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面人家

“山那面”的天空比“山这面”的天空更广阔一些。“山那面”因为平畴而显现坦荡且有寥廓感。当然，我是站在清溪村毛栗仓路和李家塘来说这番话的。“山这面”是被桥墩、宅楼、镇街、山林等遮蔽了的天地。民居民舍，成片粘连，少有零落。换句话说，山的挽携、塘的镶嵌、树的茂盛、宅的紧密，让自然的气场，有效聚集。自然与人，那般接近，从而生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微妙关联。人与时代，风云际会；农业与自然，幻梦交融。也因此，作家便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叙述故事的“地理场域”。那是一种被“设定了的”历史言说。有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小镇马孔多、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小城。“邮票”般大小的村子，演绎了非同凡响的人间故事与命运传奇。周立波的小说故事，除了清溪村，或会有“别处”。比如：寨子仑、石马、高桥或石湖等“山那面”村庄。根据小说《山那面人家》改编的花鼓戏，亦有醇厚的湖湘特色。灵魂故土，乡愁物语，虽然有空间与时间的违和感，但仍不失为彼时代民生之鲜活写照。那么，“山那面人家”到底有没有一个准确之地？就这个问题，我问了周益军，他哈哈大笑，不做解释，也不做回答。或者，他认为我过于较真；又或者，我是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采访结束，我再次追问。他有些严肃地说，周立波所写的“山那面”，具体哪个地方、哪个村庄，现在的定位，不一定准确。然后意味深长地微笑。我恍然顿悟：周益军所言，不无道理——这个问题，居然被一位农人理解得如此透彻。尽管我历来对“问题”十分较真。但循此思考，便能得出结论：小说里的“山那面”的那个“村庄”到底在何处？我（或者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以“考古学”态度“寻根溯源”，而应以创作视角来对待——站在清溪村，说高桥村和石湖村是“山那面人家”；站在高桥村和石湖村，亦可以说清溪村是“山那面人家”。周立波所写“山那面人家”，没有具体“特指”。那么，悬而未决的，就让其悬而未决好了，亦增添了小说原型的神秘感。深一些说，想象中的“山那面”，像一首诗，意味着一次“主动的”生长，与到处接通每块土地血缘类似。我何不以“人类学”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山那面”或是一个符号，或是一些（不是一个）村庄指代，或是一种喻象预设。重要的是：昭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揭示了初期农业的理想图谱。农业意象中有：山、道路、树木、土地、房屋、池塘、农具、水井、地窖等等，攒集在一起，即能生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故事。作家期予的，是彼时代中国乡村的农业经营模式与理念。

手里有一张“清溪村导游图”。不用看，就知其存在巨大差异。我当年上军校有《军事地形学》这门课。此图的功能是“导游”而非严谨的比例地图。无山地觇标，亦无高点标识。所谓山地，只揆了个大概位置。图的左边，循石道向西，再沿杜鹃路步行到“山外”。山那面，有志溪河和资江。开车去的话，要比清溪村到市区近些。我所想到的是：一部短篇“故事”发生地，小说家不用交代，主体写“人的精神”，其实足够。“人的精神”已然成为益阳“民间史”之一部分。从文学史角度来说，益阳清溪村如同福克纳小说的那个县城，通过时代背景、行动、事件，成其一个版本。一语概之：“一个地方”的故事版本，亦是“数个地方”的故事版本。“此处”的唯一性，亦可是“他处”的统一性。

高桥、石湖，两个村子归属了清溪村，处在了山的“那一面”。想想看啊，在群山环伺、江河绕萦的城郭之外，突然出现一块坦荡平畴，那一定是沃腴之地“米粮仓”了。平原地带，现代农耕，大田作业，更为自由些。无论春播春种，还是夏收秋获，机器作业，省时省劳。说到农耕，节气耘耕，未曾有变。《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专讲“重农”“使用土地为农业生产之道”“种庄稼要适于时令”等“土地治理和土质改良”之文章。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大地是粮食的宫殿，粮食是大地的内容。农业是区域地理研究主题。农人与农业不存在“边界”。每个农人内心，都怀揣一部蓬勃的《地理志》。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与农业，人与土地，土地与植物，互证互存。主体是人，土地则贫；主体是土地，土地则沃。对于作家来讲，农业现场就是文学现场。而“在场”，则是最有意义的体验。

