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时间的魔术

作者: 赵淑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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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一个译者会对诺兰说不。”

8月21日,在北京纳福胡同后浪出版公司的编辑部,译者李思雪这样告诉看世界记者。

李思雪喜欢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她觉得,自己与诺兰之间是有“机缘”的。

李思雪曾在伦敦留学,隔壁就是诺兰的母校伦敦大学学院(UCL),很多设备、教室都是共享的,她有很多机会去体会:“他曾经存在过的物理空间,是什么样的。”

另一边,后浪的编辑穿山,正在为《诺兰变奏曲》简体中文版寻觅译者。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又在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电影策展专业深造,且喜爱诺兰的李思雪,毫无疑问是理想人选。

就这样,因为《诺兰变奏曲》,两个“诺迷”相遇了,但是接下来才要面临真正的“大考”。

原书作者为英国影评人汤姆·肖恩,他与诺兰已有20余年的友谊。《敦刻尔克》之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三年,总计数十小时的访谈。访谈过程中,肖恩与诺兰的友谊不断加深,最后,肖恩以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写成此书,这也是诺兰目前唯一认可并亲自参与的“传记”—或许它也不那么像一本传记。

像诺兰的电影常做的那样,肖恩在书中使用了非常多的比喻,旁征博引,包括各类电影和书籍作品、各种理论与主义,并且涉及建筑、物理、音乐等各个学科,以此重新解码诺兰。

李思雪打了一个比喻:“如果诺兰的电影是一座座迷宫,那么这本书就是指引我们在其中行进的一把手电筒。”

诺兰对中国影迷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导演,豆瓣网的导演类目中,他的粉丝数量呈断崖式领先,很多影迷对其作品如数家珍,并乐此不疲地解读。

2023年8月30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首部传记片、第12部长片《奥本海默》将在中国大陆上映。8月22日,诺兰来华在北京、上海开启《奥本海默》的宣传旅程。

8月21日,诺兰来华前夕,看世界记者在后浪编辑部约访了《诺兰变奏曲》简体中文版的译者李思雪和责任编辑穿山,我们围绕这本书和诺兰,聊了将近三个小时。本文的主体部分,以记者与两位受访对象的谈话和《诺兰变奏曲》书中内容为资料,撰写而成。

“你怎么用语言解释左和右”

2001年,汤姆·肖恩与诺兰首次相见在洛杉矶的坎特餐厅,那个时候,《记忆碎片》在结束不久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大获成功,肖恩发现,并非巧合的是,这个新锐导演翻看菜单的时候,是从后往前翻的,与电影的结构有着莫名的互文。

这个新锐导演翻看菜单的时候,是从后往前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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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变奏曲》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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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三部黑色电影风格的长片:《记忆碎片》《失眠症》《追随》

这个不起眼的细节,透露着诺兰整个思维体系的独特性。

肖恩与他开始访谈之初,诺兰经常给他出一点儿思想实验,这些思维练习贯穿他们整个访谈期间。

比如,诺兰会提出,在打电话的时候,如何只用语言向别人解释左和右?怎么在不使用GPS的前提下找路?

这些有趣的问题,让肖恩绕过电影,开始了解诺兰其人—他在关心什么?

在《诺兰变奏曲》的引言,肖恩列出了一串“诺兰着迷事物清单”,都是谈话过程中诺兰声称非常“迷人”(fascinating)的事物:弗朗西斯·培根画作中模糊的头颅;霍华德·休斯;《2001太空漫游》里的微缩模型;爱因斯坦“分离双胞胎”的实验……

诺兰的粉丝如果读到这份清单,一定已经会心一笑:顺着诺兰的作品年表,我们能够在其电影中找到这些“迷人事物”的对应。

也是从《记忆碎片》开始,观众也跟诺兰一样,对这些事情着迷。围绕诺兰的电影,甚至出现了一种迷影的、神经质的粉丝解读文化,我们在任何一个影评网站里打开任何一部诺兰电影的条目,都能看到无数错综复杂的剧情讨论和追问。

在寄宿制学校里,诺兰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守时,还有抗冻。

但是诺兰倾向于不给出答案。

回到《记忆碎片》诞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1世纪初,好莱坞出现了一系列拥有复合情节结构、不可靠叙述者的电影,观众往往要观看多次才能理清逻辑,比如《低俗小说》《十二猴子》《一级恐惧》《穆赫兰道》《源代码》《致命ID》。这类电影并不像经典好莱坞电影那样具有完整的开端、发展、结局,也并非像欧洲文艺片一样因诗性的影像语言而变得晦涩难懂,而是故意打乱情节,让电影本身成为谜面,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像在解题,电影学者托马斯·埃尔塞瑟称这类影片为“心智游戏电影”。

把电影变成一场智力竞赛,这成为好莱坞在视觉特效、俊男美女、追车爆炸动作戏之外,又一个将数字时代的观众留在银幕前的花招。

诺兰的电影生涯就开始于这个时期,他跟同时代的导演一样,对玩弄叙事手法、探索电影时间,有着出奇的迷恋。

1998年至2002年,诺兰拍了三部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长片,《追随》《记忆碎片》《失眠症》。

