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人类学

人类学家长期共享着一种普遍性误会，即，人类学的对象是处于其他时间之中的其他人类。人类学因而自视为一种异时性话语，它以自我的现在时为据点，对同时代者进行趾高气昂的观察和表征，其结果便是同时代者的原始化、边缘化和他者化。

这种异时性话语极具策略性和问题性：在方法层面，它将“他者”当作自我的凝视客体；在观念层面，它将土著当作“原始”的现代遗存；在空间层面，它将边地当作文明的未竟之地；在文法层面，它追求着无时间感和非个性化的修辞效果；在意识形态层面，它呼应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一切意味着，人类学体系的搭建是以研究对象的时间降级为前提的；所谓人类学，不过是帝国主义权力和知识体系在全球建立的时间等级秩序。

然而，同时代性才是人类学话语得以可能的根本前提。承认同时代性意味着，那些貌似对立的分类概念——譬如，左与右、过去与现在、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等等——必须得到调停和清理；事实上，就这些概念的真实所指而言，“它们并不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样的社会，而是不同的社会在同样的时间互相面对”；显然，身处异时代的野蛮人和无产阶级在面对统治者时具有不可否认的同类性。

如此而言，则批判人类学不只是为了恢复田野性、对话性和实践性，更是一种针对学术活动的政治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