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香味

汉语方言，很大成分来自世代民间母语的变异。汉语普通话时代，仍然会有诸多地区的人在说本土方言。诉诸文字，却是少见。但我在益阳清溪村见识到了。那天，我到茶子花街邓家餐馆，一进门，便见墙壁有魏碑字迎客语：“洽哒咯里的酒，感情天长地久。”（喝了这里的酒，我们的感情天长地久）“洽哒咯里的饭，一世都有得难。”（吃了这里的饭，我们的一生都没有难）方言与汉语搭配，如果只说“洽哒咯里”，外地人肯定晕菜。但有了后缀字“酒”和“饭”，立马秒懂。当然，也有不太懂或根本不懂的。比如：喝茶，叫“洽旯”。饮水，叫“洽暑”。“洽”，意思与“吃”“喫”“饮”相同。外地人，若以普通话来仿说益阳话，肯定大失韵味儿。一定要当地人，以“本土”话，快速“说”出，方显其纯然味道。

益阳方言，纳入饭馆广告，是对“方言语境”的尊重，也是对外来客人彰显民间话语系统之特别。“三湘四水”（湘江、资江、沅水和澧水）是湖南省的代称。有学者将湖湘语言，按着山岭水系分布，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之说。如同益阳人强调吃鱼，须吃正宗南洞庭之翘嘴鱼，得用湖湘特有的大号陶瓷镬锅，加大把红辣子与酸笋煮焖，人口绵甜，辣香鲜嫩。来益阳，吃了洞庭鱼锅，才算真正到了益阳。周立波“茶子花派”小说之近距离书写，有着浓郁的乡土本然味道。文学语言，不局限方言、民歌、谣曲。将之钳入地区的汉语方言系统，平添了不一样的信息传递。那么，惟其如此，才有地域性，亦才有趣味性。

因此说，方言俗语，是地理文化之标识，也是地理文化之内容。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细节叙述，都离不开“本土”语言的有效烘托。

藉于本土、不弃本土，周立波的写作，首先想到的是“本土阅读”，尤其是农人的阅读，不该有什么难度。但是如今，诞于本土的方言，在清溪村年轻群体里，已很难觅到。在老辈人那里，却是宝藏。我与两位老者擦肩而过，听他们聊天，懵懵懂懂的。话语秩序、语言系统，连续或不连续句式，有着奇异的民间性。比如：“蛮如法”（很合理）、“傍壁无土、扫地无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去看了泡的禾种，来得风快，有些亮胸了”（亮胸，指谷壳破开，出谷芽儿了）、“灰屋”（益阳村居的偏屋，用于贮存石灰、草木灰和其他肥料、杂物）、“攀扯”（麻烦、纠纷）、“通皮”（通达事理），等等。一位挑水老人，从娘家柴门餐馆前走过，我在吊桥的这边，正要举手机拍照，老人走远了。卜雪斌就对老人的背影喊了一声：老倌儿。被称为“老倌儿”（老倌子）的老人站住了，让我拍照。《山乡巨变》中有这样的描写——

有人劝这老倌不立继，开导他说：“你有六七亩好田，饱子饱药，百年之后，还怕没得人送你还山？立什么继呢？一只葫芦挂在壁上好得紧，为么子要取了下来，吊在颈根上？”老倌子哪里肯听？又有人劝他立菊咬的弟弟，老倌子打不定主意，菊咬晓得了，装作从容地跑去看望他，问长问短，一把嘴巴涂了蜜一样。他说：“两位老人家都年高了，还要自己砍柴火，煮茶饭，做侄儿的，过意不去。我先叫我堂客来服侍一向，等你立好继，她再回去。”说得老倌子满心欣喜，连忙叫她搬过来。堂客进了门，菊咬筋和他的小女自然也都住进来了，立继的事，生米煮成了熟饭。强将无弱兵，菊咬主意多，堂客也不儿戏。她一天到黑，赶着两位老人家，叫“爸爸”，叫“妈妈”，亲热到极点，把老驾呵得眉开眼笑，无可无不可，逢人告诉说：“一个好侄子，难得的是侄媳也贤惠。千伶百俐，心术又好，哪个说的，田要冬耕，崽要亲生啊？只要巴亲，过继的崽还不一样也是崽。”

方言密集：“老倌子”“饱子饱药”“还山”“吊在颈根上”“菊咬”“服侍一向”“不儿戏”“堂客”“老驾”“呵得”“田要冬耕，崽要亲生”“巴亲”等等，语言立体主义，是民间的生动存在。其他语言替代，则失了韵味儿。我在清溪梨园，采访了周立波侄儿周兆民，他说，“满叔（周立波）一大早起来，先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拳，然后洗漱、吃饭，再去劳动。下午呢，看书，看报，走访村民。晚饭后走访。带一个小本本，随时把有意思的话记下来。”“有意思的话”，大抵是日常方言口语。周兆民回忆，那段时间，周立波写作，一般是在凌晨，很晚休息。“很晚时候，我听见他在楼上来回踱步，琢磨小说的细节或人物对话。”

