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自故乡来

作者: 黄恩鹏

“禾场上”家庭农场,是邓春生的儿子、清溪村委会委员邓旭东从周立波短篇小说《禾场上》“挪借”的名字。诗意,浪漫,唯美,有文本的出处。还因为,邓春生是一位农民诗人,要有一个诗意盎然的农场名字。如果有人提到清溪村有一位农民诗人,确定无疑,那一定是邓春生。1963年出生的邓春生是益阳市作协会员,常在《资水》杂志和《益阳日报》发表诗歌,也做过朗诵诗歌的小视频。还在《文艺报》发表了一首诗。邓春生高兴。一个农民诗人,能在国家一级报刊登诗作,那可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

甲辰年一月的一个雪霁之日。我和卜雪斌、诗人古玄,来到建在“猫坡里”的家庭农场“禾场上”找邓春生。

“猫坡里”是一座山名。山不高,丛林密,刀镰可人,脚力可攀。此山过去叫“老虎跳涧”,听起来很是威耸。风水先生说这座山是风水宝地。山并不高,从一道溪涧突起,水绕山脚,常年不枯,琮琮琤琤,如轻柔弦声。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泉水旺盛,一些水,蓄在山洼里,成了一个不大的湖泊。清溪人认为,虎栖之地,定然有水。以前村人称此山“老虎跳涧”,令人觳觫。虎能噬人,以猫替代,最为妥帖。虎即大猫,同喻词也。或山不高,无虎栖居。遂改叫“猫坡”。再后来呢,叫来叫去,就叫成了“猫坡里”。

邓春生是一个胸有文墨、性格儒雅的人。他写古体诗,也写新诗。村里的老辈,都说邓春生是一个秀才。他不善交际,讷于言,敏于行。儿子邓旭东,与父亲完全不同,邓旭东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年轻村干部,也是清溪村唯一的省人大代表。儿子出色,老子自豪。那天我们去找邓春生,打电话没接通,就去找他的爱人杨爱元。杨爱元在清溪剧院,正排演“清溪村晚”花鼓戏节目《清溪花鼓风》,中间穿插舞蹈。她带着清溪村20余位妇女,红衣运动服。青年舞蹈家曾琰现场指导,先是队形站位,然后是动作要领,排演了一个上午。中午吃盒饭,下午继续排练。我和卜雪斌,到“禾场上”找邓春生。雨雪交融,路面湿滑。山林被雨水泡软。一些未融的雪,变成了“凌杠子”(益阳话,指结冰),湿漉漉的,压弯了树枝。“凌杠子长,禾穗子长,冰天雪地的寒天,预告了来年稻谷的丰收。”周立波在《盖满爹》中这样写道。

太阳出来了,凌杠子融化了。树叶子上雪水往下掉落。走在树下,得弯着腰,不然要碰到凌杠子。有些冰雪,时不时地,落入脖子里,打在了身上,冰凉冰凉。上山下山的路,是一条拉丝水泥路,融水挟着落叶,顺着斜坡,向下流淌。脚踩上去,沓沓作响。我穿的是户外高帮鞋,尽管防滑,仍是小心。邓春生扶我走,怕我摔倒。下山时也是。其实呢,他只比我大三岁,都是60年代生人。雨雪很大,有些香樟树枝,被雪雨压断了,脂香溢出,满山遍野的香樟味息,呼吸一口,洗心洗肺,醒脑提神。我走到一株大香樟树下,看见被厚雪压掉的树枝,从断茬处,撕了一个小木条,一路拿着闻香。卜雪斌说:“那个,刺手。”他到邓春生的农场工具屋,找了一把手锯,三下两下,锯了两根直径5厘米左右的皮绿质白的香樟木棒给我,说可以带回北京,放在衣柜里,抑菌防虫,衣物也有淡淡的清香。

