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时间的魔术

“大概没有一个译者会对诺兰说不。”

8月21日，在北京纳福胡同后浪出版公司的编辑部，译者李思雪这样告诉看世界记者。

李思雪喜欢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她觉得，自己与诺兰之间是有“机缘”的。

李思雪曾在伦敦留学，隔壁就是诺兰的母校伦敦大学学院（UCL），很多设备、教室都是共享的，她有很多机会去体会：“他曾经存在过的物理空间，是什么样的。”

另一边，后浪的编辑穿山，正在为《诺兰变奏曲》简体中文版寻觅译者。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又在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电影策展专业深造，且喜爱诺兰的李思雪，毫无疑问是理想人选。

就这样，因为《诺兰变奏曲》，两个“诺迷”相遇了，但是接下来才要面临真正的“大考”。

原书作者为英国影评人汤姆·肖恩，他与诺兰已有20余年的友谊。《敦刻尔克》之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三年，总计数十小时的访谈。访谈过程中，肖恩与诺兰的友谊不断加深，最后，肖恩以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写成此书，这也是诺兰目前唯一认可并亲自参与的“传记”—或许它也不那么像一本传记。

像诺兰的电影常做的那样，肖恩在书中使用了非常多的比喻，旁征博引，包括各类电影和书籍作品、各种理论与主义，并且涉及建筑、物理、音乐等各个学科，以此重新解码诺兰。

李思雪打了一个比喻：“如果诺兰的电影是一座座迷宫，那么这本书就是指引我们在其中行进的一把手电筒。”

诺兰对中国影迷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导演，豆瓣网的导演类目中，他的粉丝数量呈断崖式领先，很多影迷对其作品如数家珍，并乐此不疲地解读。

2023年8月30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首部传记片、第12部长片《奥本海默》将在中国大陆上映。8月22日，诺兰来华在北京、上海开启《奥本海默》的宣传旅程。

8月21日，诺兰来华前夕，看世界记者在后浪编辑部约访了《诺兰变奏曲》简体中文版的译者李思雪和责任编辑穿山，我们围绕这本书和诺兰，聊了将近三个小时。本文的主体部分，以记者与两位受访对象的谈话和《诺兰变奏曲》书中内容为资料，撰写而成。

“你怎么用语言解释左和右”

2001年，汤姆·肖恩与诺兰首次相见在洛杉矶的坎特餐厅，那个时候，《记忆碎片》在结束不久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大获成功，肖恩发现，并非巧合的是，这个新锐导演翻看菜单的时候，是从后往前翻的，与电影的结构有着莫名的互文。

这个新锐导演翻看菜单的时候，是从后往前翻的。

这个不起眼的细节，透露着诺兰整个思维体系的独特性。

肖恩与他开始访谈之初，诺兰经常给他出一点儿思想实验，这些思维练习贯穿他们整个访谈期间。

比如，诺兰会提出，在打电话的时候，如何只用语言向别人解释左和右？怎么在不使用GPS的前提下找路？

这些有趣的问题，让肖恩绕过电影，开始了解诺兰其人—他在关心什么？

在《诺兰变奏曲》的引言，肖恩列出了一串“诺兰着迷事物清单”，都是谈话过程中诺兰声称非常“迷人”（fascinating）的事物：弗朗西斯·培根画作中模糊的头颅；霍华德·休斯；《2001太空漫游》里的微缩模型；爱因斯坦“分离双胞胎”的实验……

诺兰的粉丝如果读到这份清单，一定已经会心一笑：顺着诺兰的作品年表，我们能够在其电影中找到这些“迷人事物”的对应。

也是从《记忆碎片》开始，观众也跟诺兰一样，对这些事情着迷。围绕诺兰的电影，甚至出现了一种迷影的、神经质的粉丝解读文化，我们在任何一个影评网站里打开任何一部诺兰电影的条目，都能看到无数错综复杂的剧情讨论和追问。

在寄宿制学校里，诺兰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守时，还有抗冻。

但是诺兰倾向于不给出答案。

回到《记忆碎片》诞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1世纪初，好莱坞出现了一系列拥有复合情节结构、不可靠叙述者的电影，观众往往要观看多次才能理清逻辑，比如《低俗小说》《十二猴子》《一级恐惧》《穆赫兰道》《源代码》《致命ID》。这类电影并不像经典好莱坞电影那样具有完整的开端、发展、结局，也并非像欧洲文艺片一样因诗性的影像语言而变得晦涩难懂，而是故意打乱情节，让电影本身成为谜面，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像在解题，电影学者托马斯·埃尔塞瑟称这类影片为“心智游戏电影”。

把电影变成一场智力竞赛，这成为好莱坞在视觉特效、俊男美女、追车爆炸动作戏之外，又一个将数字时代的观众留在银幕前的花招。

诺兰的电影生涯就开始于这个时期，他跟同时代的导演一样，对玩弄叙事手法、探索电影时间，有着出奇的迷恋。

1998年至2002年，诺兰拍了三部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长片，《追随》《记忆碎片》《失眠症》。