因此，解码益阳方言，离不开对古汉语的探赜索引与文字钩沉。就像一小朵火，至今未曾熄灭。尽管看上去，古代语言，在普及“标准话”之后，大多已成灰烬，说得少了，渐渐被遗忘。但仍会有那么星星点点的火种，隐匿在了层层叠叠的泥土之下，躲人了葱葱郁郁的草木丛中。若遇大风，便又会燃烧起来。益阳地区古老语言，随时随地，能从口语中溢出来、漫出来、洒出来、淌出来，变成日常生活里最普通、最平凡、最常用的语言。比如童谣诗《打老鸹》：“老鸹子，呱呀呱，拿得铳来打呀打！三两胡椒四两姜，炖得老鸹子喷喷香。”旧时民俗，忌讳老鸹（gua乌鸦）叫。据说老鸹和猫头鹰一叫，就会有人得病或突发人殁事件，均属不祥之兆。因此，当地有用铳（土枪）驱赶乌鸦的做法。再比如《推谷几，磨谷几》：“推谷儿，磨谷儿，推只粑粑儿；洽（吃）一边，留一边，留得翁妈枕头边；猫几洽得榻板上，狗几拖得粪凼边；大风大雨吹得大河里，小风小雨吹得小河里；鸦鹊子夹得树丫里，媳妇几捡得灶屋里。煮呀煮，煮得满伢子一身水（xu）；煨呀煨，煨得媳妇儿一身灰！”小说《山乡巨变》里，也写到了方言歌谣，如《山那面人家》：“旧式婚姻不自由，女的哭来男的愁，哭得长江涨了水，愁得青山白了头”；《民兵》：“七月望郎郎不来，姐在后花园中搭一望，一日望郎来望三转，三日望郎来望九遭，望郎不到砍台烧”。从语境中取出意象，从深厚的岩石里掏出稀有矿藏。清溪村人，对自己语言的热爱，有如囊中珍珠，时刻拿出来看看、听听、闻闻。他们从资江、志溪河那里，捞出大小块状或椭圆状石块，在进村路口一块空地，砌成了长方体的“方言墙”。我有一个观点：在一个区域，看见“艺术化”了的石头，那一定是一个文明之地。当我们的祖先将一块石头打磨成镰刀或锄头，那一定是刀耕火种的起源。现在，那些未经任何打磨和修饰的俚语、方言，有如芽苞儿，在民间风起“吹又生”。“栽植”（不是移植）在了石头间，不用解构，那一定是“一方世界”的生活内容。同时，与一种话语体系搭配，贴切、得当，以至换成了其他，就会黯然失色，丢掉滋味。语言表达，又似树叶的转化、变形，或者移动、漂泊，将沉寂了的故土味道，重新钩沉和再现。益阳话说得快了，似唱歌，像吵架。从周立波的小说来说，益阳的方言俚语，不应该仅属于益阳，多多少少有些融合。“洞庭湖及其以下的长江流域汉语方言区的分布就显得非常驳杂……多种汉语方言交错分布。”（吕俭平《汉语方言分布格局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诸多话，对于民间而言，多有“拾遗”之感。年轻一代基本忘记了，因此，清溪村人在广场西边一块“空地”，竖起多个石墩，挂了木牌，每块铭刻一句方言，附一个释义。这是“场域”设置：外地之人，甫一落脚，即进入一个独特的话语语境。不需要步入书屋阅读，也不需要刻意找人交谈，直接让细腻的湖湘语言融入内心。无需细察，直接解释。全都是民生话语，无关话语权，无关背景，而是寻常百姓家常话说得最多的语言，所叙世界，就是自我。世界在一种沉静中完成了自我叙事。方言广场集结了一些日常生活话语。每一个词，都生发出生活场景对话。“方言墙”以艺术姿态呈现。比如——“四海”：你这人很四海。意思是：你这个人很大方。“横河划子”：意思是摆渡船。划子，小木船。“梭梭里里”：干干净净。你这个人干干净净的。“开砖口”：你的脚开砖口了，意思是脚上皮肉皴裂了。“滚嗫滴”：很烫。水烧得很烫。“蹬脚舞手”：特别着急。形容词，这个人蹬脚舞手的。“搭信舞信”：反复通知。“红桃花色”：形容词，脸色红润。“开山子”：斧头，与古典有关系，斧头开山。“弹弦”：谈话、聊天。“抹黑的”：一片漆黑。“逗耍方”：开玩笑。“打伙求财”：共同致富。“后生子”：小伙子。“下地”：菜园子里作菜（种菜），下田做农活。等等。方言有着浓厚的民间性、朴素的泥土气息。文字与话语系统，互相配合着，整体变成单一，单一成为整体。小场景显映大场面。或许，正是这一道道独特的“墙”，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仅如此，如果映衬群山、河流，或者田塍、池塘，更如同能够包容一切的大的民间生活内容。在山上，在溪畔，在江边，仍有数不清的、未经雕刻的泥土里的石块。石头与泥土，拒绝被装饰、被涂改，但不拒绝记录和艺术重构。它们找到了可以来去的地方。纯朴、自然，不做作，与朴素的民族性结合，顿有一种古老的山乡村舍的历史感。非雕塑所能比，非绘画所能比。它有着沧桑旧轶、天人合一的感觉。在那些古老的艺术里，语言更直接，成为果实的自然形态。隐喻天地精神世界的存在。有时候，一句话解释不清的，方言却能够。这正是“山地文化”的魅惑所在，更是湖湘文化民间最明确的表达。人们在这里驻足倾听，慢慢咂摸。精微的听觉里，那些能够说出来，无论是大声、中声、小声，还是有如二胡、中阮、竹笛、唢呐与管箫之类，所能弹奏出来的，定然是豪迈、豁达、“辣气”的湖湘人的性格。

