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波故居

清溪村，因有周立波故居而呈现其独有的人文魅力。周氏故居，清朝乾隆时期筹建，经历了数十代人。院子和室屋，置放了许多东西。小到杯子、暖水瓶、竹制笔筒、煤油灯、小坛小罐、妆奁、镜子等生活用品；大到箱柜、书桌和椅子，以及灶台、舂米机、石碾子、蓑衣、锹镐、浦滚、撮箕、拂荡子、箩筐、拂水瓢、禾勒子、斗桶、鱼篓、米升、耙犁等等农具，使得并不算大的屋室，充满了厚重的湖湘特色。

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在这座四合小院。生活用房、厨房、卧室、谷仓、天井大缸，有着陈酿味息。墙上挂着褪了色的黑白影像——那些放大了的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得出，照片上的人的清瘦面容和身体轮廓。下地干农活、晒谷坪看秤、果园施肥土、溪边挑水担、阳光下插秧等等。更深切的视觉，来自强烈的共通性，有如梦的影像。

风过群山，莺飞草长，波谲云诡。高扬梦想的人，看什么都是新奇的。故土的风物，乡愁的情感，不掩不饰的展示，可能比某种“讲述”，更有时间性和历史感。

展室里有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著名书画家林凡先生的字迹。是林凡先生在2011年深秋时节观瞻故居、挥笔写给“表叔”周立波的题语——

“立波表叔是一个不爱说话但十分务实的作家，我非常景仰他。他在家的时间不多，但偶尔在我们向姨姆妈拜年或祝寿时见过他。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怀念这位伟大作家。”

画家林凡的奶奶和周立波的母亲是姊妹，小时候的他，常跟奶奶来周家做客。1942年，日本人打进了益阳，为躲避战祸，他曾在周家长住达半年之久。周家是书香门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全同解放后，他在北京，也曾多次去探望表叔周立波。

周立波所写所想所塑造的人物类型，都是自己故乡的人和事。具体说是摹写了山乡的人和事。客体是物质的，主体是精神的。黑暗里反光的事物是曾经的存在。尽管一些事物，蒙于暗境，半明半灭。但是，事实是可触的。那些惊鸿一瞥的印象：稻田的山坡、茂密的楠竹、怒放的茶子树，组构了一幅隽秀的乡土风俗图。这是“人世者”看见的故土。那个时候，他以“人”为主题，叙写“理想乡村”的样子。往事已成烟云，但清溪村的老人，每每提起周立波，都会肃然起敬，都会讲一讲“他的故事”，或与他有关的点滴的人和事。

山乡以山村为主体，山乡是《地方志》的精华。益阳有“三周”（周扬、周立波、周谷城），让风景生辉。“故居”是经典人物生活之地，是记忆复活之地。在城市文化浸染的同时，故居保留着纯朴和真实的一面。“人类大乡村”本态，也从一定程度凸显出来。在清溪村，每个人都可以表述记忆、希望、选择。他们关注政策，也愿意倾听外部的改变。绝对的差异彼此抵消。就像房屋的设施，可以有空间调剂、挪移或更换。但一定要与周围景致达成某类和谐，这与城邦文化类似。在乡村亦有此类，且以同样的形态存在。

癸卯年五月，在周立波故居。作家、诗人卜寸丹说，简直不可思议，立波先生在这样的一个小村子，写出了厚重的长篇、翻译了诸多外国作品。资江之畔、志溪河边、清溪堤坝，是周立波先生的吉祥宝地，他对山乡的方言俚语，入魔般地喜爱。益阳人讲活，快了像吵嘴；慢了，则如轻歌慢吟。“山乡”是看世界的“窗口”，更是微缩型的世界。边边落落，每一块青砖，每一片黛瓦，每一根檐条，每一株饱经岁月风霜的杉树樟树桂树茶子树，都似在讲述。人们倾向以历史的记忆，描述他们和他们对文学的反应。

周立波与《山乡巨变》，解释、分析、诠释，都有框架或镜头，都有精准的虚实人物。在小说中，探索人物绳墨，是需要勇气的。诚如鲁迅引裴多菲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文学评判的唯一理由，是让人们把作品的内涵，看得更清楚些。