邓春生养土鸡、养乌鸡,有六七百只,放养在用铁网围起的20亩山地里。鸡在山林觅虫、饮水、上树、奔跑、睡觉,需要有安全保障,邓春生就又养了三只大鹅和一只黑狗。他风趣地说,大鹅,是“内保安”,鼬狼、老鼠、野猫、蛇,因有大花鹅,就不敢来了。大鹅是这些“偷鸡贼”们的天敌。他的那只长毛黑狗,是“外保安”,晚间闲暇,他到村子里转悠,长毛黑狗跟着他,俨然一个忠实卫兵,在前面跑着,或在后面跟着。不管他跟村人聊天到多晚,长毛黑狗都在身边陪伴。有时候,聊天晚了,长毛黑狗蹭他腿,催他回家休息。鹅和狗,白天在山上,夜间就守在门边和窝棚边上。邓春生的“有机饲养”,一是让鸡跑够步数,二是在路边湿地养殖蚯蚓给土鸡吃。土鸡不光吃草籽儿,也吃虫子,喝山泉水。土鸡最喜欢吃蚯蚓。吃蚯蚓的鸡,蛋壳像翡翠,蛋白似清乳,蛋黄如蟹黄,卵磷脂丰富。土鸡的油,金黄色泽;土鸡的肉,肌腱鲜嫩。清水煮鸡,油黄汁鲜,厚厚的,浓浓的,溢锅的香。

我说他是一位自然主义诗人。他憨憨地笑,露出了一口白牙。他打开手机,发给我他写的诗:“足踏胞罐地,衣沾故乡泥。眉锁枞树坡,愁看草萋萋。安得花千树,笔润总相宜。几度梨花白,青皮黄花梨。”(《立波梨园》)“当我独自漫步山岭、森林和小溪,我是多么愉快啊。”(《清溪村一》)“清溪村里小林丘,山下水渠无浊水,鱼虾游。绮罗漫步长廊道,向往书香楼。”(《清溪村二》)调子传统、明亮、唯美,有如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我看最卑微的花朵都有思想,在眼泪达不到的地方”的味道。也有古罗马维吉尔《牧歌》“踮脚站在地上,刚能够到细软的树梢。我看到你,爱上你,彻底失去了自己”的那种美感。邓春生的“猫坡里”山林养鸡场,犹如薄伽丘的草地,也像梭罗的瓦尔登湖,还像约翰·缪尔的山林。

邓春生小时候在梨园放牛,对山林有难舍情结。他的山林面积有七八十亩,一次性付了租费;二十余亩,是自家的。他栽植了54棵杉树、2000余棵茶子树、桂花树和香樟树。当然,果树是必须栽的,山坡上,栽了60棵桃树、10棵酸枣树、50棵李子树、20棵杨梅树及其它苗木。清溪村人口,有东西两座山,西边的叫大狮子山,东边的叫小狮子山。两头“狮子”,镇守清溪村。“猫坡里”就在小狮子山南。清溪村地下水充足,不仅仅是“八斗井”,周立波家西墙外,有一座大圆井,大狮子山那边,还有一眼大圆井。两座圆井,常年不竭。农人种菜、煮水、淘米,都去担水,是老祖宗水井。风水先生说这两座圆井,是一对龙眼。“龙眼出水,百姓富贵。”百姓家地里都有一个杉木桶,里面放一个水瓢,渴了,喝从井里打来的泉水。以前路过清溪村的人,渴了,也会取水喝。天旱之时,泉水不竭。种菜人家,担水浇灌。不知何时,两眼大圆井,改成四座方井。“一对龙眼被搞碎了,心痛啊!”

甲辰年立冬,湖湘大地温和了几日。下了两场小雨,气温突降。我再次来清溪村。一天傍晚,作家盛可以、书法家盛景华、摄影家曾丽霞、剧作家胡跃飞、诗人卜寸丹和黄曙辉来村探访,我们在清溪一个农家乐吃饭。饭后,我去卜雪斌家聊天,邓春生也在那里。我习惯性地从包里拿出记录本,想跟邓春生聊聊山地养鸡经。他问我,你是北方人.见过“选茶籽儿”吗?卜雪斌说,有意思哩,不去看看,过几天就有得见了。每次来,都是卜雪斌陪我采访。他知道我需要什么素材。往往,借着“选茶籽”谈谈事情。以前,清溪村小组会议,到采茶果日寸节,村委会委员就围着大楠盘,一边选茶籽,一边开会。当年的周立波,也曾有这般情境,他背着竹篓,上山采茶果、晒茶果,待八成的茶果裂开了,就开始剥开茶壳,抠出壳里的茶籽。所谓“选茶籽”,实际就是剥壳,取出茶籽。

