯蓝却很执著地自我强行“规定”，此集的第一章《早霞短笛》就两行：“……早霞就在我们的头上，／这是我们用画笔在天空涂上的色彩……”他的《萤火虫》全篇如下：“萤火虫在夏夜的草地上低飞，提着一盏小小的红灯，殷勤地在照看这个花草的世界。／萤火虫，你不觉得你的灯光太小了么？不觉得你是在燃烧你自己么？／萤火虫没有回答。它还在不停地飞来飞去，提着用它那美丽的小生命燃起的红灯，飞舞在万花之中……（写于夏令营）”。柯蓝此集中的散文诗，大多这么精短，也大多是这种写法，往往捕捉的是有特征、激动人心的物象细节，创作出一种意境，表现出生活的诗情画意。他的不少“联章”性的散文诗，还要精短，如《追求晚会》共10章，短章其一：“双手抱着昨天的梦，去寻找明天的太阳。”短章其二：“如果，心里没有一个太阳，那么回到黑夜的时候，就去寻找天上的星星吧！它是太阳留下的火种。”此集子里的散文诗，不少是断想式构成，或语录体的缀合，将诗意凝聚和浓缩于生活中的小镜头、小场景，稍纵即逝的小感触，灵光一闪的小思考之上，融浓郁的抒情性和抽象的哲理性于一体，以小见大，给人以诸多的反思与启迪。

柯蓝在他1958年出版的《早霞短笛·后记》里就说过：“至于我写这两百多篇散文诗本身，我也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发扬什么，继承什么，我只觉得我有一些话，有一些声音要喊出来，于是我就抓起笔写下来了。”30余年后，他在《人生·命运·爱情》开篇献词里说：“清晨或是深夜，在某一个片断的时刻里，我想把我一闪的思想记载下来，于是就写出了这些不成形的小东西。应该说这是很微小的声音。是从我心底发出的声音。”如果不是过谦的话，这也道出了柯蓝的创作习惯、方法、态度和艺术趣味。他无心于、也不屑于技巧与雕琢，纯任天真自然，一触即发。然而，他却忽略了感情回流、积淀和铸炼过程的弱点，特别是现在看来，感到有些即兴的仓促，有些一挥而就的随意，形成了一些比较生硬的套路，雷同的立意与表达。泰戈尔说：“一切抽象的观念，在真正的艺术中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抽象观念如果想让艺术接受，就必须披上人格化的外衣。”他同时又说，“对于艺术来说，真理在没有获得生命的色与味之前，就如同没有煮熟的蔬菜，不适于搬上筵席。”柯蓝对散文诗形式的探索无疑是可贵的，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而有些关于形式问题的探讨意义不大，因而也为人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