《追随》讨论了诺兰认为的黑色电影的本质,“本能的恐惧”。这个时候他已经深深着迷于乱序与反转,他用父亲的打字机写出了原本的剧本,然后再把剧本打乱。

到《记忆碎片》的时候,他把这个叙事魔术玩得更彻底,每隔十分钟,主角的记忆就被擦除一次。但也正是在这里,诺兰发现,观众其实很容易领会这种新型叙事—而他们常常低估自己的这种能力。

既然如此,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诺兰在电影时间上开始玩更复杂的把戏。

《致命魔术》里,诺兰一共组织了四条时间线,“闪回套着闪回,替身与替身的替身”;《盗梦空间》里,无数条时间线层层嵌套,梦中的时间流速与现实世界不同,而面包车坠车那一瞬间,另一个世界已斗转星移;《星际穿越》里,女儿变得年迈,父亲却依然年轻,漫长的童年瞬间消逝;《信条》的反叛性更加彻底,诺兰在问,假如所有故事全部倒带,故事中的人会如何相遇……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会发现,诺兰的叙事诡计已经超出了“谜题”的范畴,通过大玩反常规的叙事,他在探索一种让时间变得可见的办法。诺兰曾在文章里写道,他看到放映机转动的过程中,胶片在地上缓慢堆积—那正是时间流逝的物证。

电影导演对时间的感知与观众不同,“导演花费三四年做出来的创意项目,在观众眼前的两个小时之内就放完消失了”,他们在同一个故事上经历的时间是不对等的。所以诺兰总是想尽办法为这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半小时扩容。如果不能让观众坐下来度过与他所付出的等长的时间,那就去创造另一种流速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诺兰一直在探索电影时间的潜能,观众可以在物理时间的两个小时里,体验到远超两个小时的人生。

电影本身就是魔术,这或许也是有那么多人为诺兰着迷的原因—他原本就希望自己的电影会有这样的效果。

问题是,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诺兰?回到诺兰的童年中,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两种文化的产物

诺兰早期的成长经历,具有一种“双重性”,这个特点,反复体现在他的电影里。

1970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出生在英国伦敦。他的父亲布伦丹是英国人,早年曾为几家大广告公司工作,因此经常出差,且得以与很多知名导演共事,其中就包括《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诺兰的母亲克里斯蒂娜是美国人,在美联航当空乘,布伦丹在芝加哥出差时认识了她。

由于诺兰父母的工作性质和不同国籍,“飞行”在诺兰的成长经历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们总是飞来飞去”。整个童年,他都跟随父母,过着在大西洋两岸两头跑的生活。

美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迅速,也最尖端的,这使得他可以在度假的时候领先自己的英国同学观看很多最新大片。

在俄亥俄州郊区的一家小影院,年幼的诺兰看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影片—《星球大战》。他对其中的特效花招痴狂不已,回到家里,进入地下室,8岁的诺兰用父亲的超8毫米摄影机跟伙伴们一起进行了初步的电影探索,他用装鸡蛋的盒子和卫生卷纸模拟《星球大战》的场景,在乒乓球桌上撒面粉模拟爆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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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侠:黑暗骑士》在香港的拍摄现场

诺兰11岁那年,全家搬到英国,因为布伦丹希望儿子们在这里接受自己曾经历的天主教预备教育。于是,诺兰进入了萨里郡韦布里奇市的一所天主教预备学校学习。

在寄宿制学校里,诺兰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守时,还有抗冻—拜英国的鬼天气和暖气不足所赐。这些品质,日后都帮助诺兰成为了一个“皮实”的电影人。

后来我们看到的诺兰,总是穿着差不多的风衣,戴着同一块表。演员迈克尔·凯恩说,诺兰“非常寡言,非常自信,非常冷静”,口袋里总装着一个保温杯,据说那里面是茶,“他一天到晚喝茶,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英美双重生活,对诺兰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黑利伯里的宿舍里,放着一张张并排的铁架床,男孩们根据年级长幼得到自己的位置,每次升学,都会按照固定次序移动位置,森严的阶级体制,支配着诺兰的寄宿生活;而当诺兰放假回到美国的家庭,他来到西尔斯大厦400多米高的顶层,可以眺望到80公里以外的景致,这是一种美国式空旷,20年后拍摄《蝙蝠侠:黑暗骑士》,诺兰让克里斯蒂安·贝尔站在了这栋大厦的楼顶。

如果你能通过想象建立起这一高一低、一密一疏、一水平一垂直之间的联系,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诺兰的电影。

他固然是一个技术流的导演,但他同样关心电影中“人”的存在。

两种生活的重叠,让诺兰永远可以以新鲜的视角,进入熟知的事物,他并不对某个地方产生归属感,而是以奔波穿梭为乐,也因此,他的电影一直着迷于穿越、分裂、迷宫、出走、返乡这样的主题。

建筑对诺兰的影响不止如此。

多年前,诺兰带着全家人前往吴哥窟旅游,他们预订的导游团队,从吴哥窟的后方进入,这与大多数人的选择不同,也违背了吴哥窟的建造者最初的设计。然而,这个反常规的旅程启发了诺兰,建筑的游览顺序就像电影叙事:假如我们破坏电影早期那种一帧一帧、前后连续的线性叙事呢?

当诺兰开始写剧本的时候,他发现,如果用电脑写剧本,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光标在屏幕上从左往右推进,就会陷入线性的世界。但是如果用纸笔来写(涂画),你可以随意在任何事物之间建立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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