我跟着二人到距离卜雪斌家500米的南边的“猫坡里”邓春生家庭农场“禾场上”。日寸间已是晚上9点半了。但是,邓春生的爱人杨爱元白天忙于老年舞蹈队排练,到了晚上,她召集本村舞蹈队7人,来农场开一个“楠盘会”。所谓的“楠盘会”,是围着大楠盘子,一边选茶果,一边开会。我跟她们开玩笑:“这得让农场主请洽饭呀。”她们哈哈大笑:“不洽饭。”这时的茶果儿,是“立冬子”,就是说,必须在立冬那天采摘。太早,减产,榨不了多少油;太晚,壳儿会裂开,籽核掉落地上会烂掉。要在“不早不晚”时候,将茶果采下来。茶果产量低,金贵,需要对季候日寸间有一个准确“拿捏”。从茶子树上采下的茶果,放在太阳下晾晒,壳裂籽出,再把壳儿扔掉,或留冬天引火时用。剥出来的茶籽,需要再晒,直晒到在耳边摇晃籽,能听到核肉晃荡撞皮儿,茶籽儿才算晒好了。

邓春生5年前栽了两千棵茶树。第一年结籽。我问他,第一年,能结多少?他说能收六七百斤茶籽,榨油200斤左右。茶子树,从开花、结籽,到成熟,有一个漫长过程。当地人戏称“十二月怀胎”。上一茬的茶果掉落,下一茬的花开,是茶子树的自然规律。没剥出籽、带壳的叫茶果儿;剥出了籽,不带壳的叫茶籽。茶子花是乳白色,我在清溪村的南皋山、李家塘、大小狮子山,看到了不少茶子花。

农场院杉木亭,一盏大瓦数的LED灯泡悬棚,下面围着大楠盘的,是包括杨爱元在内的妇女7位。卜雪斌跟他们打哈哈(开玩笑)说是七仙女,引得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晒得裂开的茶果露出了里面黑黑的茶籽,堆积在楠竹皮编成的大楠盘里。这个大楠盘直径有1.6米,像一个吃饭的大圆桌子。茶果高高地堆积其中。每位妇女脚下,都有一小堆茶壳和一小袋儿剥出来的茶籽。另一边,水泥地上,剥好的籽儿,装入了一个大编织袋子里。这两天的天气不错,天晴无雨,正好可以晾晒。没有晒开的茶果叫“哑巴子”,挑出来,再继续晒。这一部分茶果,能晒开的,大概也能达80%的出籽量,这是乐观的估算。

“千花一子”的茶籽产量低,茶油的产量就低。不如结茎多的大豆、根须挂满的花生、串荚粒多的油菜籽和满盘的葵花籽。但是,茶油却是油中之王!先秦古籍《山海经》记载:“员木,南方油食也。”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将之定为“皇宫御膳”用油。神医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茶油性偏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李商隐曾为之赋诗:“芳香滋补味津津,一瓯冲出安昌春。”邓春生信心满满,五年前栽的茶树,一朝结果,即获丰收!而且,“猫坡里”茶籽,个大,油光闪亮。像一粒粒刚刚出土净洗的玛瑙。他说,茶树初怀籽儿后,再后几年,更会高产。茶油是茶树从开花,到结果,历经时间最长的植物油。从11月开花,到来年11月落籽,经历了12个月的风吹、雪打、霜浸、雨沥,精华全聚在一颗小小的果子里了,营养怎能不好,金贵着呢。茶籽油,自己留一些,送亲朋一些,再卖一些。

周立波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里,对茶子花,有多段的描述——

“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

“普山普岭的茶子花香气,越到夜深,越加浓郁。

“茶子花的香气夹着落叶和腐草的沤味,随着微风,阵阵地送进人的鼻子里。

“多好啊,四围是无边的寂静,茶子花香,混合着野草的青气,和落叶的沤味,随着小风,从四面八方,阵阵地扑来。”

龚子元对符贱庚说:

“你看这一季,茶子花开得好茂盛呵,落了一批又开一批,普山普岭,好像盖一场大雪。”

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多次写到茶子花香——

“我在山里摘了几枝茶子花,准备送给新贵人和新娘子”;“可以清楚地看见两只插了茶子花枝的瓷瓶”:“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o

