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笔记·之十一 江清月近人

我不止一次提出要采访周萼梅先生。周益军说老人家岁数大了，不宜见客，送了我一份《周立波在益阳》专题资料。我发现，这些复印了多份的资料，都在报刊发表过，我肯定不会用。同时也让我警觉：借现成故事，人云亦云“一稿通”、一劳永逸重复书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必须有“第一手”采写。于是，决定再次去益阳采访周萼梅先生，且是重中之重的安排。在我一再请求下，周益军终于同意，他与老人通了电话，讲明情况。我迅速乘高铁来益阳，住进了清溪村。3月25日，天地寒彻，细雨氤氲。我穿着防雨冲锋衣，依然感到瑟瑟的冷。一大早，我到“立波书屋”，与卜雪斌一起出发。按周益军提供的地址，卜雪斌谨慎开车，近一个小时，找到了位于赫山区长坡路原益阳市政府家属院周萼梅先生家。这里是一些有着几十年了的斑驳老旧楼房。我们找到了那栋楼，周萼梅先生家在二楼。楼梯陈旧，脚踏着，梆梆响。听见声音，老人开门，热忱地将我们请进屋，握手、倒茶、寒暄。湖湘地区，房间内通常没有暖气。老人穿棉衣棉裤，着棉拖鞋，带棉帽。不大的客厅，有一张圆桌子，放着糖果、瓜子和橘子。老人拿烟给我们。卜雪斌忙说我们两个都不洽（吃）烟。老人也不洽烟，但还是备了一盒香烟待客。卜雪斌给我介绍了老人，又向老人介绍了我。我说：“今天不聊周立波先生了，重点聊聊先生您的故事吧。”

老先生有些诧异。我没猜错的话，他大概认为我是一个京城来的记者，是来请他说那些重复无数遍的“周立波故事”的。我补充说：“周老，今天就谈您自己，不谈立波先生。或许更轻松些。我需要的，是人生故事。我觉得，或许您的故事，更有味道。我们随便聊天，不设主题，没有规范，随意些，历史的、现实的，想到哪，说哪儿。”这番简短的话替代了开场白，也是我在路上琢磨的话。萼梅先生九旬高龄，后辈怕他劳累，所以一直婉拒采访。还有就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让他自己也感到不耐烦（因此就有了开头将印的那个准备好的“资料”给需要的采访者）。果然有效。老人即刻明白，笑了，顿时放松许多。可能觉得我这个作家比较有意思吧。抑或他的故事，幼齿之岁、弱冠之年，所经历的与亲人们的舍离，以及此后与“家园”近一个世纪的悲喜故事，很有讲述必要。还因为——对我来说，首先要给被访者以自由的心态、不设某种程式化主题、不冠冕堂皇、不故作高深。从被访者的“讲述”切入，可能更会有异样效果。萼梅先生便开始讲述：

我是1927年农历9月14日生人，今年97岁。身份证上小两岁。我在修家谱时，才发现自己小了两岁，家谱上写的是1929年农历9月14日。我家原来是益阳县淦山乡第七保清溪村，也就是现在的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父亲叫周桂元，读过私塾，后来又当了私墼老师；母亲叫义端元，当年在娘家读私塾。我外公也是私墼教师。我读了高小，还差一个月毕业，日本鬼子来了，有得书念，没拿到文凭。那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日子。1944年4月22日，日本军队进入清溪村。一个军官，命令军队，专挑村子里最大的房子烧，有六栋大房子包括立波家和姚芷青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放火烧了。我父亲从家里往外跑时，被他们枪杀了。是隔着一丘日用机枪打的。当时父亲没有被打死，日本人追了过来，用刺刀将父亲挑死了。我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我和大弟周透梅、二弟周迈勋、妹妹周锦云，一起逃难（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出嫁了）。我们逃到桃江株木潭大花村（大华村），栖身野外一棵大树下。日本人来了就跑，想着有能躲避的地方就行。我们跟着母亲，住在荒地里。没有任何吃的。母亲怕我们饿，让我返回清溪村，看看能不能拿些米来。返回路上，我被日本鬼子捉住了。日本人见人就抓，都是石马山那边的人。日本人在石马山修工事，看见下面村子有人，就下山把他们给抓了，押到石壁湖，就是志溪河边一个地方，把老人和年轻人分开，把青壮年拉到资江边鳊鱼山挖工事。我当时17岁，长得弱小，日本人没看出我多大，以为我是孩子，就把我归到了少年这边。我们这一边有二十余人，有十几个孩子和十几个老人。日本人让我们去“杀马草”（割马草）喂军马，时间是3天或4天。杀了4天的马草，几位老人愈加感到情况不妙，晚上就在一起商量逃跑。跑的时候，让一个小孩出来看看有没有哨兵。我们被关的地方，是石壁湖旁边一个茅草屋子。任务让我来做。我悄悄出来，还没看清外面，就被一个哨兵抓住了。哨兵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是不是想逃跑，我说不是逃跑，我要解手。哨兵不准，把我往茅草屋子里推，一边推我，一边用枪托砸我的腿和脚，我跌了一个跟头。再砸我时，我刚好抬腿，枪托把我的右腿砸出一个口子，鲜血直流。我从小跟着父母在山中采中草药，就找到一棵“刺茉子”，放嘴里嚼一嚼，吐出渣渣，敷裹伤口。那一晚等于无数个夜晚，煎熬的疼痛，让我萌生了逃跑的念头。但是，日本兵看守得紧。有一点动静，就会过来察看。我们只得待在原地。天亮了，又去杀（割）马草。我的腿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一位老人看见我的腿受伤了，也帮我找了一些“刺茉子”，放嘴里，嚼一嚼，给我的伤口止血。“刺茉子”是常用中草药，山坡山谷、河滩河岸，到处都是。血很快止住了。

