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居里与诺奖的偶然

经历120年的漫长等待后，拥有一副温和眼眸的安妮·吕利耶，终于成为法兰西土地上孕育出的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她的博士学位由巴黎第六大学授予，在今年揭晓的诺奖中，她得以获奖的研究里也有一位名叫皮埃尔的合作者。这一切都让人无可避免地重新回忆起玛丽·居里，因为她们的命运如今已然像是巧合般轻轻贴近。

众所周知，在安妮之前，诺奖就是因为玛丽的存在而首次面向女性敞开大门。

1903年，玛丽与丈夫皮埃尔，还有亨利·贝克勒尔一起，凭借他们对放射性的研究而共享了当年的物理学奖。而安妮就读的巴黎六大也有着“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的别称，以纪念这对夫妇曾在这座校园里作出的科学贡献。

但百余年间，曾经由玛丽为女性点亮的科学希望明灭不定。她曾揽获的物理学奖在实质上成为男性专属的荣耀，在历届224位得主中，仅有5名为女性。

回顾诺奖的历史，人们再次被提醒，“女性”不仅具有生理意义，更是一种难以被忽视的社会处境。

而作为最早从这种处境中突出重围的女人，玛丽·居里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其实是苛刻到近乎残忍的经验教训。

即便在非常清苦的生活条件下，她仍然感到被巨大的幸福包围。

科学闪耀荧光

在流传至今的几乎所有照片里，科学家玛丽·居里的面庞始终笼罩着一种沉谧的神色，像树林深处散不开的薄雾。

她的语言只会在两个特定的时刻，流露出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是谈论她的丈夫皮埃尔时。1906年，皮埃尔因车祸身故，她在日记里不断地吐露痛苦，因为悲伤压迫得她“想像一头野兽似的要咆哮起来”。第二种，则是在她谈论科学发现的时刻。

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那几年，一阵从原子世界中卷起的狂风正在扫荡欧洲大陆。

彼时，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并据此获得了第一枚诺贝尔物理学奖章。约瑟夫·汤姆森在实验中发现了从原子中“逃跑”的负电粒子，他将其命名为“电子”。亨利·庞加莱已经开始留意能够穿过双手并且在相纸上留下幽灵图像的未知射线，而亨利·贝克勒尔正是从庞加莱处获得了灵感，开始关注铀盐中发出的神秘射线。

在这场狂风过境前，人类对于原子结构的认识还停留在最初阶段。英国科学家道尔顿在19世纪初提出的原子理论占据主宰地位，他认为原子是物质世界的基本单位，认定原子处于“单一、独立、不可被分割的稳定状态”。

但欧洲各地实验室连续不断的新发现正在推翻这一基本论断。电子的发现重塑了人们关于原子结构的观念，一片新鲜又蓬勃的未知之地即将被渐次照亮。

出生于1867年的玛丽·居里年过而立，正处于体力与才智的巅峰时期。在与崭露头角的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喜结良缘后，身处原子世界大发现浪潮中的玛丽，也开始物色她心仪的博士论文选题。

“所有依赖放射性对人体进行照射的医学，都可以追溯到居里夫人。”

当时的亨利·贝克勒尔正在研究铀盐。在一场实验中，他用黑纸将照相底片严密地包裹起来，然后将铀盐置于其上。按理来说，处于黑暗环境下的底片并不会曝光，但几天之后，亨利却发现底片上出现了铀盐的影像。

被亨利察觉到的这种现象，不久后引发居里夫妇的关注，尤其激发了玛丽的好奇心。

底片的曝光，意味着铀盐可以发射出一种当时尚且未被人们了解的射线，为了进一步对这种射线以及其来源进行研究，玛丽首先想到需要对它进行精确的定量测量。

测量射线是基于电离作用。简单说来，就是铀盐散发出的射线在经过空气时会使得空气离子化，形成诸多自由电子和正离子。只要对空气中因电离而形成的微弱电流进行计量，就有可能获知这种神秘射线的特定性质。

皮埃尔热衷于针对各种实验需求制作出新的仪器，而此时他的这一科学癖好帮了玛丽大忙。

借助皮埃尔制作出的，由静电计、压电石英晶体和电离室组合而成的测量仪，玛丽对铀盐的放射性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她得到的实验结果证实，这种放射性是铀元素的原子特性。因为她发现铀盐的放射性强度只与化合物中所含铀的数量成正比，“并不受化合物的化学性质的影响，也不受外界的光和热的影响”。