以及短篇小说《民兵》中也提到“田里的晚稻收割了,山里的茶子花开的时候”。周立波写“茶子花”的诗歌共有5首。其中,《我想起了山茶花下的笑和情意》:“那正是洁白的山茶花,/杂着红叶,斑斓的/掩映在青松林里的时节,/金色的朝阳,/已经布满林间,/花片上的露珠还滴。/谁最美丽?/是含露的山茶花/是花下的人的微笑/还是人的情意?”《牵引你的》一诗中:“牵引你的,/是南山十月的山茶花。”都是我喜爱的诗。

邓春生和卜雪斌,既是农人,也是“文人”。他们为了解周立波,不仅熟读其作品,甚至还能背下许多章节,已然远胜于作家的阅读。若是没有这次驻村写清溪,恐怕我不会找来周立波的小说重读。这些天,我与邓春生成了好朋友。清溪村的民间文化,不仅仅是在周立波小说里体现。从邹理教授的“方言注释版”里,我亦学到许多益阳方言。本土文学注入方言话语,更有味道。北有“山药蛋派”(赵树理),南有“茶子花派”(周立波)。那天我想跟卜雪斌借阅邹理教授的“方言注释版”的《山乡巨变》,见他的书屋没有这本书,有些疑惑。问他,为何没有此书?他答:黄老师,不瞒你说啊,那部方言版,可能是所有《山乡巨变》版本里最好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也是中南大学周立波研究中心向全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一项重要成果。一上架,就被人买走了,有多少,就会卖出多少。而且,大都是被社会实践研学的大学生买走。我说,那为何不多进一些呢?他说,印得少,城里新华书店也都卖光了。

清溪人说话,偶尔蹦出几句话,我难以听懂,邓春生和卜雪斌,就像称职的“翻译官”那般.给我一字一句解释。理解益阳话,需要一种坚持不懈,发现语言雏形,在持续的采写中加以观察,直到对一些常用词理解了,整体的意思便可知晓。偿还语言外债的最好手段,就是听觉经历。一旦主题吃透,语言的难懂时期就会结束。故事就会听得完整。甚至在心里反复咀嚼,从而消化,虽然说这样会有相当的难度。也因此,在我面前,需要我记住的事,他们会放慢语速,不再说快,不再用像吵架似的大嗓门。那次在从沅江返回的车上,诗人黄曙辉和书法家盛景华对诗人冯明德的调侃,就很是说明了这一点。益阳话要讲得好,同时还得让外地人听得懂,这本身的拿捏,也是益阳人的语言考验。江苏响水的周庆荣、江苏沛县的温永东、四川的语伞、上海的清水、辽宁渤海的我,都能听懂,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兄弟般,才会“皮里洽肉”(益阳话,嬉笑调侃),无所顾忌。甚至“故事”讲述中被调侃者还会为情节添油加醋“补充”。比如明德说,“又错了……”或“那次洽饭,你忘了”。有多次,我与益阳人同餐共饮,环顾左右,群侪中只我一个外地人。他们大声说笑,相互调侃。我听得太难,追问他们刚刚讲的故事。他们则忙不迭解释,像慢待了一位“耳背的老人”那样,一字一句,说得缓慢。有时也伸出食指,在手心上写那个听不懂的字词给我看。湖南人的“黄”“王”不分。我在“立波书屋”时,遇到了省市来的领导或者他的朋友,卜雪斌向他们介绍我,人家总把我的姓氏搞错。妇女们嘻嘻哈哈,一边聊着舞蹈节目,谁谁的站位姿态、动作标准,选哪一首曲子更适合些,等等,她们说话,都是飞快,我就无法全部听懂。卜雪斌在一边给我“翻译”。从北京来的“王”(黄)老师在一旁,她们开始有些拘谨。她们都比卜雪斌的岁数大,也熟悉,就开卜雪斌的玩笑,卜雪斌称她们是清溪村的“七仙女”,她们哈哈大笑。完全不像开“楠盘会”干活计,手里却没有丝毫停顿。一边说话,一边飞快剥茶果。壳儿抛在一边,籽儿小心捡出。一抛一捡,准确无误,将茶籽、茶壳和哑巴子区分开来,落入不同的小笸箩、小布袋子或小盆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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