杀（割）了一天马草，晚上大家都累得睡着了。我的腿，还是疼，睡不着觉。没有月光，四周黑黝黝的，半夜里飘起了小雨。旁边帮我掐“刺茉子”止血的老倌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就听他旁边那个小孩儿悄悄说：“爷爷，洽（吃）得动吗？”好像说凉饼子太硬了洽（吃）不动。见那小孩，头剃得光光，脸上脏兮兮的。女孩声音！我睁大眼睛，惊讶看着小女孩。老人严肃地对我说：你看出了什么，千万不要说！我赶紧点头。到了后半夜，老倌子带着孙女，悄悄爬出屋子，又悄悄向志溪河爬过去。我顿时明白了：逃跑！现在，志溪河对岸是安全的。但必须要渡过湍急河流。到河那边，就逃脱了。我也大着胆子，跟在后边，向河边慢慢爬。时值四月，志溪河水，不算太深，但是湍急。老人带着孙女，爬到了河边，趟水过河。我也赶紧爬过去，摸入了冷得全身打颤的河流。距离河岸还差几米远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向着这边开枪。枪声是从后面响起的，不知道打在了哪里。回头看，发现后边还有几个人，在向河岸这边逃跑。动静弄得大了。哨兵发现了，先是一枪，接着就是一阵乱枪，也不知道打没打死人。这时候，有人进到河里快速游动，有人还在奔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手脚猛划水。再往前看时，爷孙二人，已经上了岸，跑得无踪无影了。好在，对岸堤坝并不算高，翻过去，就进山里了，日本人就找不到了……最后，我幸运地逃出来了。

我往桃江方向跑，去找母亲和弟弟妹妹。尽管是夜晚，天黑漆漆的，但我知道是在河堤左边。之前我跟母亲约定过在那个地方见面。当我赶到那里，发现没人。也没有找到她们。母亲逃到的那个村庄，老百姓也都逃走了。我沿着村民逃的方向去找母亲。跑到了一个大山沟里，发现一个突出的岩石底下，有一个大洞，在躲藏于此的逃难人群里，发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母亲见我，一下子就流了泪，将我紧紧抱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对于逃难者来说，生存的先决，就是把自己藏好。生命依赖于找到栖身之处。饥饿困乏，没有让我们放弃。家被烧毁了，我们仍要回去。这个力量一直在心里积蓄。我们一路讨饭，一路小心走。当我有些惭愧，对母亲说，亲戚们都逃了，没找到米，母亲并无责怪，宽慰着我，从身上掏出一个布袋子，那里还有一点儿剩饭。弟弟妹妹要吃。我说给母亲吃，我们是大人了，能抗得住饿。弟弟妹妹也跟着劝母亲吃。母亲象征性吃了一小点儿。说前面有一个村子，再讨点儿饭，讨不到，就讨点儿水，水也能顶饿。我们就这样一路逃难、要饭。

一年以后，日本战败，军队撤出益阳。高兴至极。我们跟着母亲回家。邓石桥，当年先后有5个不同番号的军队轮流驻扎。日寇犯境时，这里成了拉锯战的主要战场。寨子仑一战，双方死亡惨重，日军不仅仅放火烧毁了清溪村周围的多座大屋，还成立了一个伪维持会。鬼子兵在此驻扎，侵扰百姓一年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回到家里，母亲跟我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锅灶没了。重新盖屋吧。叫我和弟弟到山里砍些树回来。在房屋残墙下，用木头搭了简易小棚子。搭棚子时，乡亲们过来，要我们到他们家里住。母亲谢绝了。床是用旧木头搭成的。用房子倒了后的石头和木头搭铺，借来稻草，白天晒热了，垫铺床板上，一个简易的床铺搭成了。睡觉时有蚊子叮咬，母亲就到山坡弄些辣蓼条和黄姜叶，点着了，放在干柴上烧，燃烟驱蚊。辣蓼条和黄姜叶烧没了，烟也熄了，母亲就拿件旧衣服，不停挥着，为我们驱赶蚊子。夜晚难熬，白昼好过。一家人吃的，是左邻右舍送来的粑粑和米饭。母亲在房子周围，找到锅沿被打烂了的锅，还能用，就在地上挖个坑，砌上石头，用邻居送来的米，煮了些热米粥饭。