我急于看到“山那面”的“智慧农业”到底是什么样子。“智慧农业”非现代词语。古时的农业稼穑就已有之。农人思考的是：土壤水分的保存，有水即有农业。“坚硬、黏质土壤，水分较难保存，必须优先耕种。”（《吕氏春秋》）平畴之地：高标农田、水生物研究、鱼虾繁育。范围：石马山下志溪河往东的资江一带。车子沿志溪河岸走，过兴安村、大河坪村，绕过石马村，行走山谷，再回志溪河大河坪段沙堤，到“智慧农业”展示馆。这个季节，田野无人。我怀揣疑问：关于劳动力、土地利用、作物等等。“智慧农业”是仅仅让农民知道“种田不用打赤脚，开着机器来耕作”吗？如何做到“培育、养殖、加工”模式循环？智慧农业，需要资金增持和科技定位，要求农人对现代科技有正确认知。拿出土地，开发或利用季节始止。在时间的差异中，找到一个缝合点。早稻一株能达多少粒数？晚稻一株产多少粒数？平均值与实际值的差别？还有每亩的事实产量（也要考虑区域土地的质量条件）。耕种手段在时节中圆满、准确、高效，再考虑下一茬物种的耕播、培育。土地品质的葆有非土地本身，更在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天时地利，草木稻谷，时间的“色阶”是土地的评判。举个例子，缺绿少水的迪拜，以“智慧农业”让绿盈满沙漠。好环境来自智慧。迪拜是沙漠季候，历史降雨量，几近于无。且因沙漠燥烈，蒸发迅速，若想有更多绿植，必须有资金和高科技，“加持”花草树木蔬菜瓜果的成长。也因此，当地的花圃、草坪、花园、蔬菜园子，都由深埋地下的蓄水管供水——由电脑微控管脉灌溉，遍布城区。此种“滴灌技术”，让沙漠植物，始终有水的润泽。在丘陵与河流多于平原的湖湘，与传统平原大田作物相比，依托智能建成的农业管理，更要严谨细致。人工智能，协同作用，取得成效。除了农田，还有水产养殖：牛蛙、稻虾、稻鱼等。利用“生态稻田”产业。植物生物，同生同长。地理环境决定生态标准。土地的利用，要有“可持续发展”理念。

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应该让共生现象最大化”，重视生命体自我实现的内在价值。特别是“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尤为重要。稻田鲫鱼，少刺，肉质鲜嫩。大的，一揸长。幼鱼食蜜蚜，中鱼食草叶，大鱼食稻花。时间周期：5月放鱼苗，10月与成稻同收。先收鱼，再收稻。鱼和稻，生态环境和良好育养，营养价值极高。一亩稻田，可收30斤左右鱼；好的话，能收50斤左右鱼。作为高端食材和农业经济补充，利润可观，供不应求。在展馆室，我看到在刘少军“鱼类远缘杂交”理论指导下的“稻花鱼”的生产，采用“鱼出塘，虾入池”模式。从10月开始，到冬季12月，捞鱼入灶，放虾归池。每年4月至7月雨季，池满水溢。有小部分虾子，从稻田，爬到公路，爬进沟渠。爬出来的虾子，是绝不能收回到池塘的。怕的是，沾染了路面或别的地方的病菌。若收回去，会对池虾和鱼，造成贻害。这个时候，附近村庄农家，便拿来地笼，到路边沟渠，捞虾抓鱼。捡拾几筐，既不浪费，亦清理了卫生。或拿到城里卖掉。若有农人要到城里探望亲戚，想捎点礼，就会带着竹箕，来捡拾虾子。往往不到半小时，就可捡拾一篓子，带到城里亲戚家，中午端上餐桌下酒的，就必是这美味无比的麻辣小龙虾了。

雷雨天，气压低。农人须给虾池补氧，防止虾子出逃稻田。尽管如此，还是有少量虾子“跃出龙门”，不惧高坝，爬将出来。此种情境，让我想起小时候生活的辽南。那时，常听父亲讲“抛筐获鱼”的故事——小时候，每日早晨，母亲在溪边淘米，米钵里常常跃进几只活蹦乱跳的小白虾。小学校旁，有一条溪河，清流绵绵，细浪粼粼。午饭时光，谁家孩子忘记了带午餐或无菜佐饭，驻校老师便会拿一个竹篮子来到河岸，在河里一抄一捞，就总有一两尾小鲤子、小青鲫或小蟹子，被抄捞进筐。午间，便有美味鱼蟹汤，大快朵颐。夏日，小伙伴嬉水河溪，用脚踩踩，一个猛子扎下去，即可从细沙里，抠出一只大河蚌来……当然，“抛筐获鱼”或有夸大成分，但掏蚌摸蟹，却是真事儿。亦说明了山村生态环境良好。此场景，亦应属于人类共有的生态。“智慧农业”理念，不仅仅是时代理念，更应是现代理想。追溯史料，其实早已有之。比如，氾胜之是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汉成帝时，他做议郎，曾在关中教授农业技术。可惜的是，《氾胜之书》原本，因种种因素而遗失。幸而北宋以前的古书，有很多引用自此书的资料文献，抽丝剥茧，方才得以保存部分“原文”。这些抽离出来的资料，集攒起来，有三千七百余言。《氾胜之书》是农科典藏，精细、复杂、高深，非农业“老把式”难以掌握。乡村振兴，文化助力。对水生生物颇有研究的李斌博士，他来清溪村水生生物研究院做运营总监，也将所学的前瞻理念带来了。他从“季候缝隙”里，找寻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亦必会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多实惠。对创业者来说，只要条件允许，就有独到的创新。从“城市发展”转向“乡村创业”，需要的是对当下经济的判断和对未来农业的预测，将不切实际的城市锦繁袪除。我让卜雪斌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目前的清溪村，没有一人在外务工，即便已有的在外务工者，也都回来了。家乡有前景，游子不离家。清溪村，60来个村民小组，近7千人口，近5年来，已有157人考入省内外大学。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又回到了清溪村创业。有的，在文旅集团做策划；有的，搞智慧农业研究；有的，开了幼儿园；有的，当了教师。也有的，做自媒体或开了小餐馆。“轻关易道，宽农通商”，发展有效的自主自由的农商经济。