他在解释《山乡巨变》中的人物时说：“面糊是我们这一带的乡间极为普遍的人物性格，我们的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鲜明性格特征的人。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个。”现实生活中有三个比较典型的“面糊”：亭面糊（邻居）、仙面糊（父亲周仙梯）、桌面糊（邻居弟弟邓佐廷）。

故居有几个展室，存有周立波先生的各种小说版本和手稿。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辅助写作，完全是一笔一划写出来、又一字一句改出来的。笔迹隽秀，细致入微，标点符号，清清楚楚。划线、引注，须靠近才能辨识。看得出来，那些三番五次修改的句子，划掉它，或者重新标注、提示所要的部分，或者于空白处补写了句子和准确的词，对于一位丝缕不苟的作家来说，多么重要。意义与题旨，包含着一种在注视与思考下，不会消失的秘笈和魔性。事实上，一位作家，琢磨一个情节、两句对话、三个情境，会耗掉大部分时间。即便走路，或劳动，或吃饭，亦会在心里，反反复复，考虑其用词用语，直到满意为止。

《山乡巨变》里的人物对活，有方言，有俚语。蕴味十足。至于家庭琐事与公共事件，则会成为小说的主体素材。相互之间的默契建立，通过对话，达成兴致点。

周立波对当地的语言的熟稔程度令人惊讶。经历了诸多事件，他的风格转向简洁。他不盲目照搬口号，也不会拘泥一以贯之“化石”般老套路子的话语体系。他所喜欢的作家有之。众多情节，允许他在文字中出入自由。包括当年在鲁艺当教员时的演讲稿。其个性是属于清溪人的。如今，清溪的老年人都是“在场”者，也让作品，有了时代的延展性。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以及《山那面人家》《盖满爹》等，今天的阅读，消失了的记忆被重新唤醒。我想更多的，仍是农业与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即是世界课题，农民问题即是社会问题。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些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农业理想的显影。坚忍的梦想，执著的探索。农村乡亲，可能还不能真正懂得那些说起来滔滔不绝的农村经济战略。就当时来讲，热忱的变革，与时代相关。作为有生命理想的人，要带动一群人的理想。在体验与被体验之问，在大世界与小世界的思辨之中，他们关心的，是相互的距离感。或者说：我们需要缩小距离。也因此，一个人在一群人当中，需要的是，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融洽。他们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徘徊的、迷失的灵魂。他们其实是时间长河中“结伴而行”的人。在农村初始的变革中，可能有着更多的、更好的抉择。

“1955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

“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山乡巨变》的小小镜头，显映了城市背景下的中国乡村的气象。作品的话语风格析出了人物、语言、装束、行为、生活方式。从人群中找寻历史性或地理性区域特色，是容易的。乡村有恒久的陋性，就像“枯黄的稗子”“焦黄的土砖”。背景是与人物联通在一起的。人的内心深处，与那些“亮色”与“高光”，所能延伸到的精神物象层面，又完全不同。或许，正是作家，能将时间“设在”冬季里的缘由。资江，与资江汇集处的志溪河。或者，河流与河流，仍在远远近近。犹似时间的转动，岁月的翻涌，生活的嬗变。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

相比《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似乎有着“和风细雨”的意味。“邓秀梅”，一个“入乡者”，视域所及，乃是平静的、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古老土地。古老即是传统。传统，意味着守护或抛弃。“土地庙”有一副对联诠释了传统的文化韧性：“天子入疆先问我，诸侯所保首推吾”，很有趣味，也很有“独立王国”之意味。这副口气颇大的对联，由“土地菩萨”所表征的“山乡”对“入乡者”提出的严峻挑战。身为人乡干部的“邓秀梅”会怎样呢？或有轻蔑的想法：“天子、诸侯，都早进历史博物馆了。”正如陈旧的语言需要改变，书中人物的“所想”，或就是作家本人“所想”。以作品嫁接所想，是对传统的“乡土文化”的一种揭橥。

周立波先生的小说创作，其范围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此。也有着对那个现实中的乡村中国的某种“示范”作用。可能更多的，还是“劳动”和“社会价值”的问题。它是同步性与时效性的结合，是社会热点与现实主义的“现场”体验的结合。