姐姐、姐夫和舅舅来劝慰母亲，说，房子烧了，父亲也死了，还是换一个地方住吧。母亲说，我家在这里，我丈夫死在这里，我和孩子要活在这里。邻居有一间偏梢子（杂屋），母亲用木头晒垫围起来，一家人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吃的、用的，姐夫和舅舅送来了一些。后来，亲戚出钱买了木头，砌上了墙，我和弟弟又砍了一点木头，恢复了两间房，满足了一家五口的需要。这样的房子，一直住到了1949年解放。然后，两间房子，再扩建。解放后，三兄弟和一个妹妹都成了国家干部，条件好了，又建了“四缝三间”（四墙三房）和一个偏房。1949年8月3日，我们三兄一妹，参加了益阳“八三迎解放”活动，随后又参加益阳军区工训班学习一个月。主讲人是军区宣传部科长张鳞珍，后来当了益阳市委书记。我们听他讲课。从班上回来后，借粮借草，支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

老人的语速慢。大概是等待我的记录的笔触能够跟得上。我在本子上划划写写。随着语速的节奏，我明白，可能到此会戛然而止。果然，讲述停了下来。那些回忆，是他一个人的，也是一个时代的。没有自主性，只有整体性。往事距我们咫尺之遥。故乡的昨天是一部水与火肆虐难书的历史。湖湘从不缺豪拓之士。我问老人，周立波时在何处？“我家被烧毁时，风翔（周立波小名）在延安。”周老说。周立波比他大20岁。在他的眼里，那时候的凤翔，既是大哥哥，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画面犹在眼前。故事闪回，大致的脉络（主题）是：家园——毁灭——重建。资江之岸，洞庭之畔，志溪河边，浓烈乡愁在老人心里漫溢。益阳方言难懂，有的地方，我听不太清，停下笔，以眼神追问。卜雪斌就来一个“翻译”，说得对的，周萼梅点头肯定；说得不对的地方，周萼梅马上纠正：你别这样说。老人的童年苦难，解放后的青年时代讲得不多。但老人头脑清晰，少年事，如是昨天。

已过午时，我不好意思继续叨扰，何况老人97高龄了，有些疲累，靠着沙发，望着我：“今天就讲这些吧。”回忆需要脑力旋转。卜雪斌会意，与老人寒暄。周老跟他熟悉，站起身，握着他的手。两人又说起了益阳话，语速快，时不时有笑声，与刚刚严肃的讲述完全不同。突然又似想起了什么，拉着卜雪斌的手、招呼我，进入他的卧室。老人的卧室兼作书房。有两个装得紧实、高过人头的书柜，和一个低矮的也是装着满满摞摞书籍的书架子，将一个不大的卧室，挤得满满当当。单人床铺，干净整洁，放着棉被。老人蹲下，从床底下，拉出一个不大的纸箱，打开，里面装有各种杂志样刊、印刷资料、报纸，他从中找出一本刊物送给卜雪斌，又找出一本2008年8月“清溪诗社”编选的诗集《清溪集》送我，是诗社成员写的诗作，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和现代诗。我见上面他用钢笔写有“此本自留”、扉页写有“立波简历”，封底页有“立波铜像”的构思时间和铜铸时间等内容。确实是一个孤本、有周萼梅老人手迹。虽然小册子是自印的薄薄一本。老人说，里面的诗，他基本都记得的，不用担心。可我心里仍想着，这个“孤本”对于老人来说，恐怕很是珍贵。待我阅后，一定要交还与他，或交还给周益军，请他转还老人。

老人指着卜雪斌，对我说：他也是周家人呐。他母亲，姓周，周氏家族人。当年嫁到了清溪村……那些年，他也经常与卜雪斌，聊说周立波的故事。今天是第一次，跟一个外地作家，聊说自己的家所经历的苦难。连卜雪斌都感到新奇，感到惊讶。

少年周立波会做各种农活：插秧、割禾、晒谷、扯田塍、拾茶子、牧牛、砍柴，他都做得惯，村里人说他“不像个读书伢子”。一次，他与同学一起看牛，把牛洗得千干净净，又跑很远地方，割来嫩草给牛吃。他给牛搔痒，骑在牛背上玩耍。他说，这匹牛，我要把它喂壮，多犁几亩地。同学问他，你读书，还要犁田？他说，读书有味，做田有味。竹山湾村农户卢国荣，孩子的眼睛生了白翳疔，无钱医治，如不及时治疗，轻则影响视力，重则失明。当了国家干部的周立波亲自上门，不仅送上一笔医药费，还托人将孩子送到条件好的医院。他关心孤寡老人，经济上予其帮助，从未间断。周立波在迎风桥村时，有个队干部占用了村里一口大缸，与自己的放在一起，很是巧妙。怎么个巧妙？他来了兴趣，要人带他去看。原来，那口大缸是套在小缸外面，大部分深埋地下：粗看，好像是一口缸；细看，才发现端倪。他不批评，哈哈大笑，队干部羞臊难当，归还了大缸。周立波还将这个事情写进了小说。