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笔记·之四 曾记旧时溪
作者: 黄恩鹏我的脚,甫一触地,就进入了一个硕大广场,那里有一座《山乡巨变》人物群雕。除了周立波,我把所有的农人都看作是当代农民的样子。我的脚步向西,沿村路下方草地往北走,即是有着1500米的清溪画廊。石头与石头,以碑的形状,匍匐河岸。石头,西临村路,东临稻田菜地。人走路上,低头即可览读部分小说细节。似从另一时空导引人们进入“曾经的”农耕岁月。有效进入一种语境。山乡故事,从踏人第一步开始,慢慢阅读,悉心倾听。那是“过去时”的村庄,那是一个热忱炙灼的时代。特别是人的精神、灵魂、情怀和理想。
雨水将麻石路濡得湿润,又恍然看见,当年周立波先生披雨行走的镜头。他长得高大、瘦削,穿着雨衣,虽然肥了些,但仍挽了袖子,为了露出手,握拿锹锄。雨衣半遮半掩着脸庞,全身泛着雨水的柔亮光泽。肩膀耸起,略微弯腰。走近看:那“画廊”一幅雕像侧影。不是披着雨衣,而是敞着衣裳。远处所见的,或是一株大树的罩影。雕像下有曲曲弯弯、狭狭窄窄的小路,有一个岔道,通向田塍和房屋……画廊展示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湖南乡村的意境。“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在清溪村,我已然熟悉了周围的山岭和河流。我把自己置换成了一个站在上世纪50年代的湖湘农人。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直到上小学时,读了《山乡巨变》的连环画,印象深刻,由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绘制,据说贺友直先生为了贴切地表现原著,特意来此地居住,悉心揣摩,与农人一起劳动和生活,历经三年,两易其稿,叉从明清木刻版画中寻找灵感,终于完成了这部大型的线描连环画精品。
农人,敞开衣服,戴着草帽,裸腿赤脚,趟水田,插稻秧。形象是瘦弱的、精神的,脸上淌汗,伫立水田,走进田塍。眼前的周立波,既是一位干部,也是一位农人,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那时候,每天下午,当天色渐晚,劳动结束,他一定会像索尔·贝娄所说那般“想着未来”的样子:“霞光渐惭地变了,这是必然的。不过我总算再次见到了它,如同抵达了涅槃境界的边缘。我就这样,不加阻挠地让它消失了,心里盼望着50年后它再重现。”人是有肉身的人,也是有理想的人。每个人都有三种世界,一个在内心,一个在外面,另一个则由本人创造。离开这三个世界,人是无法活下去的。
清溪画廊主体画是《山乡巨变》小说内容。虽说是极少部分片断,拍照却不能满足。拿出笔,在小本子上记录,哪怕突然冒出一个微小的词语。比如,50年代农人,经常穿的草鞋、解放鞋、圆口布鞋,或者赤脚,清淡岁月与譬喻联类,生发诸多思考。当年,“农民都是把杂粮掺在大米里吃”“好多农民喂不起猪、鸡、鸭”……1955年2月21日,周立波在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中,讲述了他在家乡益阳清溪村四个月所目睹的粮食短缺问题。粮食是现实农村的主要问题。民生是个大概念,要读懂,需要深入。与农民一起生活,才有体会。
山岭里到处都是桂花的香气。自然山水是美的,农人的理念需要变一变。在创作短篇小说《盖满爹》后,1955年秋,周立波再一次回到故乡益阳。比照小说里的人物——如果将现实里的人物,置放在同一个画面、同一个时空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境呢?从社会层面说,是一种“镜鉴”的比照。从艺术上说,有如电影之“间离”的蒙太奇效果。一段段故事,一桩桩事件,带着昨天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在此进行有效比对,在此进行有意义的展现。长镜头、短镜头,慢慢打开、放大。这些雕像或画,没有花里胡哨,没有斑斓芜杂,恰到好处。1500米,有如1500个历史闪回。历史到了一定时候,戛然而止了。
还原“文学现场”,让“文化地理”更具感染性。特别是宏大题材的乡村叙事,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思考。小说现场的“山乡”,独具形式和内容:山陵、河溪、田园、村舍,等等元素,都会激起人们的反响。与其空间断续相反,立体主义者创造了结构的续接。我们不必从作品结论或意义来言说,情节的认知,就已足够。广场西北角,一眼水井旁,一座雕像,刻画了《山乡巨变》开篇,女干部邓秀梅初来山乡,向一位“爱笑的”姑娘问询“乡政府是哪个屋场”的聊天情景。这位姑娘,就是盛佑亭(亭面糊)的“房份”(宗族)侄女盛淑君。