四周环绕着村路和公路，以及不同的树种。我和诗人古玄在这里转悠了很久。我问，他答，完全是一个外地人无法靠近但又极力探求“密码”那种问题。古玄不厌其烦，用他那粗砺的益阳话做示范。就像花鼓戏，是地方戏种。所谓的地方戏种，一定有别于“正统”之地道，如此，才会有趣味性。石头墙以凸凹呈现。冰冷的，灼热的。方言是一个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特殊语言系统。每一个词，都有日月的温度。比如，“黄竹筒”，是器物，还是什么，在益阳，确实就另当别论了。乍听以为是竹器。但不是。“黄竹筒”，即黄鼠狼。“身材小巧的张桂贞挑半担泥巴爬上斜坡时，右脚一滑，仰天一跤，连人带箢箕扁担，滚在烂泥里。有人笑了：‘炉罐没绊破吧？是绊烂了，癞子哥回来，会怪我们了。’”炉罐，在这里不是器物，而是指“屁股”。“我们是驼子作揖，起手不难”，指事物具有先天性优势条件，做起来便可更自如，更易成功。

《山乡巨变》里有这样的话：“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实物形貌，被保存、被再现，也可被重新发掘其真实性。传递时间深处的特殊语境，那是一种气氛，更是一种语言描摩。让人在聆听中感受一方土地的温热，没有给人一种脱离巧合的状态。感觉上，也不让人感到孤立。周立波的小说语境，恰恰是有浓密的方言充盈其中，所以亲切、朴实，作品才成其“茶子花派”。同赵树理“山药蛋派”、孙犁“荷花淀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清溪村，你如果能说几句本地土话，并不觉得奇怪。听得多了，就会说了。无论遇到作家、画家、艺术家，大家说的，都是益阳话。大嗓门，无遮无掩的幽默。

“蛮襻五经”，意思是蛮不讲理，强词夺理。“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指单身一人过日子，孤家寡人。“撑了石头打浮湫”，“打浮（念báo古音）湫”指洗冷水澡，或者游泳，比喻干稳当事。“说了一堂屋，她没听一门斗子”，门斗子是木门转榫的窝座，意思是，话说了许多，她没有听进去一点儿。“前头乌龟爬出路，后头乌龟照路爬”，比喻跟风、学样儿，没有个人的主见。“面糊”，是指人善良而又有点迂腐，是益阳乡间老年农民普遍的一种性格。《山乡巨变》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亭面糊”，是以邓益亭为原型塑造的。周立波先生的儿子周小仪回忆父亲的写作，“亭面糊”的儿子邓焕章十分爱学习，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当时想上大学继续深造，但“亭面糊”坚决不同意，他说了一句话：“等你学回来，我的骨头，都打得鼓响了。”（“骨头打鼓”比喻死。）这句话特别生动，周立波就把这句地道的益阳话放到书中了。“咬筋”，益阳民间，特指难缠、较劲或说话刻薄的人。如《山乡巨变》中的王菊生，绰号“菊咬筋”。此外，还有“武高武大”（很高大）、“作家”（内行）、“俗样子”“出俗相”（俗，不好）、“照火”（烤火）、“启动”（客套话，惊动或麻烦的意思）、“擦菜子”（一种腌菜）、“胡子”（对人的昵称，比较随意的人）、“老驾”（父辈）、“出绿戏”（出差错，出洋相）、“炉（念lóu）碗”（意为大碗）、“扮桶”（打稻机的方形木桶，上大下小）……