乡村文化跟社会生活与时代变化相关。我曾得到一份有关“城乡”的“文化”与“文明”的资料，说的是20世纪许多历史学家，对“文化”和“文明”所作过的有趣的区分。例如，相对而言，诚实代表文明，乡村代表文化；集中代表文明，分散和多元代表文化；政治和法律代表文明，伦理和信仰代表文化；正史和宫廷艺术代表文明，野史和民间艺术代表文化，等等。文明经常以物质的形态体现。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哲学和生活态度。

当年最老的房子，需要加固。但不需要如一些农村一样刷大白或俗不可耐的贴瓷砖那种毫无审美的建筑。建筑的唯美的标准，应该是和谐的。在清溪人看来，如今的“作家书屋”进入农家，也是现实中的一种乡村文化宣言。且传统文化并未丢失，而是有效地葆有和发扬。比如，清溪村人烧饭烧菜，或燎烤牛头猪脚、熏制腊鱼腊肉火腿，并没有浓烈的呛人的木炭火的味道。以前的生火做饭、烤火炉子，也没有什么青烟浸染。其实，这就是对农业文化的认知，也是文明的醒豁。卜雪斌告诉我，农家所用，是茶子树木材。坚实，刚硬，如果晒干了，刀砍不进，斧剁不入，坚硬如铁，最是耐燃耐烧。烧火火旺，不生烟，不呛嗓，不熏目，且能持久。周氏故居后山，有两百余株茶子树。如今所剩无几，且全是小棵小株。当年，周氏故居附近，有三株大树：松树、香樟、株树。香樟树被锯成的木板就有7个多立方，用于建了学校。当年还将一些木头，运到了益阳造船厂，换来其它木头当灶柴。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似乎成了过去，虽然遭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文化困顿。当然，这是要更新以前的理念就必须“先打破，再树立”的道理。然而，从农业革命，向工业革命，过渡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过于快捷。不同认知的层次，行动就有所不同。人们在阻挡不住的“历史洪流”中，皆都扮演着不同的历史角色，而且，放弃了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他就是这般，坐在书桌前，静望着锃明透亮的窗口。他向外看所能看到的景物，每件事物，都非常不一样。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的主题思考，跟现实比照，或有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相同的地方。那个时候，新生的光芒照临湖湘，那是一个民生祥和之地。

我怀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清溪村看起来那么的真实，或者是什么让缓缓流动的清溪水，自春徂夏，自古到今，流淌了那么多的岁月年光？第二个问题是，周立波先生当年为什么出去了，又回来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何全是本土生活？我所看重的，当然是第二个问题。这个层面是精神性的。一个有着本土经验的作家、学者，回归本土，再次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当年，他当过鲁艺教员，讲授俄苏作品。现在归来，尤其要以“说得快了听不懂”的益阳方言来写作，将一些益阳本土话语，穿插进了小说的情节，更有着农村味道而不至于陷入杜撰似的虚假。

第一次来清溪村，是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文学活动，当时重点看了故居，得到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乡巨变》邹理教授的方言注释本。那一次，我察看了周立波故居所在位置，上风上水，溪边上坡一个鞍部，周围树林密匝，楠竹片片。房屋是1776年乾隆年间的老宅子。从空间概念看，依山而建，坐北朝南，特别是院子和天井，阳光充足，四周开阔。距此不远的后山那里，古时候，是出了名的“雷打仑”金矿山。山水富饶。“左脚踩金，右脚踩银”，金子，在地表很浅的地方。有时候，放牛娃儿会遇到，牛蹄踏人土层，时间久了，露出了端倪。折一根树枝，掘两下，就能掘出一大块来。那是一个硬硬的、硌崴了牛蹄子的石头，不同于一些金矿，得下掘5米，才能见到。在这座山上，常常见到山水冲刷下来的拳头大小的金石，明晃晃滚落在溪河里，俯身即拾。雷打仑挖金子最盛时，是民国时期，开了矿井挖金。那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一只金碗打烂了。泥水冲出了草鞋金，随处抛掷，落入了谁人之手，未曾可知。许多金子去了远方。挖空了的青山，却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