邓秀梅走上几步,跟挑水的姑娘并排地走着。从侧面,她看到她的脸颊丰满,长着一些没有扯过脸的少女所特有的茸毛,鼻子端正,耳朵上穿了小孔,回头一笑时,她的微圆的脸,她的一双睫毛长长的墨黑的大眼睛,都妩媚动人。她肤色微黑,神态里带着一种乡里姑娘的蛮野和稚气。邓秀梅从这姑娘的身上好像重新看见了自己逝去不远的闺女时代的单纯。她一下子看上了她了,笑着逗她道:“你为什么猜我是搞兵役的呢?怕你爱人去当兵,是不是?”挑水姑娘诧异而又愉快地抬起眼睛,嘬着嘴巴说:“你这个人不正经,才见面就开人家的玩笑,我还不认得你呢。你叫什么?哪里来的?”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人物对话,也把“爱笑的”山乡姑娘盛淑君写得灵动可爱。眼前的雕像,如同真人一般,将小说内容表达出来。健康的生命,在蓬勃的山乡,“参与”了故事的讲述——一是山乡。曾经的山乡村庄原型。二是人物。小说文本里的角色虚构。三是现实。自觉或不自觉的比照。三者达成了对“过去时”事件的“完成”的参与。在我看来:画,只有通过“观视”,才能完成它的存在价值。而在青山绿水映衬、故事发生地的“本土”,似乎又多了一个更为真切的“解读”效果。这是一种“重唤”记忆的最佳方法。历史是要被记录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小说往往更能自由发展故事的内在品质。作家或艺术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就会有所式微,少有人记得他深入生活的情境。有时候,我们可以获知当时作家的想法,坚持理想,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且所谓的“理想”,也一定是“发展”的。画廊是记录时代故事的载体,以诸多情节,提醒乡村,我们没有理由忘记,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石头墙壁,挂着木刻画。周围草地,立着大比例的人物雕像。廊道的长亭棚顶之上,悬着玻璃版画。小说里的人物,被不同的载体举着、托着,栩然活脱,呼之欲出。艺术化了的小说情境审美,尽可能多地,在益阳清溪村的土地上呈现它的原貌——坐在扁担、穿着草鞋抽烟的菊咬筋;赤着脚,手里拿着树枝条,赶着水牛的亭面糊:与亭面糊说话的陈先晋:手里拿着文件的邓秀梅;挑着满满一箢箕淤泥的刘雨生;溪边放牛饮水的谢庆元;等等。以及大大小小的排成了路径的石磨碾盘,还有灌溉农田的水车、溪边钳人泥土的大块青石、老式的木制的脱谷机。那些雕塑几乎与真人一般大小:拿着簸箕和渔篓、溪水里捞鱼虾的孩童,扛着镢锄、挑着箕筐的汉子、牵着水牛的老倌子,从山上下来的背木柴的小伙儿……
进村子的大桥那里,有一块水田。冬季的水田,水已不多。但可以透过凌乱的稻根儿,看得到它们在水中纵横交错的纹理。碎杆儿似的,轻快的笔触,暗示的波动。阴影部分有如铅笔绘画的皴擦感。水里倒悬着桥墩的射影,像硕大的词汇,光与光的真实表达,客观上说,天地远近,在此变得模糊。故事蒙在了氤氲的清雾里了。而所有的这些景状,都似乎营造出一种真实性的存在。与小说里的情境相比较,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惊诧感。
卜雪斌带着我去梨园拜访88岁的周兆民。老人面色红润,健谈,一边聊天,一边摘菜。他是周立波先生的侄子。他说《山乡巨变》是从“泥巴里”掏出来的一部小说。在周兆民的记忆里,周立波是个勤快的人,天没亮就起床写作。然后又到田里,做凼肥、插秧、扮禾。春耕翻土、早稻抢收、晚稻抢插,都和乡亲们一样,腰系一条浅蓝毛巾,扎脚勒手,汗流浃背,从早晨到傍晚,乡亲们叫他“立波胡子”。“今天早晨和上午帮农业社插田,在田里看见两条蚂蟥”“白天参加了田间检查……来回走了二十多里路……”周立波日记这样记述。周兆民说,周立波口袋里揣着小本子,村里的事情,他记在上面。特别是在“扮禾”时候,看到老把式们,身手摆动,将割下来的稻穗,摞在一起,再手脚配合,将沉甸甸的稻穗,放人打稻机,一阵轰隆声中,金黄饱满的稻谷,从机器的底部洒落出来,逐渐堆满。有时候,他经常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乡亲一边劳动,一边说的风趣幽默的话,作为小说里的人物对话素材。
在溪水里玩耍、用竹箕捞鱼虾的“孩子”,凝固成了时间里的陈述。“孩子”会告诉现实里的孩子:该有一个怎样的童年。人在童年和少年,所见的故乡,印象最是深刻。也会由此形成独立的判断和价值取向。美好的人类图景,就是在那个时刻形成的。其精神与灵魂,将是干净的、美丽的。在一个人的脑海里,作家的故事,正以一种“世界图像”浮现出来:流过青石的溪泉、起伏连绵的山脉、柔曼亮丽的田野。天人合一,自然之美,愉悦心灵。