借物喻指，言彼说此。在乡土社会，用都市的普通话词语，可能不太恰当。若以方言来说，则有深浅意蕴。从一位普通的农人口中说出的，决不会是书面用语，定是习惯了的俗语，说有所喻，增味“活性”，民间生动，反观了人性的自在。在立波书屋，周立波的书卖得好，还有个原因，是益阳人愿意读这方言浓厚的书。比如“红桃花色”，形容女子肤色好，漂亮。或指人大病之后，恢复得好，气色好。又比如，“巴皮洽肉”，意为妥帖，如丝如扣。只有同农民群众一起生活、劳动、“奋啪啪”（聊天），才能真正与群众“巴皮洽肉”（情感融合）。

瑞典著名语言学家B·马尔姆贝格（B·Malmberg）认为：“连绵的高山和密林往往恰巧就是方言的分界线，而且多是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因为穿过高山或密林进行交往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困难。”湖湘山地复杂，“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山岭河流纵横，语言枝繁叶茂。不同县乡，不同语调。稍有一点儿误差，意思就会不同。被视为湘语向北方言过渡地区的益阳，对“山”有独特的称呼。比如：桃花仑、雷打仑、寨子仑、大塔仑。益阳话的“仑”，与普通话的“仑”，意思大不同。字典里解释，“仑”是指条理、次序。也用作地名用字，比如，群山之祖昆仑。但在益阳这里，“仑”却指意“小山”。普通话则称小山为“丘”。“雷打仑”是益阳金银山的两条脉带之一，是很小的脉带。湖湘方言，也多把屋门口小水坑子叫“塘”如：落塘坡、金塘湾。大塘子叫“湖”，如梓山湖。一天中午，在“立波书屋”，清溪村老书记贺志昂，给我讲益阳有两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地理上的“两条脉带”。崎岖的地理不同，沟壑里的“山地文化”亦不同。第一条脉带：石塘村、小塔仑（大塔仑）、雷打仑、落氹坡、落潭坡、落塘坡、枫树山、矮子山，等等。第二条脉带：梓山湖。包括：明月湖、云雾山、金井坡、沙坡、干溪坡、金塘湾，等等。资江到桃江，池塘多多。从资江到志溪河上游，志溪河的二级支流就有14条。清溪村这一带的资源丰富，有金矿、树木和竹制品。农人饲养鸡、猪，优势明显，加上是益阳的近郊，更多的，是劳动资源优势。过去，日用品相当丰足，从江浙过来的，资江有苏州码头，还有一个大码头，带动了制造业。比如，传统的手工业、竹制品和铁器等等。农耕社会条件下的人与人之交流，迥异于工业社会环境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产生不同的方言。无论是山脉河流，还是田原平畴，隔山隔水，都会有不同方言俚语存在。

周立波觉得益阳文化有历史的厚重感，特别是母语（方言）。所处山区，语言文化，保存良好。若要保存好方言语系，使之被记录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写长篇小说。以长篇小说的架构作文化载体，用“民间语言”来写。打个比方，如同将鱼儿放养在江河里，让鱼活着，随吃随取。所谓语言创造，在于存留，才有运用性创造，非罔顾客观，凭空拈来。方言中的意象把握，在于其丰富的喻指性。他说：“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地大量地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地大量地使用地方性的土话。”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名著选读》讲授提纲《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中也说：“要大胆创造新形式，要产生新的巴尔扎克。要把变动着的人生的各面，描写在有力的、有趣的、诙谐的、有生气的形式中，造成我们时代一部风俗史。”字义有时是转义，有时又是喻义。“垛”，本义是将土整齐堆积或指整齐的堆积物。普通话讲“一叠”，益阳话是讲“一垛”。“你把那垛材料（纸）收好。”将东西整齐堆放，讲“垛”，“你把那些书垛起来。”花鼓戏《讨学钱》里，张先生形象地唱“出”字为“两个‘山’字打垛”。如果某种事接踵而来，益阳人则会这样讲：“垛打垛打来”。在这里，“垛”用作“相连”的意思。益阳话的“坨子”，除了表示成团成块的东西，如干坨子、糯米坨子等外，还表示拳头。取义在于人将手掌捏成拳头，如蛇之曲卷成团。偷偷打人，叫“塞蹑（līn）水坨子”。而“坨水”一词则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成团的旋转的水，引申为复杂的事情，如“他有点搞坨水不清”。此种“坨水”，也讲成“坨数”；二是表示钱。如“塞坨水”就是私下塞钱（或贵重物品）。方言将汉字的单一性变成了多义，这就是方言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