农业伊始，全靠手工做田，不敢想象，有一天，庞大机器，能够进入农田。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科技农业”的美好愿景。田间耕作目的，是以打破原有水准，提高产能为前提的。农业，需要打破传统主导，建立起有远见的品质农业。科技以其高效能否定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电脑科技，分析土壤或预测水土营养，手段非单一。我的看法是：农业科技，周旋于渴望与现实之间，应在其内部发生改变。相信科技与现实，保持和谐关系。介于“什么是”与“什么可能是”之间的问题，要尽快调停或打破。我们对自主创业的想法不断达到或扩大。我们对农业的经验日益丰富，那也正是日渐增长的理想。农业进步，是土地立场，是阐述世界的方法手段。当然，我不能接受机缘巧合或者说“土地决定论”。我相信的是农村的未来、农业的精神本质。“邹麦秋提着一盏小方灯，从地窖里爬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抬抬眉毛，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与其坐冷板凳，听那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看烂了没有。’”（《山那面人家》）“山那面”，有河，有江，有大大小小的溪渠。总之，是不缺水的沃腴之地。湖湘本来就是不缺水的风水宝地。不必担忧河流的变化，湖湘四大水系（湘江、资江、沅江、澧水），资江流域，多半是小支流的汇聚，集中面积不大，但区间的径流水量很大。在夏季，雨量集中，径流量也集中。一般秋冬季，降水较少，河水主要靠地下径流补给。资江流域植被较好，河水多数是清澈的。冬天的志溪河某段干涸，则成了一片草场。站在堤坡，可望见有几头牛正在吃草，还有一群奔跑的鸡鸭。也有几匹马儿在一小股水流那里饮水，农人为赚收入，搞旅游，饲养马。当然，这些都是短暂的。“河流”之上，积雪、草地、冬菜、泥土。山丘连着山丘，有十几顶露营帐篷，白色的，远远望去，像草地上长出的硕大的蘑菇。这个季节是寒碜的。到了5月份，如果连续两三天暴雨，志溪河水就会猛然涨起来，能将一条120余米宽的河床瞬间涨溢。冬季里河水迅速干退，最后，仅剩下河中间的一条浅浅水脉，蜿蜒、游移、飘忽。像一小段云烟，随时枯竭。那里也成了都市人寻景探幽的影像拍摄之地。

诗人古玄讲了一个有趣故事。此处河段，被某影片剧组看中，作其中的一个场景。诗人、画家皇泯兄曾在《金家堤之恋》中扮演“族老”角色，台词只有一句：“沉塘！”情境是：穿着长马褂儿的“族老”，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向着即将施刑的人群喊了一声（命令）“沉塘！”于是，一个时代最严厉的山乡传统“家法”开始了。对待“犯戒”女子最严重的刑罚是以结束其生命为代价。往昔时代，封建落后的山乡，此种“家法”，比比皆是。反观的是，过去传统礼法，对人间情爱的阉割和戕害。诗人皇泯，高额细眼，面容清朗，身坚骨瘦，长发无须，长相独特，天生一副“葛大爷”气质，加之穿上旧时长袍马褂，又绝对胜过葛大爷。过去与现实的湖湘，人人都是角色，人人皆可入戏。因此，演得真实。“山那面人家”是小说里的话语。假如周立波将之写成长篇小说，或许不止指证一两个村寨。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立波所阐述的是农民的“爱情观”，与之后的文学创作，理念上说，主题是一脉相承的。有着理想主义爱情观，包含了爱乡村、爱乡亲等情感。小说凸显的观念，是对传统礼法的一种反叛。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初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11期。后收入各种版本。小说以优美笔调，描写“山那面”人家婚礼情境。一群去参加婚礼的姑娘，笑着逗乐儿，笑着“听壁脚”。新娘大方、朴实、勤劳、随和。新郎邹麦秋，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新婚之夜，偷偷跑去看社里地窖里的“红薯种烂了没有”。其他人物，无姓无名，都活灵活现。既凸显了短篇小说主题“一抹亮色”，也增加了情节的奇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