小说犹似一把尺子,丈量着现实社会。每次我都会从画廊走走,走约一千五百米,到百味果蔬园子,顺村路向东走两百来米,到“立波书屋”找卜雪斌聊天。某天大早,与诗人古玄一起游走画廊。看到一牌刻一首诗:“说是清溪没有溪,田塍道上草凄凄,山边大树迎风啸,村外机车逐鸟啼。”随口而作,没有署名。古玄说,这是周立波当年的诗作《梦回清溪》。诗句析出许多诘问:有溪无水。草木凄凄。大风吹荡。村外来往的车惊起鸟儿。好像诉说着什么,每一个字词,都似乎进入一个年代,有些犹疑,也有些伤怀,更有些怅然失落。
淡淡的愁绪笼罩。当年村旁有条小溪,叫清溪。村人说,以前这条小溪很美。但是,60年代初期,清溪干涸了,两旁山上树木砍得太多。周立波心生怅然,写了一首打油诗道出心情。后来经过农田改造,路边树木又多了起来,溪水也流得欢畅。周立波心里豁亮了起来,他又将此诗,进行了修改:“谁说清溪没有溪,田塍道上草萋萋。铁龙村外迎风啸,紫燕林边向日啼。”从忧到喜,从轻愁到朗然而悦,全部的情感,都蕴藏在诗意里了。
田野的肖像是需要诉说的。当年的颜色,或许会让人想到波德莱尔和艾略特,也让人开始了解时代的“前夜”到底是怎样的迹象。时代的尴尬,在于价值体系的认知、莫过于理想是否有效搭配。梭罗说:“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讽喻性,似乎要远远超过真实性。”“除了更深地去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爱。”当年的心境,即是如此。周立波一直客观思考改造山乡的某种可能性。他抱有希望,是对自己的乡土有极大兴趣。也因此,他三次回到山乡,也让他“绘出”山乡之图像浑然天成。从而受到了人们的敬仰,也为时代所青睐。小说以“对话”为主要言说。行文中,有方言钳人,这使得乡土小说,更具有独特的地域味道。若没有个体的山乡体验,恐怕难以驾驭如此庞大的农村变革之宏大题材。
清溪村,与近在咫尺的市区有些微区别。或者,丢失了乡愁的人,会在这个地方赎回。我十分介意乡村的意境,亦要做类似的事情:在我到达采访对象那里时,要用最快的半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站在这些雕塑和石刻画面前,听一小段故事或琢磨一件小故事,心生一段感想。或从周立波先生的某一短篇或长篇片段里,发掘一两个问题——就跟当年的亭面糊或菊咬筋一样,内心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仅仅是,换了一小片儿时空,便可见到、听到本来阴郁的云天,所无法出现的那几缕温馨的阳光。当我认真思考乡村现实如何改变人们的观念时,那些曾经的怀疑和觳觫,又如何让我认真并涌起点滴的诘问?
诗人古玄是本地人,他说每次来清溪,他都喜欢在这个廊道走走,每走一步,都要低头看青石板上所刻的文字。然后,回到家里,打开小说,从里面,找出连环画廊里的石板或石头墙上读到的人物。小说的历史情境、现实陈设的内容,便会纷至沓来。
农业问题,就是世界问题。我想说的是,所有的问题或者等待着我们,离未知世界只有“咫尺”的距离。有些人呢,似乎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停下来,慢慢咂摸。
我专挑选一些清晰字迹来进行拍照。石块,像打开的竹简册页,岁月不能全部磨损记忆。没有比石头更明白无误地呈现故事本身的了。石头是冰冷的,也是热诚的。呈现着凝固了的历史。无论过了多少年,那段记忆,是不会改变的。小说的细节,往往会透露出些许时代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改变农业理念的问题。那些未曾中断或已经终止了的路,是一条可以溯源的水脉。真正发生的事,带来的,是一种转变。换句话说,农业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就像石头,你很难觉察其中堂奥,但是拂去蒙尘,剖剥见真。所选择的段落,或有其代表性。每一个段落,都能勾起记忆。周立波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也是小说高手。这些石头,是小说的细节,更使得文学地理,充满了趣味。我的手机储存卡里,蓄满了斑驳于风雨濡沥的石头,像似找到了诸多的历史遗迹,也因此有了某种无法言说的重量——
秀梅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儿的家伙,不禁仔细瞅了他一眼,正在这时,有个短小的中年人走进会场,大春对秀梅说:“他是刘雨生的舅子张桂秋,绰号秋丝瓜,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