《追随》讨论了诺兰认为的黑色电影的本质，“本能的恐惧”。这个时候他已经深深着迷于乱序与反转，他用父亲的打字机写出了原本的剧本，然后再把剧本打乱。

到《记忆碎片》的时候，他把这个叙事魔术玩得更彻底，每隔十分钟，主角的记忆就被擦除一次。但也正是在这里，诺兰发现，观众其实很容易领会这种新型叙事—而他们常常低估自己的这种能力。

既然如此，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诺兰在电影时间上开始玩更复杂的把戏。

《致命魔术》里，诺兰一共组织了四条时间线，“闪回套着闪回，替身与替身的替身”；《盗梦空间》里，无数条时间线层层嵌套，梦中的时间流速与现实世界不同，而面包车坠车那一瞬间，另一个世界已斗转星移；《星际穿越》里，女儿变得年迈，父亲却依然年轻，漫长的童年瞬间消逝；《信条》的反叛性更加彻底，诺兰在问，假如所有故事全部倒带，故事中的人会如何相遇……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会发现，诺兰的叙事诡计已经超出了“谜题”的范畴，通过大玩反常规的叙事，他在探索一种让时间变得可见的办法。诺兰曾在文章里写道，他看到放映机转动的过程中，胶片在地上缓慢堆积—那正是时间流逝的物证。

电影导演对时间的感知与观众不同，“导演花费三四年做出来的创意项目，在观众眼前的两个小时之内就放完消失了”，他们在同一个故事上经历的时间是不对等的。所以诺兰总是想尽办法为这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半小时扩容。如果不能让观众坐下来度过与他所付出的等长的时间，那就去创造另一种流速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诺兰一直在探索电影时间的潜能，观众可以在物理时间的两个小时里，体验到远超两个小时的人生。

电影本身就是魔术，这或许也是有那么多人为诺兰着迷的原因—他原本就希望自己的电影会有这样的效果。

问题是，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诺兰？回到诺兰的童年中，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两种文化的产物

诺兰早期的成长经历，具有一种“双重性”，这个特点，反复体现在他的电影里。

1970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出生在英国伦敦。他的父亲布伦丹是英国人，早年曾为几家大广告公司工作，因此经常出差，且得以与很多知名导演共事，其中就包括《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诺兰的母亲克里斯蒂娜是美国人，在美联航当空乘，布伦丹在芝加哥出差时认识了她。

由于诺兰父母的工作性质和不同国籍，“飞行”在诺兰的成长经历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们总是飞来飞去”。整个童年，他都跟随父母，过着在大西洋两岸两头跑的生活。

美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迅速，也最尖端的，这使得他可以在度假的时候领先自己的英国同学观看很多最新大片。

在俄亥俄州郊区的一家小影院，年幼的诺兰看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影片—《星球大战》。他对其中的特效花招痴狂不已，回到家里，进入地下室，8岁的诺兰用父亲的超8毫米摄影机跟伙伴们一起进行了初步的电影探索，他用装鸡蛋的盒子和卫生卷纸模拟《星球大战》的场景，在乒乓球桌上撒面粉模拟爆炸效果。

诺兰11岁那年，全家搬到英国，因为布伦丹希望儿子们在这里接受自己曾经历的天主教预备教育。于是，诺兰进入了萨里郡韦布里奇市的一所天主教预备学校学习。

在寄宿制学校里，诺兰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守时，还有抗冻—拜英国的鬼天气和暖气不足所赐。这些品质，日后都帮助诺兰成为了一个“皮实”的电影人。

后来我们看到的诺兰，总是穿着差不多的风衣，戴着同一块表。演员迈克尔·凯恩说，诺兰“非常寡言，非常自信，非常冷静”，口袋里总装着一个保温杯，据说那里面是茶，“他一天到晚喝茶，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英美双重生活，对诺兰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黑利伯里的宿舍里，放着一张张并排的铁架床，男孩们根据年级长幼得到自己的位置，每次升学，都会按照固定次序移动位置，森严的阶级体制，支配着诺兰的寄宿生活；而当诺兰放假回到美国的家庭，他来到西尔斯大厦400多米高的顶层，可以眺望到80公里以外的景致，这是一种美国式空旷，20年后拍摄《蝙蝠侠：黑暗骑士》，诺兰让克里斯蒂安·贝尔站在了这栋大厦的楼顶。

如果你能通过想象建立起这一高一低、一密一疏、一水平一垂直之间的联系，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诺兰的电影。

他固然是一个技术流的导演，但他同样关心电影中“人”的存在。

两种生活的重叠，让诺兰永远可以以新鲜的视角，进入熟知的事物，他并不对某个地方产生归属感，而是以奔波穿梭为乐，也因此，他的电影一直着迷于穿越、分裂、迷宫、出走、返乡这样的主题。

建筑对诺兰的影响不止如此。

多年前，诺兰带着全家人前往吴哥窟旅游，他们预订的导游团队，从吴哥窟的后方进入，这与大多数人的选择不同，也违背了吴哥窟的建造者最初的设计。然而，这个反常规的旅程启发了诺兰，建筑的游览顺序就像电影叙事：假如我们破坏电影早期那种一帧一帧、前后连续的线性叙事呢？

当诺兰开始写剧本的时候，他发现，如果用电脑写剧本，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光标在屏幕上从左往右推进，就会陷入线性的世界。但是如果用纸笔来写（涂画），你可以随意在任何事物之间建立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