她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她一开始提出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在最初被科学界的同僚认为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原子无法分割”的观念深入人心，而铀元素具有的放射性将证实原子并不一定是始终稳定的。

但玛丽并未将研究止步于此，在她此后的探索中，人们将见识到她非凡的胆魄和毅力。

为了对物质的放射性进行更加彻底的研究，她把当时已知的所有元素全部进行了分析，包括纯元素及其化合物。此举是为了验证除了铀以外的其他元素是否也会具有放射性。后来，她排查出钍的化合物也可以放射出与铀相类似且强度相当的射线。

为此，她建议用“放射性”这个名称来定义这种新发现，因而铀和钍这类元素才被后人称为“放射性元素”。

在对所有已知元素的放射性形成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一个更加震撼世人的新发现，已经从海面浮现出了冰山一角。正是在全面排查纯元素及其化合物的苦工中，玛丽注意到一些含有铀和钍的矿石显示出了异常高的放射强度。

当她确信自身的实验过程不会造成误差后，大胆的猜想便成型了。玛丽推测，在这些矿石之中一定含有至少一种当前未被世人所知的全新的放射性元素。

她对放射性的敏锐猜想与严谨证实，使得她在物质的测量方式上已然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而精确的测量又能够辅助她对物质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依赖放射性现象进行物质的化学分析，就成了玛丽寻找新元素的有效手段。

但她的研究道路远非畅通无阻，而是障碍重重。没有人力，没有可供实验的场所，没有资金支持。但是她之所以能够在接下来百余年持续不断地为人们带去启发和力量，不仅仅因为她过人的才智，还因为她在艰难环境中克服阻碍的能力和毅力。

人手不够，她就自己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没有实验室，就想方设法把一些人家闲置的场所利用起来。想要从成吨的矿石中寻找出最后几分克的新元素，本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她和皮埃尔想方设法以极低的价格买来了工厂提炼铀之后废弃不用的大量矿渣。

秘密藏在这些矿石之中，但他们知道，暂且没有人得知这些废渣的价值。

玛丽在皮埃尔的帮助下，先后确立了两种新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他们将其分别命名为“钋”和“镭”。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玛丽还提炼出了纯净的金属镭。

直到金属镭被成功提炼出来，它的影响力才真正被全世界看见。就其放射性而言，在同等重量下，纯净镭的放射强度比铀要大100万倍。

皮埃尔原本以为镭的化合物会是五颜六色的，却没有想到，它竟能发光。

这是玛丽在她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毫不吝惜语言去渲染的一种美，一种由她自身发现并提纯出来的光芒。正是对这种纯粹的光芒的爱，或者说对于纯粹的科学的爱，即便在非常清苦的生活条件下，她仍然感到被巨大的幸福包围。

诺奖得主的现实意义

凭借在放射性方面的研究，以及对钋和镭的发现和提炼，玛丽先后在1903年和191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因而成为首位获得两次诺奖的科学家。

但除了可观的奖金有助于她进一步的研究以外，诺奖为她和皮埃尔带来的声名，反而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在科学的世界里，她的发现本身已经给她带来了足够的喜悦。在现实的世界里，价值感并不是由奖项和荣誉带来的，而是来自投身于现实并且真实地改善了他人的处境。

在迄今为止的640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只有25位是女性，占比不到4%。

美国物理历史学家斯宾塞·维尔特说：“所有依赖放射性对人体进行照射的医学，都可以追溯到居里夫人。”

1914年夏天，一战的火焰率先在法国点燃。玛丽接受政府的指令，将她实验室中存放的镭存进铅皮箱子中，南下护送到相对安全的波尔多。但就在她贮藏好镭之后，在一众南下避难的人潮之中，她逆流而行，决心要返回处于危难中心的巴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那时候，科学界的人士都已经了解，X射线可以辅助医生进行人体检查。战争时期，如果能够借助X射线的力量，伤员体内嵌入弹片等异物的位置就能够被更好地查明，内伤的情况也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探知。

但关键在于，X射线在医学领域的应用相当迟滞。战争打响的时刻，军队中所有的医疗部门都没有X射线治疗设备，而只有几家大医院才有，且有能力辅助检测的技术人员更是稀少。

就在这一时期，对放射性有着深入了解的玛丽·居里，就像开着装甲车那样从科学世界挺进了现实世界。

当时，她在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战区以及法国其他地区内，创建和改造出了共计两百多个X射线医疗站。但为了满足更多医院对于X射线设备的紧迫需要，玛丽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之下，设计了一款流动的X射线检查车，由改造过的敞篷车搭载着X光设备，在一座又一座医院之间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